新领域、新视角与新诠释

二、新领域、新视角与新诠释

《新史学》的文章究竟“新”在何处？大体言之，直接的新出史料并不多，但因新领域和新课题而导致的新眼光，却挖掘出相当数量的过去视而不见的新材料。而对既存史料的新诠释则尤为明显。全面的评述非本文所能为，在所有七卷的论文、研究讨论和书评中，有三类文章似更为醒目，即关于史学新取向与新方法、新社会史（特别是妇女/性别史和疾病/医疗史）以及在思想史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新视角和新诠释（这尤其对中国大陆有针对性，因为传统概念的思想史在西方无疑已式微，在台湾地区也明显衰落，而在中国大陆则不过是近十余年才“兴盛”起来，且是近年史学研究的明显强项），以下即选择这三方面做些具体的探讨。

或者是因为前述台湾史学界对“新史学”这一名号的敏感，该刊从创办之初就对史学的新与旧有特殊的关怀，在第1卷中即分别以书评和研究讨论的形式两次对那时刚出版两三年的辛楣尔法（Gertude Himmelfarb）之《新史学与旧史学》[7]做出因应。两年后杜正胜先生写出旨在开新的《什么是新社会史》（3卷4期）一文，仍然一开始就不得不以讨论“新”与“旧”并非对立来为“新史学”正名，其部分考虑或即试图平息“一些人”的不满之气。这是一个颇有吊诡意味的现象：尽管近代以来趋新的大趋势对我们学术发展影响甚巨，一旦真要进行具体的开新时，学术界本身仍呈现出相当大的阻力。

关于史学新取向与新方法的探讨，《新史学》大致走了一条从评介西方史学新趋向到自己“立言”之路，但从分量言则显然仍是以评介为主。该刊差不多每一期都有关于西方史学名著和新著（包括西方的中国研究著作）的书评，其中赖建诚先生对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多本著作做了颇具个人特色的系列评介。布罗代尔的著作近年已有数种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读者可以参照而得出自己的观感。特别值得中国大陆读者注意的则是对英国史家柏克（Peter Burke）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本论史著作的评介。[8]

剑桥大学的柏克治欧洲史颇有成就，也一向注意史学发展趋向。作为一个自身治史有成的学者，其对史学发展趋向与研究方法的概括性观察似乎比一般专门的史学评论者或史学史研究者更为深切。其《法国的史学革命》一书是他长期研究年鉴学派的总结，对该学派的渊源流变可以说既有了解之同情，又有客观的审视（他本人治学颇类年鉴学派，但终是一个圈外的英国人）；与同类书相比，其品味和深入程度都更上一层楼。

柏克于1980年曾出版一本《社会学与历史》（Sociology and History，London，1980），到20世纪90年代初又增订改写成为《历史与社会理论》，从近代到最近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史学的相互关联入手，探讨理论、模式、方法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并具体论及比较研究、模式的采用、计量方法及微观研究这四种研究取径，复以欧洲史研究的实际例证讨论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功能、结构、文化等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之得失。

上述二书为柏克独著，他同时又主编有《历史写作的新眼光》一书，是由十位欧美史学界的高手各自就其擅长的领域对“新史学”的含义、新的程度、持久性及其与既存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总结并做出展望，诚为了解西方史学最新动态的佳作。书中论及的各史学领域本身就极有新意，有些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histories of reading，image and body）等，在西方已如日中天，而在中国大陆几乎未见人触及，颇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其中之一的“微观史”（micro history），目前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仍在上升，而中国大陆学界的注意显然极为不足。该刊对目前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评者译京士堡）自论其史学取向和方法的新著也做了评介。[9]评者王汎森先生将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方法总结为“浓密阅读”（thick reading），意谓对有限的文献做极为集中、精微的阅读以进入昔人的世界。这一取径与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学者有一致之处，即更重视“人”本身（特别是过去重视得不够的下层小人物），有意无意间都有矫正年鉴学派过去重不变的大结构而轻视“人”的倾向。

《新史学》的一个长处是与国际史学研究真正“接轨”，该刊不仅注意评介西方史学，且差不多每一卷都有一篇外国学者撰写讨论欧美及日本史学研究（主要是其中国研究）的文章：第1卷沟口雄三、第2卷孔复礼（Philip A.Kuhn）和罗溥洛（Paul Ropp）、第3卷夏伯嘉（华裔，治欧洲史）、第5卷沙培德（Peter Zarrow）、第6卷包弼德（Peter K.Bol）。这些外国学者论外国研究的文章，比中国学者的评述可能更容易“会意”，自有其长处。其中沟口雄三的《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反思，的确可以称得上言简意赅。

3卷4期杜正胜先生的《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或者可以代表《新史学》从评介西方史学新趋向到自己“立言”的转折。杜氏坦承其所言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强调“这是中国的新史学……是我个人多年来治史的反省与感想”。有意思的是，同在1986年，在台北的杜先生与在北京的宋德金先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过去的史学研究重骨骼而少血肉”的相似反省，而大陆与台湾地区似乎也都朝着社会史的方向寻求解决。几年后，思考日趋成熟的杜先生乃正式提出“新社会史”这一方向，既要“吸取以前历史研究的成果”，复以人群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方面“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以做整体的探讨。具体言之就是“利用过去的类书、笔记小说、古礼经说、札记，汇归于人民礼俗，以建立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礼俗、信仰与心态”。

杜先生对“新社会史”的“范畴与对象”及“整体与系联的研究法”等做了详细的界定和论证，最后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新著作说明新作风。”其实该刊先已有这方面论著，此后的几卷《新史学》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著作”，其中尤其以妇女/性别史、宗教史和疾病/医疗史为集中。以妇女/性别史为题的专号就有两种，宗教史则不仅有一期“宗教与社会专号”，还有6卷4期拟设而流产的“宗教史专号”，而疾病/医疗史虽仅有一期专号，在其他卷期中也有四篇论文可包括在这一领域中。[10]

从妇女/性别史的正式论文看，前六卷中有四篇妇女史论文，均与古代的婚姻相关。[11]虽然各文的立意已与传统妇女史颇有区别，不仅论列史实，而且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史方面的关怀，但选题的一致仍提示着新旧之间的脉承。但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就呈现出选题取向上一种根本的转折：该期所收四篇论文，竟无一涉及婚姻，而分别为李建民的《“妇人媚道”考——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刘增贵的《汉代妇女的名字》、林富士的《六朝时期民间社会所祀“女性人鬼”初探》和游鉴明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这些题目中虽然仍有“考”或“初探”一类过去史学论著常见的用语，但各文所关注的主题则基本焕然一新，与“旧”史学几乎一刀两断，已走在大不相同的路径之上。

妇女/性别史这一滴水珠的今昔差异，实折射出《新史学》创办七年间台湾地区史学变迁之一斑。可以想见，因这一题材和眼光的转移，大量过去不被注视的史料已经呼之欲出。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确实体现了该刊“开放、前瞻与尝试”的宗旨。还有一点值得一说：这些论文的选题可见明显的西方影响，但与现今一些在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女/性别研究倾向性太强不同（且不说西方，陈东原几十年前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就颇有偏见），这几篇文章大体均能守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学戒律，这在今日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了。

当然，我们的女/性史研究与西方相比，还处在起步的阶段。该刊的两期专号都注意介绍了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与著作。其中祝平一先生介绍的一本性史新著甚有启发性。[12]作者雷奎尔（Thomas Laqeur）指出：以生理上的性（sexes）来截然划分男女两性的性别（genders），并以此为基础从文化上和社会分工上来认识、解释及处置男女的异同，在西方也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开始，而其完全确立则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尚不足百年。

从希腊时代开始直到19世纪，西方人长期认为男女在生理意义的性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即雷奎尔所谓“一性模式”（one-sex model）；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解剖学不仅未修正这一看法，而且强化了既存观念。直到19世纪，随着解剖病理学的发展，女性生殖器官才逐渐获得今日视为常识的独立认同，而男女天生便是两性的“两性模式”（twosex model）才慢慢得以确立。这里的一个重要提示在于，科学并不一定（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文艺复兴时代与19世纪的解剖学者看见的是同样的（不必是同一的）女性生殖器官，但前者却以先入之见来解释其所观察到的事物，而既存的“不科学的”观念复因实际的“科学证据”而得到加强。

祝先生注意到，明末耶稣会士和晚清许多新教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近代”生理学观念，正包括这“一性模式”。近年许多学者爱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发”特点，其下意识中显然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已经“早期现代化”的定量来看待。实则近代西方本身也是一个处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变量。特别是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商人为辅），大部分是西方人中并不怎么“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他们中有的是在到中国后才开始“现代化”，有的更是从中国文化里汲取更“现代化”的成分。[13]这些人带来的观念，有些或反不如中国常规观念那么“现代化”。在华的西人普遍（当然程度很不相同）持有的西方中世纪的“尚武”观念就是一例，“一性模式”亦然。这样看来，我们研究近代外在影响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恐怕不得不同时注意考察近代西方进行中的现代化这一变量。

雷奎尔的研究也提示了一些值得具体考察的问题，例如，在华教会学校（特别是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是否也存在“一性模式”向“两性模式”转化这样一个过程呢？如果存在的话，前者是何时及怎样为后者所取代呢？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对这类问题的系列考察恐怕不仅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而且可以增进对近代西方的理解，正是有识者大有可为之处。

同时，对人体器官或对“人”本身的认识过程，又是作为“新社会史”重要分支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象。1992年，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核心的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在台北组成“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该组的成果有不少都刊发在《新史学》之上。据杜正胜先生的总结，这一“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取向，迄今为止主要关注的问题大致有五类：对人的肉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通过医家与巫、道、儒的关系考察其族群和学术归类；与性、性别、孕育及养生等相关的家族中男女、夫妇和老幼的关系；医疗与中外文化交流；疾病医疗所反映的大众心态。[14]

这种新的疾病/医疗史最终以社会和文化为依归，但强调“有机而全面”的研究方法，注意与其他子学科的交叉与互动。如杜先生自己的《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2卷3期）一文，主要利用甲骨卜辞占问疾病所记的病名与先秦经典出现的人体器官，归纳出中国人对人的形体的认识有一由表及里的规则，并得出五脏系统在战国中期已完全形成的结论。的确，以“气”为核心的一些当时描述人的重要概念，其影响远超出生命科学的范围，在文学、艺术、哲学中都是今日所谓“关键词”，故气论实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一条基本线索。

可以看出，这样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完全也可列入思想史的范畴。同样的倾向也表现在宗教史的研究之中：“宗教与社会专号”中中国大陆学者葛兆光先生的《荷泽宗考》一文，其实是他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的一部分，说是思想史全无问题。同样，7卷3期康乐先生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一文，从源自印度的“僧尼不应礼白衣”的传统入手，细致探讨“不为不恭敬人说法”这一佛家戒律怎样在传入中国后，因“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而变形，逐渐对王、大臣甚至地主（非近年阶级划分之意）做出让步，揭示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宗教的渗透，完全可以视其为一篇思想史论文。

像这样一文可归入不同的多个子学科者在《新史学》中实不少见，有的文章跨越数种专门史，更有跨出史学范围者，正体现了史学研究跨越子学科这一新走向。不过，思想史作为一个子学科在今日西方正处没落，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国外找工作时，说治思想史即少有门路，倘改说治宗教史则机会会多很多，所以许多人宁愿选择“宗教史”这一认同；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宗教史仍属比较“偏”的专门史，很可能找工作时说治思想史还出路更广。有意思的是，中国大陆近年的思想史研究者多出自中文系，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如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思想史的研究者似乎主要集中在中文系（应该说明，该校历史研究所也有一个由陈启云教授主持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我某次承该校文学院邀请做有关胡适思想的演讲，便有同人理直气壮地问我：“你是做思想史的，怎么会在历史系？”这一有点喧宾夺主意味的疑问，最能反映今日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但也暗示了史学今后可能出现的认同危机。

的确，史学的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外史学的两大特征，在20世纪末时仍在日益增强之中。在此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族认同了。21世纪的人也许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而又什么都不是的治史倾向并形成一种认同模糊而包容广泛的“一般史学”？这些问题或者只有历史本身能够回答，但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处世纪替换之际的学人思索。

在《新史学》的思想史论文中，跨越子学科只是其新走向的一个重要表征，其余的特征还包括注重中下层人物和非正统非主流群体的思想观念、从直接思想著述之外的层面考察思想演变以及通过仔细阅读原典而得出新的诠释等。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层面，恐怕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认知。这些当然都不止涉及思想史，但在该刊的思想史文章中表现得更明显。

5卷2期黄进兴先生的《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是一篇近六万字的长文，通过解读孔庙从祀制的形成与演变，考察分析了一千多年间中国政统与道统（或政治与思想学术两大势力）的交接与相互作用。从祀于孔庙是儒生的最高荣誉，是历代许多大儒及其传人的终极奋斗目标之一。儒生一方总希望通过道统意识来左右孔庙的从祀，但从祀与否虽然要经过廷议，最后的裁决权仍在历代皇帝手里，且皇室有时也有意识地利用从祀者的进退来引导和约束士人，故最足以反映士权与皇权的微妙互动关系。由于孔庙从祀群体实即官方认可的儒学传承系谱，其发展演化的进程不啻一部官修儒学史。而历代选择从祀人物的标准也不时在改变：时而重“传经之儒”（即对儒学能传承就是贡献），时而又重“传道之儒”（即儒者自己要对“道”有所贡献，主要指学理上但也曾包括修身上的贡献）。选择标准的转移正反映出不同时代儒家思想的变迁。另外，因某些儒者正统地位的确立而影响到学校教育所用的书籍及科考的内容，孔庙从祀制与科举制也始终关联，直接影响到士人的社会变动。

这一制度的确如黄先生所说，“包含了丰富多变的学术讯息”。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甚而政治史上的一些既存诠释，可因此而得到印证，而一些因思想观念的歧异而久争不决的问题，也可借此得到新的认识。通过考察某一特定制度的长程演化来治思想史及学术史，在中国大陆似尚不多见，黄先生此文应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按：此文是黄氏关于孔庙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其余各篇同样分量甚重，均收入其《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一书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6卷4期王汎森先生的《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一文，仅一万三千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思想界一个一向被看作“妄人”的小人物丰坊，但却通过他狂妄变幻的作为及其所伪作的石经《大学》引起的广泛关注和长期争议，揭示了当时人在好古的世风影响下以为作伪而能似古乱真也甚高明的心态；反映出在一个保守的时代，具有创新性的见解乃不得不借造伪的方式来表述，且必须做到出新而又不突兀。但这一伪作的石经《大学》之所以能迅速广泛流传并引起一些一流大儒的关注，实因为它触及并回应了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而又几乎没有历史材料可做最后论断的核心问题——朱学与王学关于《大学》文本之争。丰氏主要反朱，也兼反王，但许多王学传人则明确标榜此石经《大学》，不惜联结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王先生通过对因此而起的思想争论和不同学人对此石经《大学》的发挥之分析，提出晚明的道学中有一股在程朱/陆王阵营之外（即对双方都反对）的力量，同时也存在一种反对王学禅学化并试图修正王学的思想动向。

依我外行的浅见，本文不仅凸显了一些长期不为人所重视的晚明心态和思想，且在这两方面对明清两代思想学术的衔接都有所启示。从根本上言，作伪与辨伪其实都在大致相近的时代环境之中，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晚明的复古思想倾向有关[15]，王先生借对伪作石经《大学》的考察揭示出的时人心态，从另一角度以实证提示了两者间的联系。同时，对晚明程朱/陆王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及修正王学的思想动向的进一步研究，必然会从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增进我们对清代学术与思想的了解。一篇小文而能有如许新见，此文颇足供身处“万字文”限制之下的中国大陆学者参考。

在基本仍以精英人物的著述为主要依据的思想史研究中，5卷1期陈弱水先生的《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一文通过仔细阅读原典而提出了一些有力的新诠释。针对过去对中唐儒家的研究偏重韩愈及其学生李翱的现象，陈氏选取声望和代表性均足与韩愈比肩、而其著述存留较多故文献足征的柳宗元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儒、佛、道三家的关系为突破口，借对中唐儒学中非韩、李的一些面相的说明，对宋学形成的原始因缘提出新的解释。他的结论是：完全排斥佛、老的韩、李的观念在中唐只为少数人所了解和接受，反是柳宗元那种强调儒家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关怀、而将内心世界基本留给佛、道二家的观念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故中唐儒家复兴虽有一些创造新儒学的尝试，却主要是旧儒家的复振。新旧儒学并存的现象曾长期延续，到北宋神宗时新的力量越来越大，再到南宋末则形成一个内外兼理的儒家新体系。

《新史学》所刊文章的新视角当然并不限于思想史，6卷3期刘铮云先生的《金钱会与白布会——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一文就将眼光移到咸丰年间浙江南部历时不长的民间小会党金钱会（及其对立的以“白布会”著称的团练）之上。金钱会的史料为中国大陆学者所发掘整理，但中国大陆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中均注意其“农民起义”及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关联方面。刘先生的视角则全然不同，他考察的是会党在地方政治上实际和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注重会党与地方士绅、地方士绅与官府以及士绅与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过去在地方政治运作的研究中所侧重的不是官与绅的对立就是两者的合作，然该文发现，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后的地方政治运作中，更常见的是官府、绅士与“盗匪”的相互作用；会党不仅是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组织，它有时也反映部分士绅的利益，或至少常被在士绅权力争夺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所借重，并以士绅所办的团练这一形式来包容之。刘氏特别针对西方学者极为关注且向有争议的地方“绅权”问题，论证了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和活动余地均甚有限，实际上取决于地方行政官员的态度。故本文既开启了研究清代地方政治的一个新方向，且对我们一些摭拾西方皮毛而泛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学人，不啻敲响一记警钟。

邢义田先生的《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6卷2期）一文，利用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虽然从春秋中晚期到秦汉王朝的统一，中国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曾发生剧变，但即使在变局之中，也有不少相对不变或变化不显著的地方：在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呈现出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人们长期维持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虽迭经变乱而变更不大。究竟是变的一面还是不变的一面更能体现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的特色，这是个重大的史学问题。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也许因为近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邢先生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不变的一面绝不可小视。特别对中国大陆学者曾经极为重视、久讼不休的历史分期问题而言，有时多考察不变的各层面，可能会对历史分期产生相当不同的见解。

而5卷4期王健文先生的《历史解释的现实意义——以汉代人对秦政权兴亡的诠释与理解为例》则从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这一角度，考察了在实际政治层面基本继承秦制的汉代人，却在历史诠释的层面长期以秦经验为负面象征来论证汉政权的正当性，直到汉昭帝时记录在《盐铁论》中的那场政策大辩论，才由“御史大夫”一方对秦政做了相当程度的肯定这一进程。该文的立意与不少观点均甚佳，可惜论述稍散而行文枝蔓，读者有时不得不稍做披沙的功夫，以拣出闪光的金子。

可以看出，前瞻与开放的确是《新史学》的鲜明特色。对一个七年中发表78篇长论，67篇研究讨论及95篇书评的重要史学刊物来说，本文的简略探讨的确只能说是九牛一毛的一孔之见。据说该刊物在中国大陆的赠阅单位约有四十个之多（包括各主要的综合大学历史系），我们的历史学人不妨到图书馆去看看，也希望多向该刊投送有分量的文稿，在实践的层面真正增强大陆与台湾地区学术的对话与交流。如前所述，对大陆读者来说，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个长处。上述文章的一个共同之处，即所关怀的问题和切入点与西方史学研究有相通之处，故可与国际（实际基本为西方）学术研究进行某种“对话”。同时，《新史学》的摘要为多家西方权威索引所收，暂不能以西文写作的中国大陆作者，或可借该刊而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而对西方史学现状有兴趣而所处单位的新出西文书刊又收藏不多的中国大陆读者，也可通过该刊了解一些西方史学的发展。

原刊《学人》第14辑，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