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和语言在联结性知识中的作用
正像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从自然科学角度确定取向的方法论，把一种知识类型当作知识本身来加以实体化。这种方法论所具有的第二种基本偏见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即它因此便把一种概念类型——各种所谓的精确概念，根据它们的实质来看，它们起源于各种定义——当作唯一的概念类型来加以实体化。这种做法还与这种方法论所具有的另一种片面性相一致。正像它认为思维只能来源于概念层次，并且把人们所思考的东西从这种生存性关系之中抽象出来那样，它也仅仅在这些概念内在固有的语境中研究它们，拒绝认为这些概念同时也是某种从生存角度确定下来的总体性思维过程所具有的局部功能，拒绝认为只有当人们同时把这种从功能角度进行确定的过程考虑在内的时候，才会至少有一种概念类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能够得到理解。这种具有自然科学的普遍有效性特征的概念形成方式之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很可能是人们在某个永恒的概念层次创造的——根据这种概念层次来看，任何一个出现的概念都有它自己的地位，都会从其他成分除非使它那明确的意义和内容得到保证，都会通过它与这些其他概念的关系一劳永逸地得到定义〔12〕。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任何一种由断言确定下来的事物，对于有关它的每一种断言都应当是同一的；这样一来，这种概念就在两个方面都是普遍有效的：它可以有效地指涉属于同一种类的所有对象（比如说，“桌子”这个概念就适用于所有已经存在和将会存在的桌子），而且，对于所有那些将会说出它、并且因此总是通过“桌子”理解相同事物的主体来说，它也是有效的。人们不可能对所谓任何一种概念形成过程都天生就包含着这种倾向提出任何质疑；而且人们也不应当否认，通过运用所有各种概念对这样一种概念层次——根据这种层次，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到其他概念的定义——的创造，因此便可以形成一个客观的和独立自足的体系。这种体系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取得了最彻底的成功——在这里，所有各种概念都可以通过数的系统所具有的各种关系表达出来，而且，即使那些最初的具有拟人化色彩的概念（比如说，就像力这个概念那样）也受到了处于这个发展方向之中的重新塑造过程的决定。当然，这种把任何一种定性的具体说明都还原为定量说明的理想，只有在物理学之中才可能得到实现；但是，即使就其他那些不进行任何量化的科学而言，利用各种追求精确性的定义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也是沿着走向永恒的、超越联结性的概念体系发展的。
与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在概念形成过程中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它长期存在并且植根于一种不同的运动之中，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案。它取决于人们把包括最一般的概念在内的任何一种概念，当作某种名称来使用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们应当通过名称加以理解的东西，便是语词用来表示某种特殊事物的特性，而这种事物则通过与我们、与我们那具有特殊的联结性的共同体，发挥某种特殊的功能。人们通常都认为，一个从联结性角度进行认识的共同体变得越严密、越封闭，它的语言所具有的宗派色彩就越严重。这种共同体内部会形成独特的术语，而范围广泛的语言共同体的语词之所以对于这种术语来说变得比以前难以理解，不仅是因为范围比较狭隘的群体形成了它所特有的艺术术语，而且是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作为一个熟悉的一般概念而存在的同一个语音复合体，对于范围比较狭隘的共同体来说，却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从联结性的角度确定下来的意义，而只有那些参与了——人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语词突然作为一种称呼从其中出现的——经验模式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语词并没有记录某种一般的、与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事件的关系，而是只记录了这个必须求助于认识共同体的事件。这样一些最卓有成效的概念类型，都是在儿童、恋人和友人的言语之中出现的，表示亲情的术语或者经过变形的构词过程。但是，拥有这样一种从联结性角度确定下来的标记的，并不只是这些最引人注目的、有关口语类型的例子；在活生生的言语中，所有发挥作用的概念都可以获得这种进行个体化过程的能力。
活生生的言语所创造的奇迹就在于此：它总是把每一个语词都置于独特的语境之中，而且，它能够从语句所特有的总体性出发、甚至从——来源于语句的节奏和联想流的——沟通过程所具有的言外之意出发，对每一个语词都赋予个别的意义〔13〕。
与一篇具有乌托邦式的完美的科学论文——至少就其倾向而言——必须由一些得到完全严格地定义、因而也能够分别加以理解的概念性镶嵌物（一个独特的、超越联结性的、永恒的概念体系，可以为这种概念性镶嵌物提供建筑材料）组成不同，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言语可能是对语词的所有各种内在固有意义的完全收回，所以，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从某种意义麦浪所具有的总体性出发使它的意义得到保证，而这种意义脉络的现实基础则存在于连结起来的一组经验之中。
众所周知，当人们仅仅以书面形式解读那些特别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言语的时候，常常会显得无关紧要、没有多少重要意义，而当人们在集会——在这里，具有联结性经验性空间仍然存在，言语的功能可以说只表示共同经验——的时候，人们则把它们当作符合标准的东西来体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解读言语的时候，我们并不对它进行真正的理解，因为在事实出现之后，我们就不再能够充分洞察具有联结性经验共同体，并且不再能够适当地理解这些口语复合体就具体功能而言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关联了。我们几乎是完全通过我们所能够接近的语词的一般意义、而不是通过它们那与这种经验复合体的独特的关联，来理解这些语词，而这种经验复合体则是人们共同体验到的东西、是在讲演现场的所有听众之中持续回荡的东西。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已经揭示了如果人们仅仅关注这另一种意义类型，他们就肯定会忽略的某种东西：在这里存在的意义类型，是人们不能像处于一个由能够进行极端的抽象的概念层次组成的模型内部、根据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的类比来理解的意义类型，只有当人们重新把口语的意义和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言语，与这种意义和口语从其中产生、为之而存在的生存性所指对象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类型的终极意义本身才会显示出来。
因此，只有始终诉诸各种概念，方法论才能公正地对待具有联结性的学习过程——在这里，这种过程也作为某种一般性的生存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出现了，而概念成份所代表的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从这种生存性关系出发来看，那些从表面上看来不发生任何变化的语词，所具有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对这些功能加以考虑之所以是很重要的，完全是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功能的改变都会影响这些意义单元所具有的、客观的实质内容。当然，我们不可能追溯语词和生存性复合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各种功能关系。我们只想指出已经得到发展的差异，指出一个语词在发挥命名作用的过程中所展示的、与它在作为一般概念并处于由定义来描述其特征的状态之中的时候所展示的意义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只有当人们使一个语词的各种直觉性经验基础得到恢复的时候，他们对这个语词的前一种表示才具有意义，但是，他们对这个语词的后一种表示却至少具有某种与经验复合体和经验性学习过程相对分离的可能性；而且，这后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下列错觉，即认识过程本身、任何一种认识过程，都是在这种可分离性层次之上发生的，而且人们总是可以把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与生存性的潜流分离开来，并且把这种东西表达成独立的和进行自我说明的（verselbstaendigt）东西。
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仅仅就下列事实而言，弄清楚处于这种生存性维度之中的概念和思维过程所具有的、从功能角度来看根深蒂固的状态，即这些概念和思维过程不断从某种活生生的背景中提取它们那令人满意的实质内容（只有当人们根据它们来理解那些发挥命名作用的概念的时候，这些概念才始终具有意义）。我们还想强调它们具体体现的功能性关系所具有的、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另外一种独特的功能关系。思想不仅与先于它而存在并且处于它的起源之中的功能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同样与各种概念为之而产生的那些对象联系在一起：就它们的目的性而言，与其说它们都植根于生存之中，还不如说它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生存。符合传统的方法论习惯于使整个思维过程与作为某种没有生命的东西的生活互相制约。就这样的方法论人为地切断了概念所具有的功能性关联而言，这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生活——特别是处于联结性经验空间之中的生活——既没有为人们进行理论沉思创造各种概念，也没有为了能够植根于这些概念之中而创造这些概念，而毋宁说是为了利用它们并通过它们追求生活的目标才创造它们的。就生活的流动和活生生的活动而言，它们同时也是生活所具有的某种器官。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处于联结性经验空间之中的各种概念，不仅由于它们显示它们通过生存过程已经吸收到自身之中的东西、以便确定因此而在——处于生活之外的——某个理论层次上出现的各种内容，所以就它们的起源而言便从功能方面受到了决定制，而且，人们此后就重新把这些概念置于生活之中。它们都和那些推动生活发展的概念发挥同样的作用，而这种情况所表明的不仅是一种对实在的理解，而且也是一种对实在的变革。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世界，而关键却在于改变这个世界”（“论费尔巴哈”）的时候，他曾经以一种宏伟的方式系统表述过这种对立。在这种由生活和经验组成的联结性空间之中，任何一个概念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即使当各种概念只发挥命名作用、不发挥其他任何作用的时候，它们也已经包含了某种独特的、超越理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进行确定的能力。众所周知，在那些进行巫术命名的时代，这样的命名观察所已经首先具有的，并不是某种沟通方面的重要意义（表示某人或者某物是可以得到承认的），而毋宁说是使人们获得支配各种人和事物的力量的功能〔14〕。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非得回到语词所具有的这种巫术功能上去不可，因为我们在具有联结性的经验共同体中所具有的、对共享的经验进行命名的需要，并不与人们对科学分类的渴望相对应，而是与为了我们特定的经验共同体而坚持进行体验的需要、与用我们在体验它的时候所使用的特殊方式把它确定下来的需要相对应。我们并不是以某种可以使这些内容得到普遍沟通的方式这样做，而只是以某种可以使它对于作为经验共同体之一部分的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方式这样做〔15〕）。除了这种功能性（正像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功能性代表了某种与从定义的角度确立各种一般的决定过程的做法完全不同的、对某种经验进行保持和确定的过程）以外，概念和思维过程也能够发挥改变世界的独特功能。所有社会学思想最初都镶嵌在追求变迁的内驱力之中。心理分析已经证明，各种命名过程本身都已经具有了这样一种改变存在的能力——至少对于心理领域来说情况是如此，在这里，对某种“压抑”或者“情结”的解除，不仅是为了确定这种疾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且也是为了通过这种认识使病人祛除这种疾病；也就是说，是使他的心理存在发生某种变化。如果说心理分析方面的实际认识往往容易走向一般的理论，那么，在某种与众不同的方案中，它同时也是活动、是进行变革的欲望和力量〔16〕。
如果即使在具有联结性的认识过程和命名过程内部，也会因此而存在某种追求确定的引力——也就是说，也存在某种把不断流动的生活的某些成分提高到高于变迁和生成过程的努力，那么，这里同时也会存在另一种倾向，即使语词、言语、命名过程都回到生活之中，并且使它们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成份重新进入其余的活生生的成份之中。但是，即使人们在联结性认识过程中，通过借助于命名过程进行的对生存状态的脱离，也完全不同于他们在客观化过程中通过定义进行的对生存状态的脱离。我们已经指出——而且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也必须坚持这个观点，即使实际情况是就联结性经验知识而言，人们已经从经验之流中消除了某种东西，这种客观化也不是为了非个性化或者某种非视角化而出现的。实际情况与此恰恰相反；对于这种知识来说，存在于应当客观化的各种内容和它们在其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经验性空间之间的相关状态，仍然是具有建设性的，而且，下列事实决定了人们保留什么和如何进行这种保留，即对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即使这种共同体仅仅由两个成员组成）来说，这种东西正在被确定下来。
在阐明了与概念和语言在具有联结性的经验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的某些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就能够回答我们在前面曾经搁置在一边的、关于语言在维持某个经验共同体的过程中的重要程度的问题。
如果参与到已经存在的经验共同体之中的，只是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各种纯粹的生存性关系，而没有语言和概念化过程，那么，持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就几乎不可能产生。它很可能取决于某种不间断的共同存在状态、取决于各种纯粹的本能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动物中间也必定存在持续的联合和共同的经验性空间。就人而言，什么东西可以通过只有人才具有的语言，对所有这一切有所补充呢？语言使清晰的发声过程和确定过程进入具有联结性的经验流之中。它使人们共同体验到的紧张得以缓解、把它们固定下来，并且中止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流。它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触及到人们已经共同习得的刻板模式。但是，这种形成刻板模式的过程不同于各种普遍概念的形成过程，尽管这些概念也对各种事物进行命名、把应当加以命名的事物从其特有的经验性空间之中抽取出来。但是，我们所涉及的这种形成刻板模式的类型由于下列事实而与众不同，即它并不进行一般概括，并不沿着安排种属的方向发展而著名（这种安排试图对任何一个特殊的经验空间都进行抽象）。与这种做法不同的是，它这种相关状态留给了特殊的经验空间和未受任何触动的视角性，只从经验中删除了转瞬即逝的成份和具有个人嗜好色彩的成份。
知识仍然具有视角主义色彩，与特殊的经验性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只能是，这种经验性空间已经充满了各种可以重复出现的成份——然而，这些成份也只能出现在这种经验性空间之中。这显然是一种处于与进行一般概括的抽象不同的方向之上的抽象。从这种抽象过程之中产生的联结性概念，虽然就其与任何一种经验所特有的完满性的关系而言是抽象的，但是，尽管它具有这种抽象性，它并没有摆脱视角性、并没有摆脱植根于特殊的经验空间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我们进行的全部讨论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概念形成过程，而且，由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以这种方式找到有关人们构造的各种概念的适当的例子，因此，我们必须转向那些真正的历史概念。我们现在可能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与进行一般概括的、普遍有效的知识相比，有关“联结性知识”的概念间接地涉及到历史思想，而且，我们现在就应当因此而试图把握各种历史概念的独特本性。
如果我们打算找到一些虽然不是一般的概念、但也不完全是具体的和发挥个体化作用的概念——简而言之，找到一些只适用于特殊的经验性空间、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视角主义色彩的概念，我们就必须在具有解释性的历史学领域之中寻找它们。当我们谈到这样一些有条件的、不断形成刻板模式的抽象概念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就是所有这些无法翻译、在某种从历史角度得到决定的特殊经验空间之中命名事物，而且只要我们不歪曲它们的意义、我们就不能用相似的概念来取代它们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具有相对的一般性，但是我们却不能称之为一般概念，因为它们也具有某种追求个体化的倾向〔17〕〔18〕。
Polis（城邦）这个语词和“cant”（行话）、‘flirt’（调情者）这样一些无法翻译的表达方式，所确定的都是依附于某种特殊的经验性空间的对象。在适合于它们的空间之中，人们所讨论的现象可能会无数次地重复发生，因此，这些概念一般说来与许多单独的重复出现有关，其中的每一种概念都与在那里单独出现的时刻联系在一起。但是，从人们不能把它们转用于那些与它们在其中产生的经验性空间不同的经验性空间的程度上说，它们同时又完全是个体性的。一般说来，人们要想走得非常远、达到把polis置于“国家”这个概念之下的地步，就会涉及某种对特定视角的特别不予考虑、涉及到对某些具体的实质内容的忽视。当然，通过进行一般概括的思考过程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样做既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各种正当理由，但是，从真正的获得历史知识的观点出发来看，这样一种程序却是对人们正在考虑的主题的一种歪曲、而不是一种标明。同样，人们是不能简单地用Heuchelei（虚伪言行）这个表示伪善的德语词，来代替“cant”这个英语词所指的现象的。这两个语词都依附于与它们相对应的现象在其中得到发展的、特殊的经验性空间，它们正是在这种空间之中获得了它们的名称。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来看，当人们通过把所有时代都囊括在内的概念之网捕捉它们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确切地理解它们。只有通过表现为把这些概念所指的生存性关系弄清楚的解释，人们才能符合历史实际地理解它们。因此，只有当我们把其他从相关的角度确定下来的、属于同一个经验性空间的意义也考虑在内，并且因此而“排除万难地进入”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历史共同体所具有的、已经受到影响的经验性空间的时候，我们才能设法使这些关系重新焕发出活力。
虽然只有当人们确定了一个概念的genus proximum（最确切的属）和diferentia specifica（种差）的时候，他们才能理解一个处于从非历史的角度进行一般概括的概念形成过程类型之中的概念，但是，他们只有在洞察了某个特定的经验性空间的时候，才会达到对一个依附于这个空间的联结性概念的理解。如果人们要想以一种从历史角度进行解释的方式，理解一个从联结性的角度确定下来的概念，他们就必须理解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总体性，而不是必须理解某个抽象的概念层次所具有的总体性。这是由下列事实决定的，即不仅各种处于不同的经验性空间之中的概念各不相同，而且，这些概念所指的现象也各不相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调情”现象可以具体证明这一点。这种表达方式及其所指涉的现象，都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具体文化背景，但是，人们必定已经用它们来表示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随处可见的所有表象了。这个语词虽然已经得到传播和使用，但是，用“调情”来表示年轻人之间的所有色情玩笑却完全是不恰当的。这种也可能是由北方人的性情塑造的、使人们从色情角度受到“没有危险”的刺激的、语言用法对受到种族制约的能力的依赖，导致了下列情况的出现，即把这种用法转用于南方的各个民族，就会使这种用法的形成过程发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它接近表示性暴行。“调情”需要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不仅是由种族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各种文化传统和阶级习惯决定的，而且，这些方面使这种现象获得了特殊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如果现象出于这些原因就是无法转用的，那么，人们也不能把它那产生于同样的生活空间之中的名称，转用到其他与这种空间不同的经验性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