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与个性的存在
沃霍尔是第一个认识到数量的重要性的艺术家吗？数量总是重要的，海纳百川，积少成多。朝拜的藏民信众要在漫漫长路上磕不计其数的头，念珠在手中不断地拈动，转经筒在一只只手下不停地旋转，总是和数字有关系。云冈石窟里成千上万个小石佛，也显示了一种虔诚的心理。但是，宗教的数量和艺术不同，传统的艺术追求唯一，而非批量的复制。但是，什么时候数量开始在现代艺术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呢？一个坎贝尔汤罐头本身大约只是让人们注意到它的食用性，谈不上有趣和乏味，不会引起人们感情上任何的反应，除非一个饥饿的乞丐看到它。虽然，成百上千的坎贝尔汤罐头通过丝网印刷表现出来，似乎去除了艺术家的个性，但是，第一个把货架上的罐头排列在画面上和美术馆中的做法，却使得沃霍尔成为艺术的中心人物。数量的增加去除了商品的个性，也去除了艺术家表现的个性。但是，这个个性化的过程并不是到艺术家就停止了，而是延续到观赏作品的人，因为观赏的人感觉到了视觉的疲劳。
可以说，数量的借鉴也许来自商业，沃霍尔精明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复制罗列坎贝尔汤罐头、可口可乐、布里洛肥皂盒和汉兹番茄酱装置的数量，唯一的形象变成了被无限复制的类像，也显示出工业化生产和消费时代的特征。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们被众多的表面所吸引，而不再去顾及唯一曾经代表的意义。《十六个杰姬》，四个一排，一共四排，在拍卖会上卖出170万美元的高价。这张丝网画挂在富翁罗伯特·勒曼的豪宅里，勒曼夫人是不是很得意呢？
但是，数量的增加似乎也产生了视觉的单调，或许，这种单调也是观念的需要，批量的生产使得毫无个性的产品从流水线上产生出来，或许这也是沃霍尔把自己的“画室”称作“工厂”的寓意吧。这让我想起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的《迷墙》，我们的教育和无形的约束正在制造出这样一批批毫无个性的机械般的人才，就如同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土地》中那上万的陶土泥人。
1 沃霍尔 《200个坎贝尔汤罐头》 1962
葛姆雷 《土地》 1991
1 克里斯托 《阳伞》 1991
2-3 马克 《北极熊火柴头》 2003
本雅明曾经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环绕艺术的神圣光环在机械复制时代已然黯淡，两重物象意义的消失在所难免，一重是原作所具有的独特性，一重是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象的意义。原作独特性的消失带来的是艺术功能的反转，绘画不再是表现谋职那个事物的形象，而是呈现一个司空见惯的图像。作品物象的本质的消失是对象不再具有任何个性的性格特征，而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符号。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图像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的数字复制技术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广泛应用，正在方便地替代机械生产的技术，让物象的个性消失。这样，不仅消失的是艺术家的个性与存在，消失的还有被制造的对象的个性与存在，那么，这样做的理由何在呢？罗兰·巴特说过：“重复是一种文化的特征。”重复产生的意义和乐趣曾经被我在形式基础课上反复谈到，但是重复产生的单调与乏味，却也值得充满兴趣地去研究。数量在现代艺术中正在毫无节制地被使用，数量消除着高雅，使艺术走向通俗，但是，数量也可以创造伟大的景观——每一个相似或者相同的单元组成一个巨大的形象，例如克里斯托·贾瓦切夫（Christo Javacheff）的《阳伞》，成百上千的黄伞与蓝伞在美国和日本的田野上散布逶迤开来；而细小的则有大卫·马克（David Mach）的《北极熊火柴头》，用无数细小的火柴制作出奇异的形象。
这种方法也被中国的艺术家所掌握，表现出一种消解个性的玩世态度，例如岳敏君的《战斗》，出现在画面上的六个人物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流露出一模一样的大笑，甚至服装和色彩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动作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