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解释的问题
我们已经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各种精神形成过程的特殊存在方式，因为这一点对于有关解释的理论来说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解释性理解具有两种意义。其中的第一种意义是像感染一样的与另一种心理的关系（就像在理想的情况下，某个人进入一个房间，而我们通过本能的心理感染，在他一言不发的情况下“理解”那样）〔36〕。第二种意义则是由于下列事实而对某种生活脉络的洞察，即我们在一个具有联结性的经验性空间内部，通过运用它那些特殊的集体表象，逐渐达到了某种移情性介入状态（Teilnahme）。与第一种解释性理解形式仅仅由于我们具有进入心理感染过程的能力就有可能存在不同，第二种解释性理解形式是由于我们所具有的、理解那些最多种多样的和富有意义的形成过程的精神能力，才成为可能的。即使当我们以我们从生存角度来说所从属的、我们对其经验脉络进行大量参与的经验共同体，作为预设前提的时候，我们也仍然需要某种特殊的能力，以便理解从这种经验脉络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形成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反过来说，我们只有具有了这种特殊的能力，才能找到一条以这种形成过程作为出发点、进入这种有关的经验脉络的道路。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两种形成过程类型区别开来、并且表明各种意义与经验形态并不一致，原因就在于此。虽然前者是从后者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会回到后者之中去，但是，它们仍然具有它们自己的特殊内容、具有它们自己特殊的存在方式。它们并不仅仅是某些其他事物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些已经得到独立地位的内容。从经验角度和心理角度作出反应和进行接触的能力之所以不足以解释理解过程，原因就在于此。尽管用于理解那些从属于精神性空间、或者从属于主体的精神性实在的能力，以直接进行接触的能力为基础，但是，它却是某种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与众不同的、处于与后一种能力的关系之中的新的能力。因此，我们把对生存（生存性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接触）的理解与对各种意义的理解（语义方面的理解、精神方面的理解）区别开来。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是互相混合在一起的。我们时而为了进入他者的内心世界而依靠本能性的、生存性的接触，时而又利用它那些精神方面的客观化继续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在理解那些从属于某个特殊的经验性空间（Erfahrungsraum）的精神性实在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把构成各种特定的、从生存角度受到约束的、具有视角主义色彩的意义之基础的体验空间和体验脉络（Erlebnisraum und-zusammenhang），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意义〔37〕。
尽管人们有可能把这种理解超越联结性的、一般的命题脉络（诸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过程叫做“理解”，但是，我们却更愿意有意识地从移情的角度，把这种从语义方面进行理解的类型与我们刚才描述的两种理解形式区别开来，并且称之为“把握”（Ergreifen）。根据我们对具有联结性有效性的语义形成过程和普遍有效的语义形成所作的区分，我们应当专门用“理解过程”来表示人们对具有联结性的经验空间的洞察过程。对普遍有效的、精确的自然科学和历史所进行的区分，也与这种区别相对应。历史学家的特殊的“艺术”——解释——只适用于那些与具有联结性的生存性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成过程，因而完全不同于诸如某种数学证明这样的、对一组客观和明确的命题进行分析和阐述的过程。
因此，总而言之，解释性理解意味着对一个与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性空间的洞察，意味着对它那些意义形成过程及其生存性基础的洞察。
我们应当进一步地在更加严格意义上对理解和解释加以区分。在我们对各种现象的前反思性理解和从理论上对它们的反思性概念的理解进行过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单纯的理解要么表示人们从生存性角度对外部存在物的、像接触那样的理解，要么表示他们对各种形成过程的精神性的前反思的理解，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解释来表示人们从理论上对已经得到理解的东西进行的反思性说明——这种说明总是取决于共同体已经形成的东西：既取决于一个经验性空间所具有的生存性基础，也取决于它那些精神性实在所具有的生存性基础；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下列情况是多么确定无疑，即事实始终会证明，这种既受当时的“理论”状态限制、又受各种一般的历史-社会状态限制的反思性理解，本质上是视角主义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全适当的。
如果我们自己只局限于涉及对各种精神形成过程的简单的理解和解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视角主义就不仅适用于就解释而言的反思性理解，而且也适用于主体与那些从属于外来主体和外来世界——在某种历史传统中，这些主体和世界有可能存在于这个主体与前辈（Vorwelt）的关系之中——的形成过程形成的生存性关联。这个主体被他自己的视线所具有的倾向包含到什么程度，他对这些外来形成过程和外来生活的理解就只能达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既能够清楚地看到全部文化的、精神-心理的理解过程所具有的完全的动态特征，也能够看到处于理解过程内部的非静观沉思和具有主动性的方面所具有的首要地位。我们永远都不应当把个体或者共同体，设想成似乎是被某种固定不变和已经完成的、由各种精神性实在组成的僵化世界包围着，而他们则从静观沉思的角度适应这个世界。实际情况毋宁说是，理解任何一种像“事实”一样的东西的过程，都是在某种针对世界的意志所具有的各种张力内部进行的。一旦这种理解过程结合或者产生了某种意志方面的发展方向和期望，整个共同体就会试图通过所有各种精神活动完善和实现这种意志。艺术家的意志是专心致志地对某种个体性实在的整体进行渗透。艺术风格不仅在各种作品、图画和雕塑中实现它那些意向，而且进入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对象的形成过程、进入人们对服饰和家具的设计过程，进入到生命通过各种姿态表达自身的节奏之中。宗教试图使某种不断洞察这个世界的体系发挥作用——从重新塑造灵魂到塑造各种制度。而各种文化就其动态而言必定会被人们放慢前进的速度，而且，它们本身也的确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对于它们来说，详细阐述自身、并且使自身充满这个世界和经验性空间，是一种生存方面的必要性，因为针对世界的意志（Weltwollen）只有在人们对它进行说明的过程中才会意识到自身。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一种动态的命运才会形成。因此，任何一种针对这个世界的意志所具有的广泛能力，都会令人难以觉察地产生某种新的意志，并且处于与这种意志的直接连续性之中，而且，只有这种意志与以前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为了使所有这些意志都沿着它自己那新的动态的发展方向前进。正是在这里，黑格尔的“突变”（Umschlagen）概念得到了运用。
从我们刚才描述的现象出发显然可以看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成员、存在于其中的每一个主体，都经常处于某种精神张力状态之中，而且，对于那些静态文化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任何一种精神形成过程都不是被人们在静观沉思状态之中把握的，而是被人们从某种张力状态内部来把握的。这种张力以有关人们所追求的这个世界的、螺旋式上升的预期观点的形式表达出来，它以某种处于或者已经成为过去、或者将要成为过去的状态之中的世界观作为出发点。就存在于各种形成过程、各种记录等等之中的过去而言，人们是在——从这种张力内部重新得到塑造的——经验性空间之中来把握它的；人们曾经认为，过去是一个人自己的经验性空间的组成部分，而且人们之所以使过去运转起来，是因为人们设想它应当沿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运动的方向运动。通过这种方式，过去就不再是某种与我们不同的东西，不再是一系列像细胞那样相互封闭的经验性空间；它变成了一种恰恰导致了我们自己的生成过程、导致了我们自己针对这个世界的意志的生成过程。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没有任何运动、动态和张力，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历史的世界理解成某种正在生成的东西；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的动态速度越快，我们就会越主动地、而不是越静态地通过过去的复杂性理解过去。这一点也许使我们能够说明，比如说，印度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历史观念、没有与时间有关的历史感：只要人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形成了彻底的刻板模式，这种动态的前进速度就会降低非常低的程度，因而一代人在其生活过程中无法辨别各种转变、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的过去的把握便是一种静态的把握；也就是说，人们研究论述过去那些精神性实在的样子，就好像它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那样。此外，人们当然是自发地对所有各种文化现象进行重新解释，但是，这种动态的变化太缓慢了，因而没有进入人们的反思意识之中。有关过去的材料并没有像以某种发展系列为依据那样被按照顺序进行安排，而是而是全部并列存在着——就好像它们都在空间之中存在着那样。各种事件和形成过程都是可以互换的，就好像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那样：对于反思来说，除了某种永恒的现在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只有当人们并不只是平静地生活在某种张力之中，而且也能够通过反思理解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们才会根据这种发展模式对过去那些精神性实在进行安排。当人们对历史进行构想的时候，历史通过变成具体可见的东西，便会成为人们在构想对象的过程中运用的方法论形式。众所周知，虽然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但是，在人们从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出发紧张地追求另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的意义上说，从历史角度看待事物的做法在西方传统中已经确立起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追溯到先知书的作者们那里，正是由于他们，弥赛亚王国才出现了紧张的存在感（Spannungsgefühl）。这种观念变成了基督教的组成部分。例如，在奥古斯丁那里，这个世界虽然具有某种追求上帝之城的紧张，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对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安排的过程——即使这里已经隐含着某种历史哲学（参看特勒尔奇的著作）。中世纪之所以相对稳定，是因为这里存在着希腊-犹太-基督成份，与针对——由原始的、正在形成非常刻板的模式的民族组成的——世界的意志的某种融合。这个世界并没有像就这些方面而言具有相似之处的那些东方文化那样处于静态之中，这无疑是因为，人们在它内部吸收了这种有关压力的经验，并且通过文艺复兴克服了这种经验，而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某种对一方面来源于古典时代的各种成份（人文主义）、另一方面的先知-犹太成份（宗教改革运动）的重新开始。
这种压力本身在反思性思维的领域之中表现出来，因为一旦具有联结性的知识成为动态的东西，人们就会熟悉某种概念类型、熟悉某种观念类型，以及就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观点而言，熟悉某种乌托邦。乌托邦只不过是对——压力集中于其上的——针对这个世界的意志的理论预期而已，而且，从特征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从认识上对社会经验性空间和文化经验性空间的洞察，都出现在这种紧张内部、出现在这种对理想、对乌托邦的期盼性的紧张追求之中。乌托邦既包含着发展方向、观点、和视角，也包含着一组问题——从这些方面出发，现在和过去才第一次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因此，研究乌托邦的结构是关于思想的社会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
根据类型学方面的思考，我们就能够一开始便把两种乌托邦区别开来：它们就是观念（Idee）和理想（Ideal）。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有关期望和紧张的经验，这里不存在任何集中注意历史的发展观念：人们的抱负所努力追求达到的、令人想望的世界，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之中被实体化了。这些观念、这些完美的形成过程，都同时预先存在于一个精神性的、超越世俗的空间之中。我们的世界及其各种形成过程虽然都参与这个空间（柏拉图所说的参与），但是，它并不是通过某种系统的、形成系列的近似过程走近这个世界的。就理想（康德的“理念”）而言，观念已经变成了某种具有动态性的目标，因而针对这个世界的总的意志是通过某种由有联系的方面组成的前进过程走向这个目标的。
纯粹的乌托邦主义是一种前科学的历史学-社会学的认识形式，但是，人们即使排除了对于乌托邦的热情（人们必定可以运用所有各种手段这样做）也不能改变下列事实，即从这种存在于生存状态和绝对命令之间的紧张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概念，由于这种起源而保留了进入到它们之中的视角性。在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社会学的认识也是视角主义的，而且，处于已经以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方式变得具有动态性的反思之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也都包含着某种动态的视角性：在它内部持续存在的一般的压力。诸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文化”这样一些语词，并不包含或者表示某种单纯的总结，而毋宁说包含或者表示某种运动方向——就像从处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某个特定方位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毋庸赘言，这些概念都不是就它们的抽象提炼过程而言具有方向性，而是就它们的具体实质内容而言具有方向性。当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资本主义”这个语词的时候，他对这个概念的确定过程，已经把有关这种制度自我转变的思想包含在其中了。概念的内容都是由控制这个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压力决定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社会学的概念形成过程具有不可避免的视角性的意思。什么社会学概念不与某种政治压力有关、不是人们从某种政治压力出发构成的呢？旧社会学和社会知识而言，价值中立只有在下列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即人们不应该颂扬或者抱怨那些应当加以描述的现象——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应当努力避免进行任何评价。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人们是不可能排除评价的；也就是说，在已经进入概念形成过程的视角性的层次上，人们是不可能排除评价的。我们相信，必须根据这些思路，出现系统表述那些有关涉及价值中立的讨论的问题，而且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作出与此有关的任何最终结论（参见马克斯·韦伯的论述）。
对过去那些时代的精神性实在进行理解和解释，意味着把这些实在放入我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之中。但是，正像我们从这一章前面的论述出发已经明显看到的那样，这种做法可以以两种形式出现：
一，人们可以通过把这些实在当作当代的精神性实在来对待而天真幼稚地这样做，就好像解释者的经验性空间已经在时间中完全得到了扩展。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尚未觉察到自身的压力、尚未发现自身的动态就是某种组织原则的时代之中。下面的例子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即由于无视包含在其中的时代错误，人们把巴洛克艺术的完满强加于哥特式大教堂、或者把古典时期的雕像放在罗马风格的教堂之中，并且把它们当作属于某些人自己的经验性空间和创造空间的形成过程而纳入经验之中。
二，或者，人们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这样做——当存在这种紧张的时候，当人们把这个世界理解成与我们自己的紧张有关的不断生成过程、看作是与这种紧张有关的发展过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世界解释为处于生成状态之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把世界放在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之中来解释，或者像马克思那样把世界放在与我们的乌托邦之中的某一个乌托邦的关系之中来解释，都已经是具有动态性的做法。但是，从视角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对世界的理解仍然适合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而且，它所理解的只不过那些过去的、只适合于这种对我们的紧张的回顾性延长的形成过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通过把那些外来的世界接收到到我们自己的经验性空间之中，从而理解这些世界的方式。人们思考历史的任何一种方式，都表现了所有各种历史哲学都具有的这种基本成份，因为归根结底不依赖于某种历史哲学的对历史的思考，是根本不存在的〔38〕。
除了这两种理解和体验过去的类型以外，还有第三种理解和体验过去的类型：即从一个经验性空间自己所具有的视角出发，理解这个经验性空间的各种形成过程。我们将称这种做法为内在的理解和解释（参见特勒尔奇的著作）。只有在那些已经对历史非常敏感的，通过努力利用一个生存性空间所具有的各种形成过程，洞察这种空间的生存性背景的时代之中，这种理解才能产生出来。但是，只有对于我们通过历史连续性所坚持的那些经验性空间来说，这种尝试才能取得成功。此外，它只可能存在于下面这样的时代之中——在这里，这个时代为了使它的经验性空间能够包含几种更加特殊的经验性空间经历了足够的分化，而借助于这些特殊的经验性空间，正在进行解释的个体就能够从生存性的角度出发，获得使他完全有可能洞察各种各样具有同一性的空间的内在心灵状态。
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几种经验性空间可以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偶然进入一个乡村环境的城市居民、或者一个变成工人的农民，都从一个经验性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经验性空间之中了；甚至在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人们也从生存角度穿越了好几个经验性空间。我们并不是仅仅通过这些新的空间所具有的精神形成形成过程对这些空间进行洞察，而是也通过被几个生活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接受来洞察这些空间。在这种活生生的过程中，我们学习理解各种形成过程，从与以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而这样一来，我们便熟悉了使各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之中的方式。其结果是，我们第一次变成了人们恰巧传授给我们的思考方式所具有的排他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批判者。然而，只有当存在于我们的经验性空间之中的生存性根深蒂固状态，由于某种历史事件过程或者个体事件过程而得到缓和的时候，这种使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排他性变得缓和的过程才能发生。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无法使自己被一个新的经验性共同体所接受。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女孩，会继续根据以前那些经验意向看待这个新世界的各种形成过程。只有当人们以某种方式对与生俱来的行为举止方式所具有的排他性提出置疑的时候，“移情作用”才有可能出现。
在这里，在现在这个具有多种层次的经验性共同体之中，出现了使人们自己转向其他经验性空间所具有的内容、使人们自己对从“从内心出发”接受这些内容敞开心扉的训练过程：一言以蔽之，出现了使人们自己转向内在的理解过程、转向内在的解释的训练过程。但是，在生活之中，人们这种使自己的地位发生转变的过程，可能是从有机的角度发生的。它从生存性的接受过程出发，从有机的角度走向对各种精神形成过程的理解，而且，它所遵循的道路和儿童在其发展中所经历的道路完全相同——从被共同体从生存角度接受，到理解各种形成过程。
相形之下，人们对其他历史空间的内在理解方式则遵循着相反的道路——它从各种历史记录和形成过程出发，逐步征服外来的经验性空间本身。这种做法要求人们系统地收回今天流行的所有各种语言方面的意义。即使现代语词从历史角度来看与过去的语词具有连续性，而且发音完全相同，对过去的语词进行理解要求人们进行历史重构。在这里，某些具有生存性色彩的理论支点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内在的解释并不限于那些使我们的世界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文化空间；我们可以进入所有各种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苗头在其中恢复生命的空间。只有当我们自己的文化过程——就其中的一种运动趋势而言——使过去的成份表现出来，而且解释者既受到这种运动趋势的感动、又受到这种过去成份感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解释。通过这些为人们重构这个世界的过程提供阿基米德点的、具有生存性特征的接触点，解释者就有可能借助批判性研究，彻底消除各个对于历史一无所知的时代覆盖在现象之上的所有各种解释。在人们可以从生存性角度进入其中的各种当代经验共同体（比如说，农民的共同体）之中，这样一些支点也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被他们加以利用的——在这里，人们可以各种被保留下来的形成过程和认识方面的视角，这些过程和视角与过去那些过程和视角相类似，并且只存在于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古人信奉异教的意义和各种形式都在农民的宗教虔诚中被保留下来了）坚持。
因此，显而易见，内在的解释也同样与当代意志的一般压力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它采取的发展方向与其他的解释不同，情况也仍然是如此。我们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声称，他们通过内在的解释理解的那些形成过程具有超越视角性的存在，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同时代的人也无法充分理解他们自己那些形成过程（那些个体创造者就他们自己的作品而言也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polis并不仅仅是它展现在它那些同时代人面前的样子。现在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下列补充，人们通过内在的解释只能理解他们预期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与客观意义并不一致，而是只能当作一种可能存在的、与这些客观内容有关的一种视角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