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功能性的适应

我们必须用一个例子，把我们通过对某个形成过程之功能性的前理论的适应所理解的东西表现出来。首先，我们想以个体生活为例，展示这样的适应所具有的前理论特点。例如：一次偏击射中了树林里的一个哨兵；他受了伤，疼得大声喊叫。他的第一声喊叫并不是某种沟通、指号、或者其他相似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这声喊叫是由这次射击在这个男子那里导致的、尚未被打断的某种生理心理变化的直接延续：这种喊叫就像血从血管里流出那样，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但是，这声喊叫也同样——它在发音上很可能没有变化——有可能立即变成一种呼救、一种沟通。世人将这种相同的声音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自然事件；第二个阶段则存在异化的自我，社会在这里被设定为前提。现在，这一喊叫是向各种人类环境发出的——不管这些环境有多么遥远，即使它们处在他的呼叫所及之外，情况也仍然是如此。这种喊叫的第一个阶段是生物有机体方面的事件；第二个阶段则是处于意识〔5〕范围之内的事件。它包括着某种“转向”、某种“被理解的需要”〔6〕。

在这种喊叫的第二个阶段（在这里，这种喊叫已经变成一种请求，也许已经被假定为发音清晰的言语，并且可以构成“我受伤了”这个句子），人们已经能够从现象学角度区分出两个构成要素：一方面是正在从内心世界出发得到具体化的东西，亦即纯粹的客体化（这种客体化虽然已经出现在这种喊叫之中，但是，它并不是第一次地出现在这个发音清晰的语音复合体之中，因为就这种事件而言，这种已经变成某种呼吁的喊叫相当于“我受伤了”这句话）；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喊叫所具有的功能性——由于这种功能性，这种喊叫便不只是一种客体化了，而且它并不从离心的角度安慰自己而走向经验，而是肯定和坚持它的具体性与这种生活情境、生活之流的联系。由于呼救的终极意义深深地植根于其功能性之中，而且客观的方面是如此微不足道，所以根据粗略的思考来看，功能性似乎把一切都包含在内了。但是，这种呼叫已经给出了脱离情境、脱离经验之流的可能性的种子；这种呼叫表现了某种普遍性，因而也表现了社会性。

对于我们现在的思考来说，这种客观维度远不如功能性重要——就我们这个例子而言，后者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都远远超过了前者（这也正是我们故意选择这个例子的原因）。正如就这种呼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上那样，就其处于主导地位的功能而言，只有可以接近这种功能性的接受主体才能理解这种呼叫。就一位受伤者的哭喊例子而言，这一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用于理解功能性——就这样一个简单例子而言——所具有的各种特征的鉴别力。但是，如果这种喊叫或发音清晰的语音复合体产生自比较复杂的生活情境，那么，这种“理论人”就只能理解在这种沟通内部通过理论术语而得到客观化的那么多东西，但是，（具有对功能性的某种发达的鉴别力的）感性人则总是可以只运用“客观意义”就可以领悟这种与经验的功能方面的关系。

移情理论可以最通俗地说明事物的这种状态；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探究这种理论的不充分性，而只想提一下舍勒（Scheler）对它的讨论〔7〕。但是，无论通过移情还是通过直接感知（在我们现在的脉络中，这种区别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之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理解各种客观内容是一回事，而深入讨论它们的功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就这些情况而言，理解功能意味着根据经过传播的客观内容脉络（这种内容脉络可能是一句很长的话、一系列作为、或者完全不连贯的一些标识），把个体的经验内容脉络当作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具体化所具有的功能来理解。对外在条件和生活过程的熟悉可能有助于领会这种经验内容脉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特点严格说来并不是外在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作为引人注目的、有关从属于它们的“内在”经验的符号而得到考虑的。一旦被作为功能性来掌握，那么，即使最孤立的哭喊也会立即使我们进入一个完整的、由内在的世俗经验和外在的世俗经验组成的格局。

为了使这种关于功能性的经验所具有的非理论特点更加形象突出，我们想从另一个更深的层次重新开始进行我们的举例说明。这种呼喊已经承载了过多的功能；下面，我们选取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之中，只能从非理性角度来理解的功能性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概念所理解的东西就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

让我们假定我正在教某人怎样将弹药装入枪里，或者正在教他怎样打好一个结。众所周知，将这些“技术指导”和“摆弄原则”转换为概念是多么的愚蠢，而且最终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不借助直接的演示或者各种图片，那么，人们为了向某个人表达怎样打结或者怎样打捆，就将不得不进行许多的长篇大论。相比之下，只要人们有机会展示怎样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便会立即向其他人传授这整个操作过程。这是因为下列事实，即对打结这一“客观现实”的理解，完全取决于对它所具有的功能性的充分理解。一个人由于下列事实而“理解”打结这一现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想把打结理解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即他通过与这种有机体的各种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运动感，把这种有机体的各种运动当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结的“结果”来觉察。

这一例子使我们看到，处于一个层次内部的、与以前的例子所涉及的功能性完全不同的功能性。虽然这种呼叫也是某种比较原始的东西，但是，在那个例子中，功能性却处于比较高级的心理内容领域之中；然而，通过打结表现出来的功能性却存在于各种机体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各种运动感觉——的领域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功能性存在于这样一个层次之上，在这里，人们即使通过抽象也不能把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互相区别开来。我们不应当认为，这种对功能性的理解所具有的、与这个可见的过程（也就是说，打结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同时存在的、独特的直观特征，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像在这个例子之中这样显而易见：人们只有理解了机体的功能性，才会把打结理解为打结（也就是说，他们到目前为止仍然完全摆脱了任何与意图或者意义有关的联想）。就这种情况而言，如果人们乐意，他们还能把客观现实（已经完成的打结）和功能性（适合于打结的各种机体运动在我们的机体贮存所具有的那些形态之中的嵌入状态）区别开来。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存在物（作为某些运动之结果而存在的打结）分为几个阶段、并且遵循——用种种具体说明来——描绘这个结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诸个别阶段的概念描述和操作说明的时候，他们才能从理论上达到对这种存在物的某种理解；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具体说明也都只有在人们在其内心之中唤起与这里的每一个阶段相对应的机体感觉——这种感觉也表明了从属于它的功能性所具有的嵌入状态——的程度上，才是有意义的。简而言之，“打结”这一技术现象只有就其功能而言才具有可理解性。在这种情况下，代替“客观的”东西（与一个命题、一个艺术作品等等的字面意思相对应的东西）的，只不过是作为结果而存在的结，而且，我们应当把“结果”理解为对那些导致这种形成过程的过程的贮藏。相比之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意义”所指示的是某些与结果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某种独特的态度才能领悟它。功能性既被贮藏在呼吁之中，也被储备在一个艺术作品等等之中——而从这种程度上说，后者也同样是一些结果。但是，即使不借助于贮藏在它们之中的功能性，就它们自己具有的那些中心而言，人们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单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内在的思考而把握它们。这种讨论表明，我们并没有把有关功能性的现象仅仅与机体感觉的领域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它的结构还会再次出现于所有比较高级的意识表现形式之中。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这些主张消除实际存在的各种差异。打结是与一个呼吁、一种艺术创造、一种伦理方面的交易等等截然不同的事情。我们所断言的只不过是，这些形成过程之中的每一个形成过程，都是以某个包含着功能性、并且因此而保持着与机体的功能性的相似之处的层次为标志的，而且归根结底，存在于各种符号的具体化过程之中的、比较高级的心理功能性，也只能从直观角度来领悟〔8〕。在这里，这种直观当然不同于对适于打结的机体功能性的直观性把握；但是从本质上说，这种直观如同对机体功能性的理解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比较高级的各种形成过程（理论命题、艺术作品、伦理方面的交易等等）而言，其中的每一个形成过程都具有双重的方面。它既是由心理功能性积累起来的结果〔9〕，也是某种由包含在这种结果内部的各种要素构成的东西，但是，它又是某种新颖的东西，是一种本身能够被人们领悟的意义。即使就打结、捆绑某种东西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双重特点、这种存在于形成过程内部的对两个层次的重迭，例如，当我们不仅把打结看作是技术方面的形成过程（看作仅仅是某些机体运动的结果），而且也从某种审美-装饰的意义上去看它们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就这样一个事件而言，使打结、捆绑得以实现的所有各种线索，都是被人们既根据它们自己的装饰-审美价值、又根据它们的机体功能性来领悟的。所谓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即某些已经嵌入的机体感觉也可能是人们进行客观的审美理解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进入这种审美装饰关系），这只不过是一种复杂情况而已，它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分析的一种肯定。

有这样一些素描——在这些素描之中，通过线条的形状保留下来手的运动节奏，是作为从审美角度来看有效的运动而发挥作用的，在这里，机体的运动并不只是变成了结果的一部分，它同时也与这些素描的审美价值有关系，因而也是能被人们从客观角度加以理解的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情况下，功能性关系同时是意义的组成部分。某种更加高级的心理因素，比如感情，也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具有功能性的特征，虽然它同时也是意义的一部分。作为功能性，它既是对灵魂的表达，也是这种结果的一部分；而作为重要意义的成分，它则是客观意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