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及其存续

14. 日本天皇制及其存续

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与“令和”时代的开始

平成天皇明仁在2017年发表谈话,希望在其有生之年传位给太子德仁。其后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关于天皇退位皇室典范特例法”,获得通过,日本政界开始紧密筹备天皇退位、新年号颁布和改元日期等重要举措。天皇的“生前退位”在日本古代史上并非罕见,但却是迄今200年来的首次。今年(2019)4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新年号“令和”,寓意“美丽的和平”,明仁天皇在4月底正式退位,结束了长达31年的平成时代。5月1日改元,开始令和新时代。

天皇制的起源和历史

天皇制是日本的君主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我们能从记载日本古史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典籍中,找到天皇制的起源。这些典籍中关于天皇谱系的记录夹杂着很多神话传说,譬如说天皇一系始祖“天孙”来自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天照大神等等。从其记录的公元前7世纪神武天皇算起,到明仁天皇,一共传承了125代,2 600余年,可谓“万世一系”。其中当然具有史实,但也不乏神话和传说。

日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起源较晚,最早可能在引进汉字书写系统的古坟时代(3世纪中到8世纪初)中晚期出现。比较可靠的是同时期的中国典籍如《三国志》、旧新《唐书》和《通典》等所引据的史料。早期日本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倭”,《魏书》有《倭人传》记载史家的见闻。《新唐书》的《日本国志》载:“(高宗)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条“使者自言”的记载应该是靠得住的,证实了改名的理由及其新名的由来,可信日本国得名是在唐高宗咸亨年间稍前。

国家正名之后,当然也会给君主正名。两汉时日本岛诸国林立,君主初称“王”“大王”或“天王”等。7世纪中以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为发端的 “大化改新”,从华夏全面导入律令制度,实行朝廷冠位制,日皇改称“天皇”,天皇成为朝廷的核心,天皇制正式成形。8世纪初,大和朝廷颁布《大宝·公式令》(701),用的就是“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的名义,表明“天皇”称号已经正式成立。

天皇制在从8世纪末到12世纪末的奈良、平安两个时期,达到运作的顶峰期。即便如此,天皇制也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经常是通过指导具体执政的摄政和关白实行间接统治。而其在后期,由于武家政治的兴起,甚至开始失去政治实权。此后天皇制在镰仓、室町两个时代长期处于劣势,到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皇室虽然不绝如缕,但很多时候需要有力诸侯的接济才能苟延残喘。如织田信长就曾经耀武威胁当时的正亲町天皇,逼迫其让位于诚仁亲王,因为亲王是其养子的生父,织田希望养子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天皇。在260余年的江户时代,天皇一族受到德川幕府的严格管制,与权力决策完全无缘,几乎名存实亡。

不过,由于天皇制的神格性质,任何执掌实权的武家或者幕府都需要天皇制为其统治的正当性背书。也就是说,天皇制也许并不是权力本身的载体,却是任何权力结构的正当性源泉。天皇制的存立机制,在于其作为一种超权力的信仰类型,至少受到权力者的表面拥戴和尊重,所以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信仰领域,一直保存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使得天皇权威永世不坠。

江户幕府晚期,日本社会处于西洋列强武力威胁之下,朝野有识之士对幕府的因应举措充满忧患意识,开始兴起“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使得天皇制绝处逢生,最终夺回统治权力。倒幕成功后,明治政府实施君主立宪制,制定帝国宪法,树立天皇为实际统治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国家神道定位后,天皇制原本具有的神格性质被强化为“现人神”,成为新兴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太平洋战争”之前及其战时,天皇制被日本政府用来动员和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战后则经历了存废的严峻考验。美国占领当局出于战后的全球布局谋略,在其主导的日本战后新宪法中,通过让天皇制重归虚位的办法,将其保存下来。此后,天皇制作为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因素,继续成为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基石。

天皇制与血统

东京大学教授上田正昭(1927—2016)在1965年出版的《归化人》一书中,写到第50代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的生母是朝鲜半岛百济国“武宁王”的后裔。这一论证遭到当时右翼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叫嚣:“天皇家怎么可能混入朝鲜人的血统呢?” 纷纷给上田氏写信打电话,责骂其为“国贼”(日语版“奸细”),诅咒其“必有天罚”,要其“滚出京大”。肃杀的气氛让上田氏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不寒而栗。

2001年年底,明仁天皇曾经发表谈话说:“由于《续日本纪》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子孙这一记载,我深感与韩国的由缘。” “由缘” 一词和中文“血亲”比较接近,英语可以译成“kinship”。天皇的说法比起上田的客观持论,带有更多的感性色彩。《朝日新闻》和韩国的媒体对天皇谈话中释出的这种善意,反应积极热烈,而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等,似乎协调过一般,对天皇的“由缘”说却是反应冷淡,呈现出一派诡谲氛围。

持传统保守观念和右翼见解的一部分日本政客和论客,强调天皇制的血统根据,主张皇族“高贵的血统不可断绝”。东大教授东乡和人曾经论述“天皇缘何‘万世一系’”这一主题,认为不单单是天皇制,而且在整个日本社会,血统概念向来稀薄。他说在日本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家”的观念与“血统”并无必要联系。他以日本社会的“养子”制度为例,儿子当然继承父业,但在没有儿子的家庭,女儿甚至女婿继承家业的事例频繁发生。没有子女的家庭就会迎入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女继承家业。日本的家庭原则上并不受血统束缚,而以人员流动建立联结,持续发展。学者新保博曾举对德川幕府家臣(旗本)5 000人的调查为例,指出其中23%为养子继承家业。另一学者坪内玲子也举例18世纪加贺望族前田氏的家臣,其养子继承率更高达36%。这些事例都表明日本社会普遍轻视血统,标榜皇族的纯粹血统论,只是右翼的一厢情愿罢了。皇族血统里一定会有非皇族的血缘,甚至还会掺杂邻国人种的血缘。读一下《源氏物语》,就会对古代天皇一族的血缘关系有感性的认识了。

天皇制缘何存续?

个人组成的民族国家,需要具备统一的国格生存于世,而这种统一国格的维持,需要一个凝集点,这在美国,大体由《宪法》担当,而在日本,天皇制被认为是一种最大的民族凝聚力。天皇制与欧洲皇室制度不同在于:日本人将天皇视作道德楷模,认为其理论上是先民之忧而忧,后民之乐而乐的,不像很多欧洲皇室成为时尚流行的楷模和尘世娱乐的焦点。所以很多日本学者认为:“精神天皇制”为象征天皇制的本质。天皇制在历史上遭遇的最大难关,无过于战败后美国对日本社会的体制改革了。天皇制最终被保存下来,一般认为有以下诸端原因:

第一:昭和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断”,拯救了日本民族,避免了“一亿玉碎”和“本土决战”的最惨结局。当时日本国内驻军仍有300万,海外驻军200万,大部分可以继续参战。鉴于塞班岛和冲绳日军的激烈顽强抵抗,美军占领日本,一定要付出很大代价。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至少需要百万兵士,才能占领日本,结果盟军几乎未损失一兵一卒就顺利实施了占领任务。麦氏于是对天皇存续对战后民主化与和平化的贡献做出评价,对天皇予以称赞。

第二:保存天皇制也符合战后日本民众的主要民意。

第三:战后天皇本人也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巡视地方、激励国民,以其特殊的象征功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再建。麦氏《回忆录》提到他与天皇的多次会见,对天皇的战后表现做出了倾向于肯定的评价。

第四:天皇成为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被再度塑造成一种超越集团和党派利益的道德符号,即公平无私、慈悲宽容和反省精神。象征天皇制对很多日本民众而言,就像富士山的存在,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向心力。虽然昭和天皇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去神化”,还发表过“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为“凡人”,但天皇制,尤其是“象征天皇制”,在日本民众间的“半神半人”(战前战时叫作“现人神”)宗教性权威,根深蒂固,依然具有超出任何个人和党派的号召力。

基于这些原因,加上日本皇族努力保持与时代互动、塑造内敛亲民的积极形象,天皇制在日本社会,尤其在超越政党、群体利益,维持国家团结和政治稳定方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凝合力量,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

原载:2019年5月9日 广州《看世界》(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