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对《山海经》的不同认知
这样看来，民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一类书籍原不需特别的“思想解放”。既存研究一般似不认为光绪初年出现了多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突破，《山海经》等材料早已被纳入史籍要目并被学者广泛阅读提示着新文化运动对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还可进一步探讨。另外，从下文可以看到，民国前二三十年对《山海经》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用之于证史者新旧皆有，且绝非少数人，所以胡厚宣才感到他证明了《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能特别引起时人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引胡先生所述是晚年的回忆，有些内容不一定特别精确。《尧典》的确是顾颉刚疑为汉代作品的，而《山海经》就稍不同：影响胡先生的王国维本人在其“二重证据法”的示范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张“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故他认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8]王国维是一个在学术方面开新而在文化理想和人生观方面相当认同于传统（也可以说是守旧）的人[29]，他能使用这些书，应该与同光以来的晚清学风有关，很可能也与他同《书目答问》的实际作者缪荃孙的学术交往相关。
同样，《山海经》是一般不被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30]，这可能和清季蜀学的传统有关。蒙先生的老师廖平即对朱熹和吴任臣说过的《楚辞》与《山海经》的关系深有体会，他不仅主张“《楚辞》称述，全出《山海》、《诗》、《易》之博士学”（《治学大纲》）；且根本认为“因《楚辞》专引《山经》，而《山经》亦因之大显”（《经学四变记》）。[31]另一位四川史家吕子方不知是否读到廖平此见，但他显然同意廖平的说法，并有细致的考证。[32]蒙先生注意到，“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山海经》“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缺乏深入探讨。后来的古史学，也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片段地征引”。他主张从史学的角度对《山海经》“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考察”，将其“提到古史研究的适当的地位上”。[33]
从司马迁起，读书人对《山海经》的疑虑皆在其所述的“怪”“物”太离奇，故大多以其为谬悠难信，但是游学欧洲多年的民国新史家傅斯年则与王国维和蒙文通一样认为这一旧籍之中有许多宝贵的材料。与王、蒙不同的是，傅斯年更加有意识地提出古代非正统史料的价值，他强调，经过儒家“伦理化”的史料不能全信。譬如，以殷代历史而言，《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有不少错误，而《左传》《国语》的记载又过度伦理化，它们的史料价值都低于像《山海经》和《楚辞·天问》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34]
傅斯年的观念里隐含民国新史家的一个共识，即中国上古本非什么“黄金时代”。后者正是历代学者难以接受《山海经》的观念基础，凡欲证明该书可信可用者皆不能不就此给出一个能使人接受的解释，所以郝懿行才会得出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这样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诠释。但对于有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观为思想武器的近代学人来说，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明代朱长春注《管子》时即说：“《山经》简而穆，志怪于恒，上古之文也。”吕子方已注意及此，他进而主张：《山海经》中“后人所增添的是比较系统、完整，比较致密、文雅的东西。而书中那些比较粗陋艰懂和闳诞奇怪的东西，正是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记录，正是精华所在，并非后人窜入”。[35]
其实，在一些道光、咸丰年间及其后兴起的学问中，正统观念本来不甚强，如在以关注“西北”为表征的历史地理学内，《山海经》就不那么受轻视；而前述清季兴起的关于中国人种来源的考辨，实际已牵涉到今日所谓神话领域或传说领域，在这里《山海经》也早就被更认真地看待。这两个方面恰是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所关注和涉入者，他本人也最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所以顾先生的后继者杨宽于抗战初期作《中国上古史导论》，颇有集古史研究之大成的动机（成功与否又当别论），即将《山海经》用为最主要的材料之一；他自述其“论古史神话”之取向便是“多据诸子及《楚辞》、《山海经》诸书以为说”。这一做法得到杨师吕思勉的认可，并鼓励其“推而搜之于《神异经》、《博物志》等书，以穷其流变”（同样可以注意的是吕思勉也非一般认为很“新”的史家）。[36]
这样的治史倾向与前已大不相同，时代风气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37]不过，对《山海经》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仍不少见，且不少怀疑这些文献的人都持一种看似更“严格”的“科学”史学观。考虑到前述清代学风的演变，特别是多元化倾向的逐渐增强，这些看似更“科学”的史家在相当程度上恐怕受乾嘉正统观念的影响更深，甚至可能成为其僵化的余绪而不自觉。
究竟什么样的资料才应当或可以使用是20世纪史家长期争论的问题，民初对学术研究在“眼光”上的“突破”其实新旧俱有，即使在北大之内新旧人物的学术观念也有着明显的错位。傅斯年的北大同学毛子水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新派，他在1919年讨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时就说：“现在有些人用明堂比傅议会，根据《山海经》来讲学术史，说《太极图》是夏鼎上的东西——这等的论断，我觉得很不妥当。”可知身为新派的毛子水基本继承了过去读书人视《山海经》为不可信之“异端”的观念；他还把用《洪范》的材料作哲学史和用纬书的内容作孔子传视为“比引用三代鼎彝的款识来说三代的文字更不可靠”[38]，又可知他那时也倾向于章太炎的观点，对使用金文持怀疑态度。从这两点看，毛对当时史料观上的“新突破”多不能接受。
不过毛子水与章太炎不同的是他手中握有更强大的武器——“科学”，故可以明指使用金文和《山海经》是与“科学的精神”对立的。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能肯定《山海经》也借助的是同样的武器。他说：《山海经》和《楚辞·天问》这类材料以前都是死的，“如无殷墟文字的出土和海宁王［国维］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相关的材料“登时变活了”。[39]虽然这一头脑是否清楚的划分有明确的时间断限，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取决于新文化人特别强调的“科学方法”，大致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经过地下材料证明的纸上材料才可用之意。
可知当时“科学方法”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它既可用来突破过去的正统史料观念而开拓新范围，也可复兴乾嘉正统意识，进一步支持《山海经》等是“谬悠怪诞”的不经之书的观念。同时，这里也可见清代“汉宋之争”的复活，虽然在表述形式上已基本改头换面：许多倾向于义理的“旧派”都强烈抨击前清的乾嘉考据进入民国后反借“科学”而复兴，结果导致民国学术破碎支离，这正是道咸以降的“新宋学”攻击乾嘉“汉学”的口头禅；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多明显具有以民国之人反对“前清思想”的言外之意，所以他们在社会身份认同上其实又不“旧”而“新”。[40]
而“科学”派的学者立场也非常鲜明，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到1942年仍认为，因清儒的考据，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像《汲冢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他特别指出：“我们切不可以为王国维利用《山海经》证实了甲骨记载中殷先王亥，便认为《山海经》完全可靠。”与毛子水一样，他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41]
这正是与胡厚宣撰写《四方风名考证》差不多同时的言论，则前引胡先生的回忆虽有不精准处，其所述的学界反应却可以说大致符合实际。杨树达后来序胡先生文集，便指出当年王国维文出，“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42]。学界的两次“惊叹”说明，近年被学术史称述甚多的“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的实际影响恐怕没有我们认知中那么大。[43]在一般学人印象中，记载传说材料的《山海经》等书正是疑古倾向的对立面，也确实受其影响而使人不敢随便使用。[44]王国维虽然先已使用了《山海经》，但在疑古风气极盛的时代，似尚不足以祛除主张“科学”治史的疑古学者对《山海经》一类文献的疑惑。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胡先生此文因进一步以“地下材料”证明了旧文献的可用，对疑古风气打击较大，故能再次使人“惊叹”。
那时仍在怀疑《山海经》的韩亦琦认为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这门学问若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45]这也是稍早许多人的期望，但到韩氏写此文时，因出土史料的有限及使用困难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考古的期望降低。
大量使用《山海经》的杨宽就对考古出土史料的效果存疑，并从几乎完全相反的角度质疑王国维的研究。他说：“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曾将一甲骨文字“初释为‘夋’，谓即帝俊；即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夔’，谓与‘喾’音同，又与‘夋’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实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46]。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考古史料与传说史料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学者完全可以兼而用之（顾颉刚本人早年正提倡兼用，他特别强调新学术应注重实物、依靠实物；但其后来实际走在基本使用文籍而非实物的方向上，也可能影响到其追随者）。然当时人似乎多感到有为自己采用的方法正名同时又反对其他方法的必要，这大概与那时的世风相关，也可能与清代“汉宋之争”在民国以不同形式“复兴”相关，这方面的探讨只能俟诸另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