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学术传统的中断与更新
本在《书目答问》“古史”类中的《山海经》竟然被许多民国学人视为异端这一现象充分提示出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不是全断），而传统中断后的一个常态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绝非有意识地制假）：过去常见的事物可能变为（实际是被认为）稀见，过去极平常的事（如阅读和使用《山海经》）反而成为带突破性的举动，而本来人皆可为之事也竟成为“思想解放”的对象了。《山海经》并非唯一受此“殊遇”者，前引反对读《山海经》的崔述在民国时就曾有相似的命运，这一在光绪初年其实可以说广为读书人所知的人物到民初竟然被从“百年埋没”中“重新发现”出来，成为新文化人从边缘改写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这里针对的不是新文化人对崔氏学术成就的重新评估，而是他们将崔述视为清代学统中的边缘人物这一点）。
其实崔述的学术命运并不像胡适等人当年所说的那样悲惨，他所著的《考信录》早就出现在当年学者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目答问》的经部之上[47]，他本人的姓名也包括在该书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的“汉宋兼采经学家”之中，后者尤其表明学界对崔述成就的充分认可。大概新文化人受严复将故书束诸高阁这一主张的影响太甚，根本不看张之洞这样落伍人士的书，所以才以为崔述一直不为人所知，需要他们来“重新发现”。胡适甚至以为是日本人于1903—1904年间标点刊印《崔东壁遗书》，“中国人方才渐渐知道有崔述这个人”。[48]
那正是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之时，他关于崔述“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崔著“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中国“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这个说法影响了许多当时和后来不看《书目答问》之人[49]；且其影响很快又扩展到国外，最早认识到《古史辨》之革命性学术意义的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Hummel）注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其实早就购存了刻于道光二年（1822）的《崔东壁遗书》，但他仍然接受了胡适的看法，认为崔述的著作被中国学人忽视达百年之久，“即使像梁启超那样目光锐利而深刻的学者也未曾注意及此”（在那时许多中国学人眼中梁启超恐不以此见长），直到1921年才被胡适“重新发现”。[50]
恒慕义这位年轻的异国汉学家（指撰文时）不知有《书目答问》当然不足为怪，尤其美国汉学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尚不足道；但胡适无意中创作的这一“迷思”（myth）并不仅仅“迷惑”了一位美国汉学家。约半个世纪后，施奈德（Laurence A.Schneider）撰写了一本颇具分量的《顾颉刚学传》，仍认为崔述是所有顾颉刚重新表彰的学者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none had been more obscure than Ts'ui Shu）。[51]法国汉学家桀溺（Tean-Pierre Dieny）几年前还说，崔述的《考信录》在“19世纪的多次重梓几乎无人注意，直到20世纪，那珂通世、胡适、顾颉刚在崔述身上发现‘科学的史学’的先驱，他才声名大著”[52]。今日不少学者也还在不同程度地重复胡适创作出的崔述被国人长期“埋没”的旧话。胡适当年以为，崔述“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53]。而他创作出的迷思竟然又“迷惑”了中西学界近80年，我们现在读胡适此语，究竟也不能不有些自感惭愧。
恒慕义将崔述的被“埋没”视作近代中国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之精神错乱的最佳例证”[54]，自属别有体会。他自己所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书的事实和胡适关于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发现”崔述的言说确实都提示着“忽视中国”的竟然是中国人自己，而外国人反不那么忽视中国，应能支持他的看法。在民初的中国，一些外国人提倡保存中国传统“美好”的一面，而中国人在尊西趋新的同时拼命反传统的确是当时的常见现象。[55]恒慕义之所见虽然是建立在迷思的基础之上，因而并非历史“真相”，倒也居然与当时中国真相的外部轮廓大致相符。
中国人自己“忽视中国”的现象，特别是胡适创作的迷思竟然能长期影响中国学界这一事实再次体现了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和国人历史记忆的无意识改变，这一过程大致就完成于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二十年间。《书目答问》从多数学者书架上消失（或被置于顶端、角落）最早不过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而胡适因“暴得大名”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最晚不过辛亥革命后十年；一部目录书的束诸高阁和一位学术领袖未经深入研究的言论可以对几代学人的历史记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56]
若将视线移向国外，则今日持后殖民主义观念的学者也许会从此事例看出恒慕义虽然在意识层面反对“忽视中国”并努力为中国新史学鼓吹，其潜意识里或不免仍存西方人见识高中国人一等的观念，所以很容易接受外国人又在帮助中国人矫正“忽视中国”这一“精神错乱”的迷思性言说。这样看或也不无所见，但也应注意中国学者胡适创作的迷思同样影响了几代外国学者，说明他们在意识和下意识层面其实也相当尊重中国人所立之言，视之为不易之论（若不够尊信便会去查书核对）；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解对他们实际上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从民初以来，中国学者常说什么“汉学的中心在外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符合事实，然而民初西方汉学的情形也未必像许多国人认知中那样了不得。早年的西方“汉学”从研究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到运用的方法都有明显的特点，与我们一般认知中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其实相当不同；民初的中国学人因为有强烈的“预流”心态，并欲与西方汉学争胜，自觉或不自觉地思其所思，所以看到差距而思赶超。若说到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除日本在一些小的领域或稍领先外，外国的研究总体上并不特别领先于中国人的研究（这个问题太大，我近有专文探讨）。《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几年前有一段概述“二战”前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话，值得全文引在这里：
在“二战”之前，西方并无有组织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一“行业”（profession）。与19世纪的情形一样，那时在欧美大学中讲授“中国研究”的约二三十位学者中，多数仍是退休的领事、外交官或传教士。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系或“东语”（Oriental Languages）系与圣经学者、阿拉伯学者以及古典近东专家一起任教。即使在少数几个有着长期中国学术传统的大学之中，也并无有组织的中国研究“中心”。只有巴黎，因其有着从18世纪的耶稣会士开始就未曾间断的学术大师持续存在，可以实实在在地称为西方的汉学（sinology）中心。在美国，只有哈佛大学是认真开展［汉学］活动的中心，那最早也只是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不过其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并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个人联系。没有任何西方大学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结构完善的中国研究专业的设置。在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题目的主要目的包括在为那些将赴远东任职者的现代语言教育之中。没有任何大学设有专门的中国历史讲座教授职位。[57]
这段话出自今日西方著名中国史家之口，虽或不免有自谦的成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崔瑞德教授指出，那时西方“任何希望成为［与中国有关的］职业学者的人会尽快奔赴中国，在那里找到好的老师对其进行培训”。也就是说，当中国学者慨叹汉学中心在外国时，西方学者却到中国寻找良师以接受训练。将此情形与胡适言说对西方学界的长期影响力合观，可以确证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学术见解在西方其实还是长期具有权威性的。[58]
那时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学界的发展相当关注，他们对中国学者的认识也常追随中国学界的转变而更易。吴宓于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访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印象如下：“彼乃一考据家，尤颇有美国人气习。殆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然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则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宓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59]吴宓在文化理想上与当时居中国学界主流的胡适一派人有很大的歧异，对其向来观感不佳，又先受到伯希和冷遇，所以他的看法或不免带有偏见。但如果西人到中国寻找的良师也是不读《书目答问》的一辈或一派，则其所受训练自然也反映出中国学界的时代气息，他们同样也不会去看《书目答问》一类的书，这大概也是其能长期接受胡适观念的一个原因吧。
再将视线转回中国，旧学术传统的中断同时意味着新学术传统的产生，第一代不看《书目答问》的学者引入了大量以前学者不看或不曾看的“新”论著，他们扬弃的固然不少，引进和发掘的也相当多。王汎森观察到：“民国史学上许多创新性的解释，大多是在过去传统文化笼罩下的人所不能察觉，或甚至是所不敢说的。”在过去，旧礼教纲常观念往往限制了历史解释的可能性，而新社会环境与新思潮带来的“思想解放”使新史家得以“碰触了许多前人忽略的面相，并揭露了一些先前不敢或不能揭露的部分”。[60]这一代学者给中国学统带来的新眼光、新取向和新方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视野和研究方式，至今仍影响甚至可以说制约着我们的学术研究。
新引入的西学对中国学术的冲击和促进并存，后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视。同样重要的是，恰在这些学者经常引为自豪的“新眼光”之下，过去许多正统学者不怎么看或视而不见的大量“异端”读物越来越多地走上学者的书架并占据显要的位置。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许仍存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乾嘉时代开其端的学术多元化倾向能够由潜流而变为主流，正拜民初思想解放带来的“新眼光”之赐，《山海经》的沉浮也就映照出了近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
[1]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274～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2]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年4期，已收入本书。
[3]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329～3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不少历代论及《山海经》的材料。
[4]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1、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史记·大宛列传》，3179页（标点稍有更动）。
[6]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5页。
[7]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依司马迁意，承认其为“先秦古书”（《文献通考》卷204）。
[8]均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2页。
[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238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标点本；朱熹：《题屈原〈天问〉后》，见《朱熹集》，第7册（卷82），425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本条材料承刘复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10]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5页。
[11]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释例》，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
[12]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5期。其实民初治考据有成的学人亦多承续此读类书的风习，唯不一定正面提倡之；同时民国许多趋新学者也多暗引清儒考据成就而不称，这倒不是故意剽窃，而是因趋新之势太盛，多称引清儒便有自居“学术不正确”（academic incorrect，此套用今日美国“政治正确”之义）的嫌疑。
[13]崔述：《崔东壁遗书·无闻集·与董公常书》，705页。
[14]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附录·先君教述读书法》，470页。
[15]崔述：《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110页。
[16]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4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7]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见袁珂：《山海经校注》，4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8]《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见《十三经注疏》，18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9]《张文襄公全集》（4），652、626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20]《张文襄公全集》（4），卷204，607页。
[21]遍读杂书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和专读集部书的钱氏父子（钱基博、钱锺书）都是这一风气的后期代表。不过这一风气似尚未充分影响到科举考试和相对“边远”（指学术距离）的乡村，在安徽绩溪的村庄里受学成长的胡适即不甚了解这一风气以及正统与异端的区别，他曾对鲁迅居然未能进学成为秀才颇感不解。近年更有以为鲁迅的“国学”水准还在多数同时代人之上的言说，大约也是与胡适一样的“村野”见识。当然，清季时正统与异端已相当混淆，一般认为最具正统意识的章太炎著有《管子余义》，郭沫若便发现其“好引图谶之说，甚可异”［《管子集校·叙录》，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可知当时传统学术已相当多元化，不过读杂书而得秀才仍极少见，而视之为“国学”正宗恐怕也还太超越于时代了。
[22]原文出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抄》，转引自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见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87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23]《朱子诸子语类》，卷138，7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四库本）。
[24]参见《刘申叔遗书》，195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就史学方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提出：后人对所不及见之事物，“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这正是后来的趋新疑古派与旧派正统学者相近之处，两者皆视其未见之古事物为不存在，所异者一以为“伪造”，而一以为“妄诞”也。
[25]参见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见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854、876页。
[26]《刘申叔遗书》，2178、1171～1177页，引文在1171页。
[27]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见《虚受堂文集》，卷六，49页，1932年葵园四种版。
[28]王国维：《古文新证》，见《古史新证》，52～5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29]其实不仅王国维，像陈寅恪、汤用彤等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赏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也是以传统派自居的。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35页。
[30]参见《蒙文通文集》，第1～3卷，成都，巴蜀书社，1987、1993、1995。
[31]两说皆引自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见《闻一多全集》（5），25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32]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4、81～94、102～115页。
[3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见《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1卷），35页。
[34]参见傅斯年遗稿《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85页，本段所述全本王先生文。
[35]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3～4页。
[36]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见《古史辨》（七下），3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下引各册同）。
[37]前引傅斯年明确置“俗”材料于“雅”材料之上的见解，也许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解悟，很可能还有些时代风气的外在影响。鲁迅回忆中对《山海经》图画和《二十四孝图》那黑白分明的爱憎，非常有助于理解时人那种“俗胜于雅”的心态。他说，本来从长辈那里得到《二十四孝图》也“使我高兴极了”，但在“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就从高兴走向“扫兴”。以他后面具体叙述其扫兴甚至“反感”的具体内容看，有些恐怕不是闰土的少年朋友可以思及的，多少带有新文化运动时代成年人的眼光，大概也出自他所谓“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那样一种“恶心”。参见鲁迅：《阿长和〈山海经〉》《二十四孝图》，见《鲁迅全集》（2），243～2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引文在253～254、251页。
[38]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737～738、739～7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39]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见《傅斯年全集》，第3册，225页。
[40]这个问题我拟另文专论，相关的论述可以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41]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载《斯文》2卷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10～11页。
[42]杨先生语参见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见《学林春秋》，275页。
[43]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
[44]徐炳昶（旭生）注意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治古史的人对传说资料仍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使用；其主要原因即受疑古风气影响，“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26～2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5]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载《斯文》2卷23～24期合刊，10～11页。
[46]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见《古史辨》（七下），381页。
[47]路新生已注意及此，他据此认为“《考信录》不仅在当时曾经流传，且具有较大影响”。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载《历史研究》1993年4期，75页。
[48]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见《崔东壁遗书》，952页。日本人使崔述之学得以传承的说法大约由刘师培开其端，不过刘只说崔书“不显”，远不如胡适说得那么绝对。关于崔述及其学术在中国学统中的命运我另有小文专考，此不赘述。
[49]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见《崔东壁遗书》，953页。
[50]Arthur W.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见《古史辨》（二），442页。
[51]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93.
[52]桀溺：《崔述的立志岁月》，见《法国汉学》，第1辑，13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不知这里是否有误译，因为一部“几乎无人注意”的书何以会“多次重梓”，稍令人费解。如果没有误译，这当然又是一个受胡适影响的汉学家。
[53]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见《崔东壁遗书》，953页。
[54]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见《古史辨》（二），442页。
[55]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5页。
[56]这当然主要是受胡适等人影响的趋新主流学界的情形，姜亮夫在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第一堂课时老师林山腴（思进）就吩咐每人买一部《书目答问》，林先生以为这是为学生治学“指路”（参见姜亮夫：《忆成都高师》，见《学术集林》，卷二，271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学统未断很可能是从廖平到蒙文通、吕子方这些四川学者更加看重《山海经》而不以为不妥的一个潜在原因。同时，《书目答问》以前是作为“门径书”而非工具书的，前者要认真读，后者仅是“备查”而已。许多民国新派学者其实也还不时提到《书目答问》，但此书对他们而言已是备查之工具书，只是有的放矢地核查特定内容而非通读，他们对书中的崔述能够视而不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57]Denis Twitchett，The Historian，His Readers，and the Passage of Time，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1997，pp.3-4.
[58]当然，“二战”后情形已开始改变，与区域研究兴起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力发展中国研究，其中历史研究到今日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至少绝不落后于中国。今日西方中国史研究在资料建设的投入和学者利用资料的能力上与中国学人相比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美国人做博士论文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我们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更不能比），所以西方中国史研究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长于“理论”和分析，而是在资料占有上远胜过我们一般的学者；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急起直追，则中国史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很可能成为事实。
[59]《吴宓日记》，第5册（1930—1933年），1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0]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