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概念的特点
如果我们想明白为什么在今日科学中的每一次努力都以从认识上掌握这一现象为目的的话，那么可以说，使文化本身得以形成的这一文化的全过程必定先我们而存在。文化的概念也为了科学而构成自身，这既是人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为了自主和至高无上地位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价值强调重点转向文化现象自身的结果。
现在，我们试图努力说明在我们看来是现代文化〔2〕概念的基本决定因素的成分，特别是注意下述六种成分，其中有些已经被提及，它们在现代发展过程中都与那些比较古老的因素相结合：
1.个别文化领域的相互的相对化，价值强调重点借此全方位出现。
2.对文化现象的每一种历史表现形式的相对性与短暂性的意识。
3.对文化的基本渐进的特点的了解。
4.以教化的方式体验文化本身，教化的理想（Bildungsideal）。
5.对文化概念和自然概念的对立区分。
6.对文化现象的社会特征的意识。
我们已经提出了构成现代文化概念的前三种基本因素，它们在刚才描述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考虑。在这里，在较详细地讨论后三者前，我们只想补充几个评论，以概括前面进行过的论述。我们认定，现代文化概念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其独特的综合性只有通过个别文化领域相互的相对化才能产生。只要人们把一个领域——例如宗教领域——从其他领域中挑选出来，并且因此成功地声称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作为文化总体性本身的至高无上之物对于现代文化概念来说是必要的，那么，这种综合就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以前从来没有由某种问题复合体导致的、囊括一切的、可以以它们自身的方式把所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揽无余的综合概念。实际情况是，这种较早的综合是基于某个特定的个别文化领域而产生的，它然后便在某种程度上从文化中退出，甚至与这种文化形成对照。既然一个相关的方面确定其对应物的构成性意义，当代文化概念的普遍主义意义便不再能够被人们利用了。因此，例如，中世纪的人们也有一些表达方式，指出人们就精神能力而言能够获取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综合的概念），但是，这些表达方式产生自一种不同的问题复合体，因为这种复合体是宗教性的。例如，当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3〕谈及“工作”并且使它与神秘的专注相对立时，乍一看，他似乎已经达到了对所有可能存在的精神活动和其他活动的、与通过“文化”获得的理解相似的包罗万象的理解。但是，这种综合产生自一个与当代文化概念完全相反的问题复合体。在这里，人们显然把这一神秘的-宗教的关联从一系列的“文化表象”之中消除了；与这种宗教的关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仍然要从一个高度去理解事物的整体性，而正像就我们的文化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从这一高度出发，人们既无法把握这种整体性的内在分化，也非无法把握它的有机统一。只有推翻了宗教，对待“工作”的态度才可能出现，在这种态度中，所有以某种言说的方式变得类同的精神实在，都可以使自己一致起来，因而内在的兴趣再一次转向整体。
为了达致今日的文化概念，还需要另一种对相对物化，亦即对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的相对化。一个时代的稳定的、以先验的-本体论的方式思考思想，命中注定必然要承认它自己的文化环境是某种本体论的优先选择，而不是将它仅仅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形式来体验。这就使我们看到了第三个特点，即现代文化概念的渐进方面。我们将精神的宇宙想象为不仅是变化和流动的，而且以一个过程的形式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毋宁说，每一个历史现象都从在它以前和以后的历史现象出发来确保其明确的地位。时代是不可以互换的；一个人不能像在今天徘徊一样徘徊于过去；一个人不能像对待今日的权力一样对待过去的权力。为了与过去联系起来，各种态度、标准和概念的彻底转变都是必要的。显然，对于这种转变来说，这里必须预先存在对某个人自己的精神环境的相对化：只有以某种方式抛弃了自己的绝对根源的人，才能把他的自我置之身后，并且从移情的角度转向过去。
我们已经将存在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前三种决定性因素结合起来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和现在将要讨论的第四个因素，可以说是它们的结果。我们与所有各种精神力量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些力量恰巧构成了一种共同体的文化，而不是构成了各个时代，这些时代和它们那关于单纯存在的存在物的精神形成过程相关，而不是像我们常做的那样，和关于由不受拘束的意志（Kürwillen）创造的形成过程的精神形成过程相关。人们可以把这一差异陈述为教化-体验和早期经历〔4〕之间的某种对比，或者陈述为人们在社会中体验的文化和在共同体〔5〕中体验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对比。这些对立之中的每一种对立，都体现了存在于主体与各种精神形成过程的关系之中的根本区别。
可以说，只要人们不把文化当作文化来体验，文化创造便是在进行创造的主体背后产生的。这种主体对激励过程和自发性一无所知；他靠他那些形成过程和解释所具有的内容而生活——就像在一种次要的实在中、一种次要的自然中生活那样。各种意义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其附属状态如同对事物的一种包围，现象学所说的主体与它们的关系是本体论方面的关系。对比之下，下列事实表现了教化的经验所具有的特点：可以这么说，各种意义所具有的依附性使自身脱离了事物，它被人们当作进行创造的主体的产物来感受（康德的知识论代表了对这一态度的奇特的过分延伸，即把它应用到自然上去了）。现象学所说的主体具有的、对已经形成的存在物的感受性，把两种信号结合起来了。早期的指导状态是一种吸收，是使自己像自然界服从已经存在的存在物那样，服从这种存在物的各种影响（就像一个人可以让阳光影响他一样）。但是，这种服从受到了某种“事后的思考”、某种“事后的感受”——认为这种形成过程是一项“工作”、是已成形的事物、是创造，而不是存在、不是对另一种事物的表示，也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阻挠。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它被人们当作具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现成的东西，当作可被评价和辩护的东西、而不是当作仅仅被接受的东西来体验。就祈祷而言，人们被引向宗教，而不是被引向上帝；就思考而言，人们则被引向对知识的推进，而主要不是被引向结果；就绘画而言，人们被引向艺术，而不是被描绘的对象。作为文化的创造所具有的特点，是与其首要的存在一起被体验的。第二项指导状态的力量不断增加、抑制第一项指导状态，并且不断地取代它所具有的支配地位。可以说，只有在文化创造被作为文化创造来体验的地方、在对待它们的态度已经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自行转变的地方，才有可能从概念上把这个自为的领域区别出来，并且把它看成是一个很远的领域。当文化概念出现时，既定的文化经历已经消失了：作为存在的文化的有机成长已经停止。如果说人们在较早时期体验各种工作就像体验自然那样，那么如今，甚至包括在有机的、未经仔细考虑的增长之中的文化实在（语言、习俗等），也被人们像体验工作那样体验。当文化不再作为存在而存在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价值；当人们把有机的文化所具有的特点描绘成本身以价值为目的的时候，它就只不过是对过去的一种投射，尽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投射。
只有在文化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不再存在于存在领域之中的地方，这种东西才会变成一种价值。然后，人们才能因其价值而怀疑它并检验它（卢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推测的、可以运动的东西，它呼唤改革。
一旦价值强调重点从宗教移向文化整体性之上，这种转变就可能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或是人们按文化生活所致的创造的总体性看待某些事情，这种总体性确保自己拥有终极价值；或者人们将创造的价值固定在具有存在的某些事物、固定在人性之中——这些创造归根结底是为了这些东西、为了这种人性而存在的。人们根据各种创造所发挥的使人性变得崇高的作用来认可它们——这是一种在人道主义的理想中得到了经典性系统表述的观念。如果我们按照现代的意义去理解文化的概念，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一主观意义。
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对文化概念的特征的描述，与至关重要的相关的概念、与自然概念对照的话，这种描述就不完全。把文化当作非自然来表达的做法之所以变得真正具体和内在一致，只是因为人们把存在和意义、现实存在和价值当作互相分离的东西来体验了。在这里，追溯自然概念经历的所有变化与分化将会没有意义。不用说，我们在这里全然没有考虑将自然断定为有效潜能的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在这里，由某种像自然法学说的东西系统论述的文化概念，也只是相关的自然概念的某种先兆。在这种学说中，“自然”仍代表一种属性，该属性以同一形式使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受益；因而它是一种内在的评估概念。它在卢梭那里仍保留了这个特点，对于卢梭来说，它表达了一种对直接性、简朴性和善的状态的企盼。最后，与我们在此讨论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经验性对照相比，从本质上说是从方法论角度构成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差别，也不可能是次要的。
因此，与现代“文化”形成对照的自然、作为这种文化的相关物而存在的自然，是某种只是作为可能的意义的直接根据而存在的东西，它本身缺乏意义或价值。它将所有不属于文化物的特性集中起来。因此，自然是不能被精神渗透的，它对价值并不关心，它不受精神-历史的发展进程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文化概念的某种显著扩展。人对其历史构成过程知道得越多，他就越不可能理解出现在其内心世界或外在世界里的、像自然一样稳固的东西.
可以说，即使稳定上升的历史感也会迅速使周围环境里的每一事物多变起来，也就是说，它表明任何一种事物都不会永远与其本身完全相同、永远不变，任何一种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就像政治形式、艺术、宗教、科学的情况那样；相信人的本性永远相同的看法曾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正是这样一种观点，使诸如静态心理学之类的事情成为可能。但是，文化概念越被理解为本质上是历史的概念，人们就越用历史的方式看待事物，因而，历史主义也就成为考虑内心世界的一部分。显然，即使从表面上看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的欲望、各种生活形式和经验形式，实际上也和由各种工作组成的世界一样，完全属于同一个有意义的领域。文化概念在其扩展过程中包含的东西越来越多，作为剩余物留下的是最低限度的物质层次，是我们的本能生活和我们的感性。唯有这种层次现在被称作自然——但是，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由于它与意义相分离、由于它与历史无关的特点，而不是由于使用了评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