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文化社会学

纯粹文化社会学对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即研究各种纯粹的、处于先于任何一种历史具体化而存在的状态之中的文化形成过程，目的是为了确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些文化形成过程从根本上说能够成为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是由社会事物构成的。文化哲学也为自己提出了相似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通过文化现象本身、通过它的自制状态、通过从历史实在出发进行的抽象，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然而，正如人们在我们进行过前面的论述之后可能会期望的那样，它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所针对的是内在性，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存在于文化背后的共同体。就各种文化形成过程所具有的哲学方面而言，它们都把自己展现成了有效性的形成过程〔1〕，而且，与它们相关的人类生存除了使各种价值王国具有了现实性以外，并没有得到其他角色。只有通过某种不是内在的、而是社会-发生的态度，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些形成过程不仅自身存在，而且处于某种与诸个体的集体生存的功能性关系之中。而且，从这种观点出发也必定显而易见的是，各种文化形成过程——就其内容而言——的完成，都是由它们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曾经努力阐明作为一种关系的功能性、以及从属于它的结果所具有的显著特征，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指出各种文化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直接与个体的经验流和集体的经验流联系在一起的层次（因为除了这种关联以外，社会-发生的研究并没有其他关联）。但是，文化社会学并不试图解释哲学包含在其有效性范围之内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剩余物，或者以某种方式把这种剩余物还原为纯粹时间方面的东西，而且，它也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在开始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内部——人们在这里探究的是，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怎样决定可以在那里发现的、处于各种文化形成过程之中的具体文化形成过程——进行具体而又严格的历史分析之前，我们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提出下列基本问题：个人意识怎么可能从自身出发产生各种形成过程——这些形成过程在个人意识的单子封闭状态内部无论如何都没有保持封闭状态，而是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财产，而这个共同体的个体成员则不仅加入了存在于他们中间的某种联合体，而且还与他们以前和以后的世代联系起来——呢？历史性甚至可以依靠各种以社会为基础的文化形成过程而成为可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受从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影响的状态支配的领域，在何种程度上扩展到个人的生存之中？哪些意识行活动把文化断定为某种社会现象呢？在完善的人类意识内部，存在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各种（像比如说纯感觉这样的东西的）范围吗？使历史过程在个体的内心之中完全成为可能的，是哪些沟通和传播，是什么理解类型、移情类型、模仿类型和合作类型呢？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在这里给以解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问题复合体是文化-社会探究的一极，而与它相反的一极则可以认为是一组最具体的问题——在人们进行的社会-发生的探究中，这些问题针对某种具体的、具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充分的真实性的形成过程表现出来。这里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回到意识的构造性结构上去。反过来说，当人们探索人类意识在形成文化-社会-历史时所利用的各种活动的时候，他也会发现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对意识的决定。

这些理论探究都是由某种渴望激发出来的，这种渴望就是用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彻底弄清楚下列问题，即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以如此这般明确的方式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从根本上说，其他人和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离群索居的方式存在吗？我们的内心之中存在各种由于其本性而始终单独存在的领域吗？各种事物的历史-社会过程会使人类的命运发生某种变化吗？

历史主义已经使人的永恒感发生了动摇，并且使曾经一度稳定不变的世界意象开始出现变化——而根据这种意象来看，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造物都根据神的某种规划具有它自己的位置。我们的生命感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事物都可能是与众不同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通过历史、在受到无数原因决定的情况下，而碰巧成为它所形成的样子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人们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就各种“外部的形成过程”而言觉察到这种从历史角度受到决定的状况的；只有政治、艺术和科学似乎受历史变革的影响。后来，这种有关从历史角度受到决定的感觉也开始触及实质本身：我们的各种感受、我们的各种终极承诺，以及我们的各种鉴别力，似乎也已经生成了。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当作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根据的理由，也发生了动摇；受到抛弃的恰恰是我们的自我；好像我们都悬浮在我们的自我之上了。我们再一次以成千上万的借口恢复了意识。以往曾经驱使水手远航的同样的心境，现在却驱使历史学家决心到过去去漫游和移情。在纯粹文化社会学中，还存在放弃自我的第三条道路，即把社会性的自我和历史性的自我与实际的自我分离开来、纯粹通过我们的人性本身体验这种人性的道路。正像一开始出现的经验-历史方面的无家可归状态（这种状态在开始时曾经使我们在文化时空和历史时空中漫游）转变成了作为人的终极性无家可归状态那样，对社会意识的最严格的结构性分析，也沿着各种新的、具有实质内容的真知灼见的发展方向超越自身，因而进入了无家可归状态，直到我们最后达到了仍然有可能立足的终极性关节点——这种关节点是社会学方面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是某种不能再加以怀疑的东西。

我们的当代意识所具有的对各种形而上学内容的渴望，是不能通过恢复那些陈旧的信念内容而得到满足的。我们只能把前人留给我们的道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