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手方”视角看既存近代中国研究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中国学者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因应两个方面——既要适应中国大陆本身的学术语境，也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临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近年中国大陆的研究虽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至少比台湾地区就所差尚远）。
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异的。例如，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例如，我们的高层次研究性刊物常常刊发“会议综述”，就是他处少见而我们独多的一种“特色”。这些综述固不能说全不高明，但很多都可以说是了无新意，不过是所谓“学术研讨会”的一项会后仪式。实际这类综述往往是初入道者甚至是研究生执笔，发表署名时再冠上一两位资深学者之名。其中所述，也多是罗列“有学者认为……”“又有学者认为……”等，很少见综述者自身的看法。正常情形下，此类文字应见于学术“通讯”一类刊物，不应占据高层次研究性刊物的版面。而在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且近年呈明显增多的倾向（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术研讨会是与名刊“合办”），这很值得办刊者反思。
另一项与西方学界不同的中国“特色”，便是高层次研究性刊物上发表的某一学术领域的整体研究综述，在西方多是本行“权威”或资深专家所为，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出自初学者之手。初入道的年轻人固然可能更有锐气也更能突破，然除个别“天才”外，其整体把握特别是分析动态和斟酌发展方向的能力或稍欠火候。“继往开来”通常是此类综述题中应有之义，却很难在我们的多数综述中看到。这一倾向近已相当严重，致使有的学校在学术评估时明确规定综述文章不算研究性“论文”，结果是真正能“继往开来”的高品位综述文章也被划入另类。
这类在近些年中形成的中外差异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总结评估。另一方面，一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多年前针对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反动，以及近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3]，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不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王国斌（R.Bin Wong）等人的研究[4]，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从“对手方”视角看，也与中国的学术语境稍异。
以“国家民族”（nation）为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特别英国）左派史家那样曾对历史诠释中“国家民族”与“阶级”之间的紧张进行较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也较少在具体层面处理“国家民族”在历史诠释中的地位问题。或可以说，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史学界基本未曾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那样深入探讨马克思未曾处理或“解决”的问题这一阶段[5]，缺乏这一反思经历的中国学情与西方相当不同。故“国家民族”观念在西方已渐被视为对历史研究的束缚，最典型的反映当然是前引杜赞奇的书；但在中国大陆，根本是以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者未必普遍，遑论控制性的束缚。[6]
又如柯文（Paul 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7]，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8]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那么乐观。尽管该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9]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皆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受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10]，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的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而已。[11]这大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12]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际上却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难以“沟通”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彼此之间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章太炎在清季时说，“世变亟，一国之学，或不足备教授，又旁采他方”。新异的“他方之学，易国视之，若奇伟然”。对此要避免“豪毛相似，引类附会”，更不能有意“颠倒比辑之”。而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为他方之学的新异奇伟所眩惑者，其本身又“自疏国故”。[13]
许多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14]，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15]将此与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为三大高潮，并以之为主线来认识近代中国（据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的取向做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形下，我不能说胡绳等提出“三大高潮”是主观上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本土因素（尽管在基本思路上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倾向），但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倾向。当然，这只是就倾向性而言，实则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唯这一视角的体现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个案研究。[16]
可以看出，“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至少体现出倾向的不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
不排除“三大高潮”的研究倾向无意中受到中共革命实践的潜在影响，因为中共长期实施了一种“以农村保卫城市”的战略，而在绝大部分中共实际控制的乡村区域里，帝国主义侵略（包括经济侵略）还是相对间接的，那里的“半封建”因素的确要强过“半殖民地”因素很多。因此，就诠释中共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外研究近代中国史者所共同侧重的一个面相）而言，“半封建”因素可能真有更直接的相关性。
若就更广义的中国近代史言，则“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因素显然同样重要。这里隐伏着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幅员辽阔”在中国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而西潮冲击更扩大了原本存在的区域差别。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在受到“三大高潮”说影响的具体研究中，乡村又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城市和沿海区域实际受到更多的关注。其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在“半封建”领域里探索“半殖民地”因素的奇特倾向。
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17]，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国的和外国的）。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提示着中国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即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所谓“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18]我想，要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这一或许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