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得在哪次北京的饭局中,好像就设在北海的仿膳,由三联的沈昌文老板做东,大约是议论到了译笔优劣,李慎之突然冒出了一句:我生平最看不上的,就是把Gone with the Wind,只给译成了一个字——《飘》!
他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很费我的琢磨。当然,如果单从“信”的要求来看,放着“随风而逝”的对译不用,而把其他的语素都给撇弃了,只化作一个孤零零的动词,肯定也是不无可议之处的。不过,要是再从“雅”的要求来看,这个“飘”字却也自有传神之处,它会油然触动读者们的好奇,想知道那是谁在“随风而飘”,从而再把那些丢失的语素,又从联想中寻找和补充回来,所以也可算是别有一番韵致,至少称得上别出心裁的译法。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并无主语的、孤苦伶仃的“飘”字,反而比“随风而逝”,或者说“随波逐流”,更能道出某种人生的苦衷,它说明在海啸般的历史狂潮中,一个身不由己的渺小主体,有时候简直就算不得什么。我不知道,那位译者在看到Gone with the Wind时,是否想到了文天祥的名句,即所谓“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可无论如何,我本人总时时在叨念这些,不然就不会在我的《五十自述》中,把生平给总结为“将错就错”了。
再来稍加联想,大概在构思《自题金山画像》时,苏东坡肯定也有同样的感慨,或者说,也曾在慨叹着身不由己,简直就像腾空“飘”了起来,不然他就不会写下这样的句子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以,要说古今间真有什么不同,也只在于古代的书生们,往往要出外去混官场,是东西南北地“宦游”,就像王勃所讲的“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现在的读书人,则要随着缘分四处“游学”,如蜗牛在墙面上画出些轨迹来,就像米罗画布上的那些圈圈,而且就这么学着游着,便不觉用光了这一次的生命。
事实上,如果先翻开此书的后记,大家会发现此书的作者,正是这般“游学”或“学游”的。他先为了求学而来到沪上,尔后又考了托福想去北美,却不由己地被录取到东京,再从那边转学到加拿大,却又由于先前的这番经历,毕业后在日本找到了教职,并先后辗转于各大学府,一口气就教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却又因为什么缘由,任教于卡塔尔的一所高校,叫作哈马德·本·哈里发大学,而今竟已到了告老的年岁——这么天南地北地“学游”着,或者说,这么大洋大洲地“漂泊”着,即使以辛弃疾的那番慨叹,即所谓“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都不足以形容生命中的跨度了吧,更不要说那漂泊中的沧桑感。
于是在慨叹之余,又心有不甘地想问一句:在无序无常的生活涡旋中,我们的生命除了这样四处漂泊,还有可供停靠和归依之处吗?——于是,又不免想起了另一首诗,就是惠特曼以蜘蛛为题的那首诗: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
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
它射出了丝,丝,丝,从它自己之中,
不断地从纱锭放丝,不倦地加快速度。
而你——我的心灵啊,你站在何处,
被包围、被孤立在无限空间的海洋里,
不停地沉思、探险、投射、寻求可以连结的地方,
直到架起你需要的桥,直到下定你韧性的锚,
直到你抛出的游丝抓住了某处,我的心灵啊!
因此,对这些小小的乃至卑微的生灵来说,如果还想找到安身立命之处,那也先来看看我们自己,能否像“沉默而耐心的蜘蛛”,一边用目光“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一边用游丝“寻求可以连结的地方”,直到“抛出的游丝抓住了某处”。值得注意的是,惠特曼在这么一首短诗中,竟重复地写出了“我的心灵啊”(O my soul),而这也就加强地标示出了,他笔下那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其实也正是我们的文心、我们的魂灵。无论那肉身漂泊到了哪里,这魂灵都会不住地打探、不住地思考,这文心也都会不住地感受、不住地吟哦。这正是我们唯一可以指靠的,也正是唯一不被连根拔起的。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至少在相对而言的意义上,本书作者又算是幸运的了。要知道,当初参加77届高考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恰是日语;到了尼克松和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收音机里每天都在教这个。照此说来,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从一开始就未能通过政审,讲我根本没资格给领导当翻译,那么,或许我也就有了那个命,去成为像他那样的“日本通”,整天去琢磨日本的这些风土人情。真要是这样的话,或者说,若不是造化如此弄人,那么眼下写出这本书来的,也许就该轮到区区在下了;而此刻正端坐在西湖边上,要为它写一篇简短序文的,说不定反而是本书的作者了——而且无巧不巧,这位作者还正是杭州人!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再打开这本书,就足可庆幸自己在此生之中,又加添了怎样的一番境遇,以及那境遇中的重重谜团,和种种神韵。这主要地还不是指,去观赏东瀛的樱花与梅花,去领略日本的料理和厕所,去琢磨倭人身高的变化,去体会和服上的文化战争,去弄懂和式住居的开间布局,那些毕竟都是还浮在表面上的,就连旅游者也可以注意到;这更多的是要去理解,他们是怎样去阅读《论语》的,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大和民族,他们有着怎样的职人文化,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邻国,他们内心深埋的复仇意识……凡此种种,才更足以吸引读书人的注意,而一旦想通以后才觉得过瘾;也才能见出眼下这个“日本通”,在那边生活了几十年以后,究竟对那个国家“通了没通”。
不管怎么说,正如我在《西方日本研究》的总序中追问的,“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器物,忽略了这些利器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当然也正是鉴于这种知识窘境,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这类作者,到谜一样的东瀛去边游边学、边走边读,再把切身的体会都写给我们。
说实在的,如果本人行有余力的话,就连我自己也想做这件事。还记得,当陈力卫教授陪着我,到京都街头去逛旧书店时,我实在欢喜赞叹那边的生活,那既可以说是更加节俭,也可以说是更加丰足,但总之都是更贴近自然,也更加闲适和风雅……以至于到了后来,我干脆想到那边去买套房子,甚至都让钱鸥教授代为寻觅了;只可惜,终究还是被一句话给堵住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去住呢?”——就是呀,我们总共只有这一生一世,所以凡是进了这个房间的人,不管步入有多么偶然,也就看不到那个房间的风景了,这是我们实在抗不了的“命”啊!
那么现在正好,可以权且借这本书来“浇愁”了,或者说,是可以权且用古人所讲的“读万卷书”,来代替本当同步的“行万里路”了——而且,如果读者们也有这样的好奇心,也渴望更加贴近而深入地,来理解那个既最靠近我们,又最引起复杂感情的近邻社会,那么我也很愿向他们推荐这本书。
刘东
2022年4月2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