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刊取向与栏目形式
《新史学》的《发刊词》称，“时代环境的转变将是刺激新史学诞生的最佳契机”，而该刊的发起正是有感于20世纪末世界秩序的变化和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并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深入社会有可能引起人类知识“革命性的改变”；这样，“在一个眼光、观念更新的时代里，人类对于过往的历史亦将重新反省、重新认识”。21世纪的史学家将“更自主、更客观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目的”。故该刊的自定位是“以前瞻、开放、尝试［的］态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刊物”；即眼光要前瞻，心胸要开放，而态度则是尝试的。
与过去标榜“新史学”的中外学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新史学》杂志明确其并“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是“要尝试各种方法（不论已用未用），拓展各种眼界（不论已识未识）”。具体言之，对20世纪中外史学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怎样处理多少有所冲突的“个人与群体”“方法与资料”及“分析与描述”这些从研究对象、研究进程到表达方式的种种面相，该刊都希望各方面的史学同道共同参与，在切磋与探索中“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以“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就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语境而言，《新史学》与《食货》杂志有间接的承继关系。早年创刊于中国大陆的《食货》曾长期是台湾学术界主要的史学刊物（因《史语所集刊》和《近史所集刊》及各大学史学刊物基本不对外），1989年《食货》因故停刊，台湾史学界只剩《大陆杂志》一枝独秀，同人多有“刊物危机”之虑，而《新史学》出。但该刊与《食货》的取向又有所不同，《食货》最初自名为“中国社会史专攻”，后正式定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与今日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概念稍不同）。《新史学》则立意“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
该刊创办之初，台湾学界曾有误解，以为该刊是要“打倒”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旧史学”。其实就广义言之，以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取向为基准的“史语所史学”，也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支。《新史学》所要“新”的，是要“能揭发真理、启示人类、导引文明”，而不在观念与方法这些“形式”上做文章。正如吕端先生所说，“唯有不断探索新领域，寻找新课题，采撷新方法，参考新理论，解释新资料，那么建立起来的历史新构架和描绘出来的历史新面貌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3]。
《新史学》每期基本分论著、研究讨论和书评三部分，这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基本以论文为主的风格甚为不同，而与西方学刊每期论文少而书评多的特点相对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固定的“研究讨论”栏目，是一般西方和中国大陆史学刊物所无的。该刊与中国大陆多数学术刊物还有一大不同，即对研究文章的字数限制定为不超过三万字（实际也偶有超过者）。这一点也与西方一般的文科学术刊物相近，但与中国大陆刊物多数将论文字数限制在万字以下则相去甚远。[4]
该刊“研究讨论”这一栏目的设置很值得注意，该栏文章一般在万字左右，既包括对某一特定题目研究现状和今后趋势的评述与预测（早期曾专设“学术动态”一栏，后似与此合并），也有对中西特定史学方法、取向及学派的检讨，还有对某一领域的新研究设想（如杜正胜的《什么是新社会史？》），或者某种新研究方式的提出（如许倬云的《试论网络》），甚而对整个史学的反思（如刘子健的《史学的方法、技术与危机》），有时也有对具体题目的初步探讨（如林富士的《“巫叩元弦”考释》，此类较接近中国大陆史学刊物不时刊载的“读史札记”，但其更注意对整体研究的启示，所见似更广远）。总之，一切读史所得已成一定规模而又非专题论文，且欲引起同人注意、思先得同道之批评商榷者，均可在此栏刊布。西方学刊也常不固定地发表此类文章，即所谓“研究札记”（research notes）。个人以为中国大陆学刊也可考虑增设类似栏目（起初是否为固定栏目可斟酌），让学人之间以及读者、作者、编者之间有一相互沟通的学术园地。
据说该刊在创刊之初，其书评部分所占篇幅原拟仿效西方刊物，后因稿源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实际约占全刊五分之一篇幅（这样的篇幅仍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史学刊物中书评的分量）。该刊特别希望在书评的品质上进行改革，主张务实而戒吹捧、戒空话，希望借此推动或引导学术的发展，并“建立客观理性的学术评论风气”，然似尚未完全做到。从所刊的书评看，对所评书籍内容的介绍比较详细，比较注重学术规范，评论部分基本限于学术范围，空话不多；与中国大陆学术刊物的书评相比，更能指出书籍不足的一面，相对较少吹捧的成分（中国大陆一些主要史学刊物近一两年的书评在此方面也有明显改进）。有些评介西方史学名著新著的书评，对与西方史学界的接触尚未常规化的中国大陆学人较有参考价值。
但该刊的书评质量尚不稳定，偶有诸如“我比较喜欢……”一类个人色彩较重的语句（学术书评以“客观”为宜，似乎是一约定俗成的惯例，但这是否就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或者也还可以商榷）。在评论——特别是评论中国大陆著作——时偶尔也过于“客气”。如某篇评论在说了不少研究方面的发展创造之后，又婉转指出该书其实更多是一本通俗性的作品，实不知前面所言的优点从何而自（坦率地说，个人以为“通俗作品”的评论似乎并不包括在《新史学》这类刊物的范围之中）。今后倘能在“评”的部分做到评者与原作者进行学术上的真正对话，或能更上层楼。
《新史学》有一批缴纳年费的固定常务社员（早期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和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为主，后各大学教师参与渐多，约占半数）[5]，但社员写稿约占四分之一，并不是同人刊物。该刊园地是开放的，作者面较宽，也包括中国大陆、欧美、日本等国家与地区。下表是一大致的统计：
表1
从表中可见，论文方面中国大陆作者不算少。以第2、5两卷的大陆作者最多，论文各有4篇，分别占该卷论文总数的五分之二。而第6、7卷论文已基本无大陆作者（仅第6卷研究讨论有一位大陆作者）。不知是与编辑的轮换有关，还是“专号”增多的原因（专号因要事先组织约稿，作者通常以台湾地区学者为主）；唯希望不是原有的“开放”宗旨受到世风影响而在无意中有所转移。据说近一两年大陆学者的投稿率较前为高，但有可能是因受刊物限制写惯了万字以下短文章所致，大陆稿件以空论性的短稿为主，结果是退稿率也高（台湾地区刊物均统计退稿率，作为评估的标准之一）。
如果对该刊所发表文章做一大致的分类：
表2[6]
则可见最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古代史所占比例甚大，而中国近现代史则嫌太少。这一点在论文中表现得最清楚，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比值大于4∶1。研究讨论部分因栏目的特定立意，有关史学方法和取向等的史学通论文章已接近古代史的数量，但近现代史仍与论文比例相类，仅占五分之一。本表未纳入的书评部分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所评书籍中古代史书籍约近70％，所占比例与论文所占比例相近；而体现西方史学新走向的著作与史学方法著作约可占到接近20％，其余不过稍多于10％。这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史学界的一个共相，即古代史的研究人员要比近现代史的多（但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对高于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或未必同意）。
同时，该刊这一趋势的形成大约与编辑人员自身的专业及来稿也都有关联（为了能够不断创新和进步，并防止沦为特定人物或学派之“专刊”，该刊大致每年由数位常务社员轮值担任执行编辑，且坚持每年全面更新编辑群，甚少重复），这再次体现了该刊以自然发展为主的随意性，却似乎不应是一个综合性史学刊物应有的现象。因为随意性有时也会产生不那么“随意”的后果：《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沦为”特定“学术社群”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刊”。若真要贯彻该刊眼光前瞻的立意，着眼于21世纪，则近现代史研究的数量显然要远远超过五分之一才符合一个综合史学刊物的尺度。
当然，今日办任何民间学术刊物，都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办刊者的初衷来进行，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界的大趋势所左右。除了纵向的古代与近代不能平衡外，从各子学科的横向分布看，该刊已经刊发的文章基本是以文化关怀为主的社会史，有关政治、外交、军事史等方面的文章甚少，偶有论及也多是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该刊则自命为“新社会史”）。结果，立意不特别标榜某种倾向的《新史学》很快就给人以有特定“倾向”的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刊的投稿者多受到“二战”后西方史学走向的影响，学人本身先有一定的“倾向性”，终“迫使”刊物自然而逐步地形成了特定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中，明显的文化史（其本身也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界定）研究也不多，这或者因为文化概念已被广泛地融入其他专门史研究中。同样，政治史的论文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进各种新兴专门史（如妇女史、性别史、疾病史等）及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在内的相对传统的非政治专门史之中。故从根本上言，这些被文化和权力意识浸染了的子学科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也还可以思考。
今后一个可能的趋向，也许是各专门史逐渐厌倦过分的“权力化”而将此类意识逐出其门墙，但因各专门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足以改变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产生一股修正政治史的愿望和努力，最终导致一种政治史的“复兴”或新政治史的出现。同样，文化史也可能要等到其从各专门史中游离出来之时，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新认同。
另外，军事史、外交史论文的几乎不存在虽然与西方前些年的大趋势相关，但反有可能更多是受内在因素的影响。不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较强，从20世纪初以来军事史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弱项，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史学论域的核心。大陆与台湾地区研究军事史者主要都在军界本身，他们与一般史学界的交往仍待加强，甚至其在研究中使用的“话语”和一般史学界都有一定的差别。同样，外交史也是我们的传统弱项，甚至外交本身，也是随着近代西潮入侵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故中国史学在外交史方面的积累本不厚。近年来，西方的军事史、外交史都因渗入强烈的文化与社会色彩而渐有复兴的趋势（军事史尤甚），将来或会逐渐影响我们的研究。但学术发展受学科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深远，因资料、学者兴趣、专门知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史和外交史恐怕还会持续“冷淡”相当长的时段。
与大陆学刊基本由编辑审稿决定取舍不同，《新史学》坚持严格的（编辑以外的）专家审稿制度，约请海内外同行专家审稿，去取则根据审稿意见而定（据说该刊的退稿率在30％左右）。这是西方通行的制度，因大部分学术刊物的编者都是由学人兼任，基本不像大陆这样每一刊物都有相当数量的专职编辑人员。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评审相对更客观（因专职编辑人员虽也各有专长，但因职业需要而必须具通识，有时对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不得不凭直觉和阅历做出抉择），且作者、编辑和审稿人可借此相互沟通，无形中还可起到培养学者的功效：该刊鼓励青年学者投稿，审查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可帮助作者改稿，而投稿者也就从中受到了从研究方法到论文撰写的一些实际训练。
总观该刊所发表文字，书评部分年轻作者最多，研究讨论次之，而专题论文最少。但也可明显看到一些在较早卷期中以书评开始其学术撰述之路的青年学人，到后来的卷期中已步入撰写正式研究论文的阶段。短短的七年中培养新学人的效能已初见成绩，令人欣慰。而该刊每卷编辑约四人，大致都包括不同年龄段的学人，在培养作者的同时也培养了青年研究人员的编辑能力，使编辑群本身出现年轻化的倾向，凸显了作者和编辑人员两方面人物上的“新”，与刊物的名称颇相吻合。
《新史学》的一个特色是尝试以“专号”的方式刊发同一专题的文稿，有意识地在学术领域方面开新。专号的方式近年西方学刊使用较前为多，一般选题多是比较“趋时”且易为人所注目者。而该刊的专号则出现更频繁，差不多每卷都有一期是专号。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的专号虽然多，在具体操作上仍比较审慎，有原则而不勉强凑数。据说也有规划设计好专号，但收到的论文不足以构成一期专号，结果取消专号名目者。如6卷4期的宗教史文章较集中，就是最初拟设一个“宗教史专号”，后来终因分量不足，又取消了专号名目。今日中国大陆对“学术规范”讨论得较为热烈，该刊这样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编辑人员办刊认真、能坚持学术的准则，应属非常讲究“规范”的了。
除3卷2期的“史学专号”的新旧象征相对不明显外，各专号大多属于新领域的开拓。如2卷4期的“中国妇女史专号”、3卷4期的“生活礼俗史专号”、5卷4期的“宗教与社会专号”、6卷1期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都是近年西方流行的热门新课题。故该刊不仅新在专号甚多，且多数专号都有明显的“趋时”意味，可谓得儒家精神的正宗（孟子曾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各专号中的文章未必每篇都高明，有时更有研究讨论和书评两部分超过论文部分者，这也提示着某些专号的领域在汉语作者圈内尚属新生事物。当然，细读各专号中的文章，可以肯定其中多数并非完全照搬近年（或前些年）西方流行的方法，而是较能注意将中国重史实考订的传统与西方重框架分析的新潮相结合；但其关怀则基本受西方史学影响，应无疑问。
这些开新的专号的确都是我们过去研究的薄弱方面，现在提倡应该说正当其时。不过，该刊主张拓展“不论已识未识”的各种眼界这一宗旨，在专号的设置方面似乎未能充分贯彻。我不知道中国传统史学和二十年以前的西方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否有足以构成某一专号的资格；但我可以肯定，许多以前所关注的面相和问题至今研究得仍很不够（虽然有时不免给人以功德圆满的假象）。也许仅仅为了贯彻“开放”的办刊宗旨，《新史学》的编辑同人是否也可考虑编出哪怕一期不那么“趋时”的专号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我所希望的）：在对各新兴领域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学者对一些因暂时被“遗忘”而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一些过去积累丰厚的研究领域的“复兴”。学术研究在特定时段里通常都有所偏重，唯在长时段里总以相对均衡的多元发展为最理想。同时，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也许是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在厚积基础上的出新，恐怕反更容易做到桐城派所说的“变而后大”，或者也接近西人所说的“文艺复兴”的本意。不知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开放而前瞻的思路，但很希望看到这样层次上的专号。
《新史学》不仅以专号的形式探索新领域，其大量的文章本身也更具体地体现了研究课题的新颖。许多文章在方法和诠释层面也都能凸显新意。对多数中国大陆读者来说，更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下面将要论及的文章内容方面这些能体现其“新”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