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努力解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在经历了许多反思以后，我们形成了下列坚定信念，即假如我们不采取社会学的取向，即使那些有关思维过程的纯粹的方法论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一般说来，当有关思想的方法论和逻辑系统论述它们那些探究的时候，它们都是以某种完全内在的方式进行论述的；也就是说，它们排斥所有各种历史学探究、社会学探究，以及其他的“发生学的”探究，期望仅仅通过全神贯注于那些有关它们所发现的科学思想的结构性问题，获得方法论方面的真知灼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种探究是以它目前仍然没有意识到的某种虚构作为出发点的——这种虚构就是，以某个逻辑学家或者方法论者认为已经确立起来的方式进行的思维过程，并不是一种从历史角度得到决定的思维形式，而是说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思维过程可以等同于思维过程“本身”；而且最重要的是，建立在这种思维过程之上并且导致判断的方法论，可以说本身没有任何预设前提，并且超越了所有各种受时间限制的立场。虽然就其他所有各种文化发展领域而言，人们都很容易承认在文学史上存在几种艺术风格（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不只一种艺术风格），可以承认某些相互冲突的政治倾向，而且，人们虽然至少会把可能存在的、社会学把这些风格或者倾向之中的某一种风格或者倾向归因于某个作为其承载者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当作一个问题来思考，但是，许许多多的人还是会抵制从——就思想史而言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的——下列事实出发得出一些逻辑结论的做法，即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几种互相冲突的倾向和方法，而我们也同样有可能把这些倾向和方法归因于那些更加一般是社会潮流，而且，对于系统表述各种方法论探究来说，这里也同样有可能存在许多相应的立场。

当我们致力于解决人文科学的各种方法论问题、尤其是致力于解决关于解释性理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各种方法论立场及其与那些具体的社会潮流的内在联系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多元性。我们无法回避下列情况，即人们从作为一个方面的取向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人们从作为另一个方面的取向文化科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可能回避下列情况，即人们界定方法论探究至少是从两种立场出发的，而且，由于他们从不同的传统出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便完全不同，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述也就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通常被关于不受时间限制的理性的教条弄得含糊不清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逻辑学家或者方法论者和任何一位进行系统的思考的思想家一样，都是定位在某种具体的倾向、定位在某种具体的思维风格之中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激发出了下列需要，即尽管只是以非常概括的形式，我们自己也要弄清楚——使我们对这种探究的界定、使我们用来处理各种问题的方式在其中都具有适当位置的——思维倾向，弄清楚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来看，这些问题究竟怎样才可能出现，以及弄清楚我们怎样才能把最重要的、互相冲突的思想倾向，与那些最重要的、互相冲突的、承载着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倾向联系起来。就吸引我们集中关注这些问题而言，试图把人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研究扩展到存在于理智世界之中的某种非常遥远的、因而可以由方法论来加以具体说明的领域的抱负，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这个领域之中，虽然某种以功利性的形式存在的直接联系没有出现，但是，也许我们在这里、在把某些思想倾向归因于某些具体的社会阶级所特有的世界观的意义上谈论社会学的决定作用，却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可以把本编的以历史社会学的方式研究这些问题的第一章，看作是进行系统探讨的第二章的引论。第二章代表了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尤其是表现了对解释性理解的某种分析，因此，它试图解决依赖于这种理解的解释性社会学所具有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但是，即使在进行这种系统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抛弃社会学的观点。因为我们在这里、在进行系统性探究的过程内部，看到了就关于认识过程的科学而言运用社会学观点的第二种可能性。如果说这里对社会学探讨的第一种运用，通过——关注自己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社会过程内部所具有的立场的——思想家自己确定取向的过程表现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在这种系统探究之中对社会学探讨的运用，则通过在某种关于思维过程的理论内部、尤其是在关于解释性理解的理论内部，最终公正地对待下列事实表现出来，即全部思维过程都具有社会性，而且，由于这种社会联系和成为一种社会成就所具有的这种特征，无论更多的思维类型，还是更多的解释类型，都有可能存在。关于思想和解释的方法论必须吸取由下列事实带来的教训、承担由这种事实造成的后果，即思维过程和解释过程都始终是社会共同体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功能，而且，当人们就方法论和认识论而言，以某种抽象的意识本身、或者以思维过程的各种结果作为完全的和不偏不倚的出发点的时候，他们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通过用社会学观点加以补充，我们必须把这里关于解释性理解的理论的第二章，扩展成为一种关于文化的、更加全面的社会学理论，因为我们不可能放弃设计一种总体性观点的做法——在这种总体性观点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持续不断地、一个又一个地显示出来。我们虽然努力追求某种总体性观点，但是，我们也期望这两种研究能够作为个别性研究而存在，并且能够在人们谨慎地探索那些新的领域的时候，表明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