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结性知识的可靠性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们就通过提出某种偏见，挡住了我们对各种精神性实在、对各种意义形成过程进行适当理解的道路——这种偏见通过我们根据各种物质实在的心照不宣的相似性，对这些精神性实在和意义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论述的过程表现出来，尽管我们的本意并不一定要这样做。存在于空间之中的一块石头或者其他的某种对象，具有人类知识所不可能洞察的某种东西，而所有各种意义形成过程则向我们呈现了我们可以洞察的某种东西。当我们接受某种意义形成过程、使之隶属于解释性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具有从内部理解它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从另一种角度提到过的问题。与这种借助于——经过解释性理解明确定义的——普遍概念（Begreifen）进行理解的做法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将会认为它是一种对其主题的不完全的洞察。当我们理解某种诸如一个数学证明这样的逻辑模式的时候，下列情况已经出现了，即与我们对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由外部的因果关系组成的某种物质形态的理解相比，这种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和更加肯定的感觉，提供了一种有关我们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之核心的印象，提供了一种有关我们已经掌握了控制这个证明过程的构想性原理的印象。但是，即使这种对一系列思想之核心的洞察，也仍然距离与人们——通过解释性理解——对各种精神性实在的正确理解同时存在的、明证性所具有的内在确定性非常遥远。各种精神性实在都是我们的精神的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创造本身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即理解过程总是使我们具有我们已经可以接近我们正在讨论的形成过程之创造性核心这样一种感觉。就这样的解释性理解而言，当人们仍然刚刚接近于理解一种形成过程、或者当人们在接近这个形成过程的核心的过程中刚刚感受到这种核心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种解释性理解。当人们已经完全洞察到这种核心的时候，他们也从这种关节点出发认识到（或者说至少可以认识到）这种解释性理解，尽管他们不可能表明这种形成过程所具有的逻辑必然性，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从新颖独特的角度接近这种形成过程的所有各种组成部分。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了一首音乐、一幅绘画或者一种理论和反思的经验所具有的联结性脉络的人都知道，当人们仅仅认识到这些方面所具有的各种内容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确切地理解这些方面，而只有当人们在接受它们的同时也在精神上重新把它们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理解它们。那些具有接受本性的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根据一些具有特殊风格的思路提出思想或者进行艺术创造，是因为他们在理解过程中也把握住了有关形成的原则、把握了进行创造的核心。这种对某种精神和灵魂的形成原理的把握虽然与下列情况相似，但是却与这种情况根本不同，即人们对各种数学思想系列以及它们那些纯粹的理论原理的理解，也包含了对必然性的内在结构的理解，而这些思想系列、理论原理和内在结构，则使人们能够在同样一些问题上推动思想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推进这种系统模型所具有的各种普遍有效的条件和联系，使人们能够以一种要求所有进行思维的存在都同意的方式把这些条件和联系表达出来。就一幅绘画而言，当人们把这种有关构图的原理当作理解——构成这幅应当加以适当解释的绘画的表现材料的组织基础的——内在必然性的关键来理解的时候，这些联系便具有了虽然与理论方面的联系所具有的必然性完全不同、但是却比这种必然性具有更加深刻的强制性的必然性。即使人们同时也认为这种明证性只能传达给有限的经验共同体，这种观点也不相当于对必然性特征的任何轻视。这种独特的特点，即人们无法避免使明证性的终极依据依赖于各种存在于经验对象之中的、就内容而言具有定性特征的成份，是任何一种定性的认识过程都具有的特征，因此，它也是既适用于有关各种意义形成过程和意义形态的联结性知识、也适用于任何一种文化实在的特征。
因此，从精神方面的知识所具有的基本视角性出发，从人们对历史立场的依赖出发，从人们对这种正确性的证明所具有的联结性条件限制出发得出下列结论，即首先，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任何一种事物，都处于到处存在的不可证实性之中，或者其次，这里不存在任何经过积累的知识内容、不存在任何经过理解的对象，而只存在对于种种幻想的追求；这种做法将是完全错误的。
只有那些以普遍有效的数学知识为模型，形成与真理和科学状况有关的各种标准的人，才会坚持认为这种认识过程没有任何客观参照的立场。就那些建立在无法从理性角度加以争论的必然性之上的学科而言，我们也许可以把下列问题放在一边，即人们是否可以从各种逻辑原理所具有的有效性出发内在地推导出那些特定的真理。但是，即使这些“精确学科”之中也存在两难推理。数学知识要么建立在直觉基础之上，而这样一来，知识在这里就会取决于各种直觉；要么像人们今天逐渐开始假定的那样，所有个别的断言都是由一些公理产生出来的——而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提出这些公理的既定性是否也有其来源的问题。如果这里的后一种假定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里，那些与具体陈述有关的终极标准，便也都是植根于各种内容、而不是植根于各种纯粹的逻辑形式——只有下列情况例外，即有关这些内容的真理所具有的自明性天生就与我们的普遍人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我们那受到历史制约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任何东西都不能被人们通过最终求助于——所有各种联结性知识都必然包含的——定性的方面，证明是反对这种知识所具有的科学特征的。无论如何，就这些以定性的知识为追求目标的研究领域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有关具体证明过程或者证明（Beweis）的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有关展示过程或者展示（Aufweis）的问题。实验被展览所取代，尽管只有联结性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共同体才能理解所展示的东西。人们可以使有关描述正被展示的东西的各种形式方法变得更加精确；而且就这个方面而言，某种像可以普遍适用的技术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正在出现、正在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些可以被人们普遍运用的方法之中，既存在各种与形象描述有关的方法，也存在人们用来研究史料的方法。但是，即使历史方面的解释也具有某些形式上的、可以独立于具有联结性的基础而存在的标准和方法——诸如有关任何一种有关某个形成过程的解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的形式标准，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决不能犯下列错误，即假定这些形式方法可以使明证性得到保证，而毋宁说我们必须承认，明证性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对定性方面的某种理解，而且，这种定性的方面所具有的可理解性，并不是人们应用这些方法的结果，而是使人们从根本上能够运用它们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我们不得不把所有这一切说成是我们对人们对于联结性知识的指责所作出的回答，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指出，这种知识也包含着一些成份，这些成份可以保证人们——比就精确科学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言——更加深刻地洞察这种知识的对象。定性的知识内部存在着某种要素，正是由于这种要素，这种知识无疑高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要素本身是作为本真这样一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本真是一种现象——只有就定性的知识而言，它才能作为一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性质而出现，并且代表着某种比认识过程的单纯的正确性更加高级的剩余物。具有存在的事物可以是本真的，基于存在的认识过程也可以是本真的。它指的既是生存状态的完整性，也是某种认识倾向的完整性。如果人们认为全部联结性知识所具有的基本视角性是既定的，那么，这种视角性就既包含着本真的生存状态和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也包含着人们对于已经学到的东西的本真的报告和非本真的报告。如果一种生存状态可以根据其存在原理而存在，那么，它就是本真的生存状态；如果一个认识过程的视角性完全是由其定位所具有的视角性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总是导致弄虚作假的异质性关注决定，那么，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本真的。一个党派的政客可能会从他所坚持的某种视角出发来看待事物，而且，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相同的事物、并且也理解了他在看待这些事物的过程中所坚持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用这样一种方式看待事物似乎是合理的、非常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虽然我们不能用在这一点上出现的弄虚作假来说明他看待这些事物的立场，但是，这些弄虚作假行为也都起源于他那些令人怀疑的抱负。在这里，这种情况与人们对一处风景的表现完全相同：任何一种风景都具有某种视角；但是从原则上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考察所有各种风景，并且确定一种特征与人们所描绘的观点相一致，而另一种特征则受到了歪曲。本真性也可以接受检验，不过，人们只是也必须以检验定性的方面那样检验它而已。
那种打算完全根据对于所有时代都有效的概念层次来建立真理的哲学，仅仅知道有关“一般真理”的标准，并且只愿意使这种标准完全从自身出发产生出来，而不对生存状态进行任何参照。只有当它最终努力消除本体论的各种前提、归根结底试图把这个世界从某种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意识之中推导出来的时候，它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它那些出发点相对应的，是一种内在的、形式方面的、在逻辑推理中找到其最高理想的真理概念。但是，对于一种使自身植根于生存状态（本体论）之中的哲学来说，使人们不再在某种高于现存事物的有效性学说之中寻找真理标准，并且通过某种使自身取向对象的方式——尽管要经过一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为真理定位，这样一种做法却没有任何前后矛盾之处。本真只不过是对人们寻求这样一种本体论的真理标准之做法的表达而已。
如果我们考虑人们从经验出发得出的那些定性结论所具有的历史命运，我们还会注意到另外一些东西。虽然人们可以以某种内在的方式，通过明确坚持真实的和正确的东西所内在固有的理性的必然性，把这种东西本身确立起来，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却可以发现，无论各种本真的和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结性认识过程，还是那些非理论的精神形成过程，都——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必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使它们自己时代的问题长久存在。人们的确可以说，无论各种人文科学，还是那些重要的艺术作品、诗歌作品和哲学著作，在这个领域中都会得到人们永恒的承认——因此，这里似乎缺乏任何统一的标准。那些曾经预期过随之而来的发展方向、并且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得到人们承认的人，虽然有可能很晚才被人们发现，但是，完全忘却那些真正重要的成就却几乎从来都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现），因此，时间是真正的试金石这样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实际情况确实可以证明，即使在使具有联结性的精神性知识得到保证的过程中，大众的判断和民主原则也是正确的吗？社会学对公众裁决提出的反对意见是众所周知的。西梅尔在他的《社会学》中进行的敏锐分析，把这些反对意见都包括在其中了——他在那里试图表明，只有在大众中盛行的、与由个体组成的人数极少的精神团体相对应的精神层次，才具有必然性，因为大众只有在这种要求最低的共同标准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在精神上从社会角度得到构成。但是，我们就这个方面而言应当指出的是，在我们的个案中，我们并没有研究论述由那些在某个特殊时期集中起来的个体组成的民间法庭，而毋宁说只研究论述了随着时间而分散传播的、由文化连续性结合起来的、坚持文化发展方向的联结性经验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论述的是我们曾经称之为“行家”的社会学类型。那些关于作品价值的判断，只能从逐渐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行家们所进行的批判性的评估出发，汇入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必须承认，由于受到严格的传统的限制，由行家组成的、具有联结性的经验共同体往往是保守的，并且很容易倾向于高度评价与已经被人们判断为优秀的东西同时产生的东西。这种情况使我们很容易像同时代的人那样，无法承认那些已经把握了“下一步”的作品。那些就其创作过程而言试图完全适合由过去的期望组成的视界的作品，得到人们接受的机会也因此而大得多。如果人们完全生活在现在，并且对它进行仔细观察它，那么他就会认识到，发展方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代，都会同时出现与将来有关的几种可能性，而其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大行其道则是一个命运问题。因此，那些包含本真事物的作品和形式可能会受到压制，因为它们所追求的下一步，只有就不是明天、而是后天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会大行其道的方向而言才会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这些萌芽仍然作为可能性保存在这种文化空间之中，由于正像人们可能会假定的那样，任何一种以某种方式、作为某种可能性而存在的事物，归根结底都会在这种文化领域中得到实现——即使只是在以后的发展阶段才能得到实现，因此，人们也可以说下面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事实将会证明，这些被隐藏起来的冲动对于某种随后出现的、针对这个世界的意志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人们肯定会重新发现这些作品。
在那些对定性方面的保证（这种保证取决于经验性共同体的整合程度）已经变得不可靠的共同体之中，作品得不到承认的可能性自然要大得多；而我们通过这种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拒绝承认当代人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是一种现代现象、而不是一种古代现象——即使原因只不过是从联结性角度经过整合的行家的共同体使自己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机构脱离了大众、脱离了构成其基础的共同体，情况也仍然是如此。今天的行家团体指的是avant-garde（先锋派），而在那些经过更加紧密整合的中世纪的时代之中，整个共同体都是一个从定性角度确定取向的行家团体——就处于文化生活中心的宗教和艺术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尽管这个共同体也理所当然地经历了内在的分化。
无论如何，这种本真方面和真实方面对于自己作出的超越时间的断言，是那些从联结性角度受到制约的精神性实在所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诸如在语言和艺术中），个人总是没有集体重要，因此，他对他的判断的把握也就小多了。人们赋予作为联结性知识之标准的外在命运的角色，也与这种思维的整个领域所具有的实用主义特点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这一章提出的各种建议，都不能自命地声称是对这个最困难的、有关思想的联结性领域的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论分析并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论题。只要把各种与认识论对——在这里的语境之中出现的——真理问题的处理有关的现象呈现出来，我们就已经感到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