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历史诠释
陈寅恪在治史方面最著名的大概是他提出了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取向，他以为：“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一般读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结果是“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实际上，旧时立说之人，受其语境影响，更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未必能随意说话。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必具此“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5]
这也不完全是新见，宋人吕祖谦已提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东莱先生遗集》卷十九《杂说》）陆机《文赋》开篇即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钱锺书以为陆机所论“以己事印体他心，乃全《赋》眼目所在”。钱先生观察到，史家所记昔人言论，有些明显无出，也不可能有出处，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左传》中有些话不过是“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作史者不得不“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故“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6]
英国史家柯林武德后来也说，史家观物，不应仅观其表面，而是要深入进去洞察其内在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是在自己的心里以当时人的规范习俗和道德观念将此事批判地再思一遍。[7]所谓批判地再思，仍是力图减少研究者个人取舍的倾向性。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能像王阳明那样面对竹子而“格物致知”，更必须如陈寅恪所强调的，“证释古事者，不得不注意其时代限制”。[8]史学的一大特点即时间的隔离，由于时代环境以及立说者意图的不同，同样的词语所表达的意思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故鲁迅在20世纪初年提出，欲以今知古，必须“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9]。所谓“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就是既要时代相隔的今昔之人能心态相通，又要尽量排除诠释者个人及其时代无形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观察倾向，这样才易于和昔人“处于同一境界”。
本来后人读前人作品有一大优势，即具有“后见之明”，常可避免“当局者迷”的弊病。但这一优势须慎用之，否则便可能像崔述所见，“后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于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若能将古人置于其当时所在的语境中去理解，“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10]今日有人据后起的观念从白居易的诗中读出他是个“老流氓”的形象[11]，其实陈寅恪早就指出，“唐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12]。若以唐言唐，此正极寻常之事也。
为了做到不逾越昔人之“时代限制”，陈寅恪特别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13]。“不改原有之字”这一点尤应引起今日学者的重视，傅斯年在论证中国古代严格说“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时强调，“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而“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古代“方术论者”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当年的问题，也偶有问题是从中国话的特质上来的”；若“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他，不是割离，便是添加”，皆不能用。[14]以近代中国为例，当我们将“现代化”或类似的“历史任务”加诸近代人物并据此观察他们之时，可能已经疏离于当时“习见之义”所反映的“当年的问题”了。[15]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更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
陈先生所说的“旁采史实人情”也同样重要。这在中国还有更久远的传统，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略近于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法（详后）。唯以己意逆他人之志，实即以今人之心度昔人之腹，故在运用这一方法读史料时，特别要注意逆志不可凭空而逆。孟子自己提出的方法是“论世以知人”。他以为，要真正了解古人到可以交朋友的程度，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更要“知其人”，而“知人”的方式就是“论其世”（《孟子·万章下》）。我的理解，“论世”的范围可以宽到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可以窄到一事一书一言一语之前后左右。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史实考订，才能获得一个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
类似的取向西人其实也早就在提倡，从弗洛伊德到拉康，都十分注意由（可能是无意的）语言表述去深入分析人的意识与潜意识。西人近年更将前后左右读书方法发展为各种系统的理论，专讲文本（text，人与事也可视为文本）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16]沈曾植所说的前后左右之书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语境；语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钱锺书后来主张，“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这里所译的“终始”，即今日翻译西方文论中的所谓“语境”，大体即钱先生所说的“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17]。
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已知的前后左右之书只构成语境的一部分，约略相当于我们言说中的典故，多是现成的或稍加考察即可明了的。但要与昔人会通，只知此类典故是不够的。陈寅恪论《哀江南赋》的诠释说，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这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所谓“今典”，即“作者当日之时事”。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18]
换言之，要先考证出语境，而后据之以诠释文本。不仅“今典”需要重建，即使是语境的既存典故部分，很多时候也还有重建的需要。不过，由于时间的隔离，史学所研究的具体对象，不论文本、语境以及可用于重建语境的史料，始终是不完整的，甚至只是枝节片段。陈寅恪指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9]故“了解之同情”研究取向的前提，即承认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及其可据材料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仍要寻求“真了解”，不仅要“论世”以“知人”，更不能不“以意逆志”，像清人汪中论读书之“钩深致隐”所说，“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是中国读诗、读经以至读书的重要传统方法之一，朱熹便明言“此是教人读书之法”。尤其孟子所说的“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的“志”，是诗作者之所欲言，即朱子所谓“设辞之志”，也就是作者在特定时刻的心意所指。言为心声是蜀人扬雄的老话，但怎样因“言”及“心”却大有讲究。朱子诠释“以意逆志”说，“逆是前去追迎之意”，以意逆志就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也就是“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这样才能“自然相合”。[20]这里所说的“虚心”是其本意，约略即西人所谓“心灵开放”（open mind），而非今日谦逊之义。鲁迅以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21]所谓心中本有诗，拨辄立应，大约总要心态先相同或接近，然后可产生共鸣。合而言之，要做到“自然相合”，大约总要心中有诗，又虚心迎候，才易达此境。
杜甫曾叹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积极一端看去，千古后亦可知前人，终非不可为；然千古寸心，知音者难觅也可以想见。这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孟子（以及杜甫）所主张的取向背后隐伏着一个大判断：今昔之人的共性超过了其个性，或古今人之间可以有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鸣。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或今昔人的共性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个性？从今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每一个体或每一纵横“文化”之个性的重要恐怕不让于人类与今昔人的共性。故以今日之寸心而欲“知”千古之旧事，这个尺度是极难把握而又不能不把握的。
西人也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今人和理解古人的关系呈现着某种吊诡意味：一方面，我们基本能理解与我们相像的事物；另一方面，理解“他人”（the other）却必须抛弃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把“他人”确实当作“非我”来理解。[22]即使对同一文化系统内的今人来说，昔人实际已是“非我”，故今昔“中国”人实亦可说是属于不同的“文化”。在变动大的时段，有时候不过几十年，先后之人已少有真正“共同”的语言（近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段）。要像读外文一样，按照其特定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去解读昔人的言说。[23]
注重“今典”的“了解之同情”治史取向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获，但陈先生也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因此，主观上努力与昔人心态相通仍须落在实证之上，也欣赏《左传》的叶德辉认为：左氏兼尽文章、传记之能，“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24]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5]我们对古人既要有“了解之同情”，也要避免因“自作多情”而把前人“讲坏”。这就必须以实证方式“因事证明”，然后可“得其微旨”。
由此看来，研究历史比较稳妥的方法，也许还是在承认今昔有所不同的基础上，自设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昔人，通过人的共性，返其旧心，以意逆志，论世以知人，从前后左右去读书（人与事也是书），首先读出昔日的前后左右来，然后从昔日的前后左右读之，借共性以知其个性，才约略可接近昔人的心态，以再现昔人立说时的场合情景，特别是思想言说的语境，重建当时人思想的规范习俗，探索立说者当下的各种写作意图（包括写作的意图和写作时那一刻的意图），或有可能领会特定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心意所指，从而真正读懂昔人言论所蕴含的意思，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原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