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
假如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钱，它们是可以重新串起来的，因为钱币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远大于其个性；但若它们根本就是一地秋风扫下的落叶，离开了与树干相连的树枝，甚或被吹离了原来的树林，还能复原其本义么？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找到其原来的树，通过树枝确立落叶和树的关联。但更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觅得其原树的状态，或无法重建其与原树的关联。
于是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钱绳索之后，以现代的绳索重新串起来的钱币，是否还具有接近原状的意义？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原初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即使我们搜集起一堆落叶，我们怎样理解特定的一片树叶或一堆树叶？怎样把它或它们置入我们希望再现的历史场景之中？进而言之，即使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原就是一些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它们是否有某些时空的共性，经过整合可以表现出某种未必系统却具有关联性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意义究竟类似于树叶构成的拼图，还是新绳索串起来的旧钱币？这些恐怕都是见仁见智、仍存争议的问题。
非常可能的是，后人用树叶构成的拼图，更多不过反映出拼接者对树叶的认知。即使用新线绳串起了旧钱币，也很可能带有新线索的时代意识，反映出串钱者的后起立意。遑论那些原本确实散碎的零星史料。但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继续发展的进程，后人对往昔的重构，不论是否是复原或再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复原和再现，它们已然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许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着上游的源头活水；且不论后之整合是复原还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种再生。
引申而言，上述所谓断裂的碎片，也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细节。史贵能见其大，而不避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
《管子》言，“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管子·宙合》）。故廖平以为，治学当“先急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外。若专说细碎，必失宏纲，而小者亦不能通”[23]。在取向上或可先大后小，在态度上则应平等看待大与小。如张申府所说，以求真求实为目的者，“大至于仅约略可想象不可测度的全宇宙，小至于几万倍的显微镜下看清楚的微尘”，都要“一律看待”。[24]
一方面，大体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而后世经传乖离之后，学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的结果，却是“破坏形体”。另一方面，细节去则同异失而关系断。吕思勉指出，“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一些看似无可隶属的零星之事，若因修史者“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修通史者常“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25]重复除则同异失，史料之间本可显现的关系，也就切断了。
在实际研究中，有时一个细节即可导致根本的转变：“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26]盖“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27]。故“考据之家，一字为宝”[28]；“一瓦一甓，大匠不弃”[29]。
更重要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后人必仔细穷究，方“字字有着落”，而可见其整齐的排列。若心粗而不仔细穷究，即使在尊经时代，圣人言语也可能被人作“碎片化”的理解。故蒙文通要求学生“养成读书要细致的习惯”。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莫嫌其细小”，都必须搞清楚，因为它们“常常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30]
微末细节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从中可能看到与整体相关的重要的问题。具体之一法，或即如蒋梦麟所说，“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31]。傅斯年在讨论专史和全史的关系时强调，专史乃“全史上之一面”，做专史要记住“无以一面之故，忘却历史大轮廓上所示之意义”。[32]在此基础上，“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具体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33]
细节与整体，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朱子曾论《大学》说，“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34]。析之极其精，正为合之尽其大；若不能析之极其精，也就很难合之以尽其大了。故柳诒徵主张，“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35]。
陈寅恪就向来注重从细节看整体，又将细节置于整体之中。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在他眼里，任何“具体之一人一事”，都始终反映着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36]王国维治学，也是“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37]两人的治学取向，最能体现刘咸炘所谓史学当“似个别而实一贯”的通达见解。[38]
疏通知远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长期追寻的目标，而真能疏通知远者，又从不忽视具体的一人一事一物。《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最能概括这一精神。清代训诂学盛，学者知字字有用，一不可忽。考证学兴，草木虫鱼，皆可见道；也只有将其弄得清楚明白，方可见道。治学之趋向，于是大异。史学亦在此风气影响之下，细节之可贵进一步凸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重要的细节。但这一取向在当年就曾引起反弹，视为支离破碎，无关大体。入民国后，考据琐碎之批评，更不绝于耳。
早年也曾批评清儒的顾颉刚，后来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学理如此，学术史上的实际历程亦然：“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39]在此基础上，他深感“清人之学范围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实而不蹈虚”。且因清代考据“已遍及各个角落”，若“能集合同工，为之作系统之整理，组织其研究结果”，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40]
实际上，碎与通虽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却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钱穆指出，很多人以为“考据琐碎”，其实是自己“徘徊门户之外，茫不识其会通，而讥其碎”。盖碎是通的基础，“非碎无以立通”。[41]钱基博稍后申论说，“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否则就可能“以笼统为会通”。[42]这是对“非碎无以立通”的最好诠释，会通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而不是会通。
由于现存史料在本质上就是断裂而零散的，在每一“个别”之中，或不一定都能找到“共通性”；且每一细节与大局的关联程度，也可斟酌。但在一定的范围里，各细节之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碎片的积累和重复，就是展现异同的基础；史料之间的关系，常显现在异同之中。很多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从断裂的碎片中看到整体，也只能从残存的断片中了解整体。
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43]另外，如他在“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44]这样的“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历史想象力。如顾颉刚后来所说，“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45]。张尔田也认为：“历史事实，当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为之补全，其有缝可合者，固无问题；但终不免有破碎无从凑泊之处，即不能不用吾人经验判断所推得者，弥补完成。”[46]两人想法相近，都想要从断片复原整体（有意思的是，通常视为守旧的张尔田主张更理性的推理，而一般以为更“科学”的顾颉刚则敢明言“假想”）。
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叙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过于“系统”和“整齐”。更早提出此说的傅斯年也更有分寸，以为“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47]。作为一种始终从残余断片窥测全部结构的艺术，任何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观的分数”在里面。也只有一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48]盖历史现象本“是极复元（heterogeneous）的物事”，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则难免疏误。[49]
毕竟史学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学问，众多选项的平等（即不具排他性）存在，是治史者进行比较和做出选择的基础，也是读史者形成判断、决定取舍的基础。研究和叙述取向越“多元”，呈现出的史事越丰富，便越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既要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并力图将其峰回路转的原貌呈现出来；又要充分承认史料的有限性，愿意接受不那么系统整齐的历史作品。历史本是已逝的往昔，在这方面，文物界所谓“修旧如旧”的讲究，是可以借鉴的（唯所谓“旧”，也有当世原状和存留状态的区分）。若历史的丰富一面得到凸显，则其虽不那么“整齐”，可能还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