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上海师院毕业,分配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进入《中国文学》卷编辑组,协助兼职责任编辑陈伯海教授,审核条目资料,同时也担当文学卷负责人王元化先生的业务助理,因为编务接触过多位撰稿人,他们主要来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和复旦等校。1984年秋季,编务接近尾声,由元化先生推荐,我考入复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硕士课程。囿于当时的风气,三年课程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英语,旁听了几门英语系的研究生课程,如由外籍教师讲授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等。记得一位美国老师的课,教材采用Hazard Adams(哈兹得·亚当姆斯)编的厚厚一册红皮封面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读中学时念过中文版杜伦博士《哲学的故事》(詹文浒译),便觉得这门课内容亲切,几乎从头到尾都去听了。硕士毕业后,1987年秋季接着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课程,师从顾易生先生。

未久,考过了研究生院外派留学的托福分数线,申请的四所美加学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但是1988年度复旦六个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都给了理科博士生。研究生院鉴于我的二外是日语,征询改修日本庆应大学与本校博士联合培养课程的意愿。经得业师同意,决定前往东京,以收集王国维先生在日本六年与京都学派交往资料,为博论做准备。

我在1988年8月抵达东京,就住在1904年鲁迅先生离开东京赴仙台时留下深刻印象的驿站:日暮里。大概是先生在火车上感伤日暮,想起崔颢《登黄鹤楼》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抵达日暮里时也正是黄昏,最初的联想就是这首让人触动乡情的诗。日暮里的住居是庆应大学留学生科安排的,一所挂牌“荒川庄”的两层木结构住房。楼上四个单元,都住留学生。楼下住着房东夫妇,男主人姓染谷,女主人未从夫姓,依旧使用自己娘家姓荒川。楼居以其姓命名,很可能是父母的遗产,男主人大概是赘婿,不过我未曾考证过。他们有一个成年独女,带着叫纱弥子的幼女跟父母住,好像是离婚回娘家的。

染谷先生患有眼疾,早就提前退休了。荒川太太是主妇,似乎有几处出租的房产忙着管理。荒川太太年轻时应该是位美女,待人接物也格调不俗。她的女儿和外孙女都继承了美貌遗传,尤其是两三岁的纱弥子,非常可爱。染谷荒川一家是我最先接触的日本人,让我了解了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状况。联合培养的课不多,不用每天都去学校,初到时经常待在寓所看书,自习日语。染谷先生每天早上去一次扒金宫(弹子游戏房)输掉太太给他的几千日元零花钱后,就回家闲着没事。太太外出,他一个人无聊时,只要听到我在楼上有响动,就会走到房间窗下的小天井,喊我下去喝茶聊天。荒川太太早回时也会加入我们的闲聊,他们会问我各种在中国生活的旧事和留学的消息,也告诉我他们的家事和日本的风俗人情,有时还会留餐,让我很快就能说一些结巴的日语了。

我在庆应的导师是当时中文系主任教授佐藤一郎先生,所谓联合培养,其实就是去旁听他每周五下午的硕博士课程,讲授明清文学。佐藤先生秉性醇厚,待人诚挚,课后经常带着一帮听讲的学生,去三田校园对面商店街一家叫“山田屋”的料理店聚餐,每次都是他会钞。山田屋的客人大多是庆应关系者,大堂里挂满了庆应的各类锦旗。先生把我介绍给系里另两位老师,村松暎教授和冈晴夫教授,我也偶尔去听他们的研究生课,参加举办的活动。佐藤先生怕我寂寞,有时也会在周末约我出去,去过几次他在横滨的寓所,便跟师母也稔熟了。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逛浅草,讲述掌故,还在一家书店给我买了一厚册三省堂版《大辞林》,可以在学习日语时检索词汇。通过与庆应老师们的交往,让我了解了不少日本学者的治学与为人。

在一次庆应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位姓竹田的先生,约莫60岁,在池袋一家叫“鹰”的影像制作公司主管海外业务,对我特别友善,不时开车接我出去。他是天理教会的成员,经常邀我随他参加教会研修和亲睦活动,还去过两次教会在天理县的总部留宿。这些所参与的活动,也让我从近处观察日本特有的教会组织结构及其教友成分。竹田先生虽然隶属教会,却完全不受戒律拘束,是个性情中人,沉湎酒色。他每个月都去中国出差,有时还好几次,回来都会津津乐道所受到的款待。他好像每天都喝酒,每次聚餐都喝到醺然。记得离开日本时,他开车送我去成田机场,那天他也喝了酒,在高速公路上飙车超过限速,小车竟然晃荡起来,亮起黄灯叮咚作响,让人惊骇,几度提醒他注意车速。通过竹田,我见识了一些像他这般放浪形骸却具真性情的日本大叔的生活方式。

四所录取我的美加学校中,多伦多大学不但给了我两份奖学金,在得知我不能应期入学后还为我保留了学籍,让我得以在一年后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入学。我在多大待了七年多,读完东亚研究系的博士课程。1996年夏季通过博论答辩后,由于一年留学日本的印象以及期待赓续的愿望,试着申请了名古屋商科大学的教职。电话采甄后,学校特地派了校长秘书,一位叫Melanie的英国女士飞达多伦多国际机场来面试。很快我就得到了录用通知,1997年春季便全家飞抵名古屋,开始了在日本未曾规划的连续17年旅居生活。

名古屋商大是一所家族运营的私立大学,坐落在名古屋郊外日进市的一座丘陵上,校园依山枕水,树木葱蔚,景色秀丽。当时的二代校长抱负宏伟,有诸多建树,最大特色为雇用了按比率在日本名列前茅的外籍教员阵容。惜乎生源平庸,无法跻身商科名门之列。该校图书馆的藏书泛博,收罗了大量有关日本文化文明的典籍,还拥有一批昂贵的善本书。我在教务之余,沉潜心思,大量借阅。也是在商大七年期间,开始将在日本国内游览经历,以文言写成多篇游记。本集所收的游历诸作,都是后来的语体改写。

2004年转去国立筑波大学,在其大学院教汉语,大部分业余时间待在大学红杉树林环绕的公务员宿舍,阅读从其图书馆借出的丰富藏书,尤其留心日本学者对兰学研究的著述。荷兰是江户“锁国”时代日本官方唯一允许在境内从事商贸业务的欧洲列强,日本学者通过荷兰了解欧洲的科学、文化和学术建树,其成果因而命名为“兰学”。幕末开国以后,扩大对外渠道,面向整个欧美列强,遂改称“洋学”。我对兰学及其后续洋学以汉文移译欧洲主要语言的术语特别感兴趣,认为其成就直接影响了现代日语的形成,进而在20世纪初由中国留日学生作为中介,又影响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生成。

两年后又转去了大阪,从2006年春季开始,在常磐会学园大学专职教了八年汉语。其间又在关西大学和追手门学院大学兼职,教本科生的普通英语和研究生的专业英语。当时陶德民教授主持关西大学的东亚文化交涉学项目,以其丰沛的研究经费和广泛的人脉资源,不时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在我是近水楼台,有机会经常参与,开阔了观察了解近现代日本社会和文化运动的视野。

2006年以后,元化先生病重住院,至其两年后病逝期间,我多次返回上海探访。在先生病榻前结识了吴洪森先生,他当时在香港《文汇报》副刊担任编辑,向我索稿。我于是写了《麻生首相和汉字》一文交付,2009年初在副刊发表。这是我所写有关日本时事和文化的首篇随笔,刊出后据说受到读者好评,很快被各类媒体转载。受其鼓舞,十余年的厚积终于能发而为文,这一年写了近20篇有关日本的随笔,一半发在《文汇报》副刊上,其余发在《中华读书报》《新民周刊》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上。2010年写作更为勤勉,有近30篇随笔发表,除了上述报刊之外,还在《南风窗》《中国周刊》《环球》《今晚报》和《东方早报》等报章刊出。其后经常有些约稿,值得特笔一提的是,从2015年到2017年期间,我在澎湃新闻的“外交学人”专刊上设立“扶桑走马”专栏,刊发了有关日本文化随笔20余篇,大部分收录于本集。

学生时代我曾经向慕乾嘉学派的戴段二王,在多大博论立题时一度考虑过中国古典的训诂阐释学,因为英文翻译工程过于费时而作罢。一编《古文辞类纂》早年曾经爱不释手,因而深受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以其“义理考据辞章”为作文圭臬。在草拟本集所收的各篇文章时,自觉尝试以学术论文的工夫,发而为随笔,即通过比较严密的考证梳理,引经据典,辅以文辞章法,旨在抉发义理。每一篇立题后,都往往从追手门和关大两所图书馆借出多册有关书籍阅读,然后谋篇布局。

就写作形式而言,本集所收为随笔散文。随笔和散文以“随”“散”冠名,主题看似“随”手拈来,“散”漫持论,其实其上乘者,往往立意精深,娓娓道来,以知识、趣味和美文引人入胜。古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西人培根和蒙田辈的随笔散文,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本集文章的时间跨幅有十余年,题目看似随散,但主题却定格在所见所闻的日本社会人和事的文化底蕴及其意味上。

再就写作方法而言,本集在整体上将叙述对象置于远近交错的视角。日本有句熟语称“遥远的邻居”,其实就当今的中日关系而论,日本不啻是我们“遥远”的邻居。虽仅隔“一衣带水”,却似远在“天涯海角”。日本很长时间都以中华为师,19世纪后半叶近代化成功,中日关系逆转,在“爱恨情仇”之间跌宕至今。近代以来的日本介绍,“笔头常带感情”,不是“喜爱”,便是“厌恶”,此外就是“不屑”。本编所收各文,是我尝试以“平常心”和“平实”态度记述在旅日期间的所见所闻。在我看来日本显“远”(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能辨识其“近”(现状);而把握其“近”,还得从“远”(文化、历史)入手。本编文章的初衷是想通过厘清日本历史、文化和信仰诸大端,将“近”在眉睫的邻国凸显出来。

最后谈谈这部文集的出版缘起:2011年友人刘东教授主编“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嘱我翻译其中玛丽·伊丽莎白·贝里的专著《秀吉》,翌年该书译出后出版,责任编辑周晓阳发在《中华读书报》的丛书“编辑手记”中这样予以介绍:“赵坚老师,人在日本,中英日三语流畅,为译《秀吉》,直接查核日文原始资料,将美国作者引用时的理解错误一一核出,使《秀吉》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转译之后的中文书,竟比英文原著更加精确到位!”虽然有些溢美,但多少触及了本书转译过程的辛苦经营。中文版受到读者认可,2018年出版社以《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为题,出版了单行精装本。去年晓阳与我联络新版事宜时,我顺便说起十余年所撰日本文化随笔结集的设想,晓阳十分支持,读完一组样稿后很快就向出版社上报了选题,并获得通过。晓阳提议的书名《谁是日本人》,来自所收文章中一篇之题,该篇非常契合本集的主旨,于是撷出而充作代序。

刘东教授在冗杂教务之余,为文集作了一篇充满感性和机趣的序言,流光溢彩。冠诸文集,蓬荜生辉。他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中文被译成《飘》说起,又以文天祥的“风飘絮”“雨打萍”和苏东坡的“身如不系之舟”诠释“飘”字意蕴。我从杭州到上海、上海到东京、东京到多伦多、多伦多重回日本诸地,最后从大阪到多哈,用一个“飘”字做生涯写照可谓再恰当不过。刘教授感慨设问:“在无序无常的生活涡旋中,我们的生命除了这样四处漂泊,还有可供停靠和归依之处吗?”对这种多少是自主选择却又无法把握的“漂泊”结果,我从来回避做价值判断,当然更不敢怨天尤人,所以很羡慕刘教授有勇气对自己的漂泊“将错就错”。“漂泊”既然是我们的宿命,一如刘教授在序中援引惠特曼诗篇对此所做的回应:我们得甘心做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飘到哪儿,就将“游丝”编织到哪儿,在漂泊途中留下我们的“文心”和“魂灵”。

这本文集,就记录了这只蜘蛛旅日时“不停地沉思、探险、投射、寻求可以连结的地方”之过程,尝试通过观察日本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而吐丝编织的篇章,探索日本人到底是谁,其文化基因如何成形,他们与其他民族尤其是国人有何异同,这些异同缘何生成发展,究竟蕴含何种意义等。

当然,了解谁是日本人,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更多地知道和认识我们自己。

2022年4月5日记于卡塔尔基金会教育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