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话说和服
和服的名称
以“和服”指称日本传统民族服装,是相对晚近之事。日本人早先把自己的服装称为“着物”,顾名思义,便是“穿着之物”,为服饰的通称。后汉三国时期,华夏的织染服饰及其技术传入日本,被称为“吴服”,大概这类服装主要产自绢绸织染业发达的东吴,以和本土被称为“太服”的棉麻服装相区别。吴服逐渐成为日本的主流服饰,以致此后的成衣铺被通称为“吴服店”,裁缝集中居住区为“吴服町”。到了明治时代,大规模导入西洋文明,洋服风行,成为主流服饰,传统服饰便被称为“和服”,作为“着物”的一个配称,与外来“洋服”分庭抗礼。
十五六世纪,进入东亚的商人、传教士,渐次向其母国介绍他们所遭遇的东方文明,“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isme)相继吹入欧洲的主要都会。其后法国印象派画师醉心于日本的“浮世绘”,日本元素充斥其画作,其传统服饰以绚丽妩媚的色彩风格,颇受关注,“着服”(kimono)一词,作为定称,进入欧洲各主要语言的权威词典。而19世纪晚期成名的“和服”一词,指称虽比“着服”精确,却无法在西洋取代家喻户晓的后者。不过,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却选择了“和服”一词,与“和歌”“和食”“和式”等新词,一并携入华夏。日本人自称其传统服装为“着服”,西洋人也人云亦云,国人却视若无睹,而将其配称“和服”带入了中国。在汉字发明之邦,虽然于词义学上有不得已的苦衷,却面对不在乎“字源”的日本人和不谙“原典”的西洋人,算是“捍卫”了一回汉字的纯洁性。
和服的渊源
比起中国,日本较晚进入农业文明,直到弥生时代,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文化由“渡来人”(移民)携带进入岛国,日本社会从绳文的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渡来人”的服饰主要有“吴服”和“胡服”,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时髦。“吴服”为中国南方农耕民的服饰,而“胡服”则为东北亚游牧民的服饰。当时随葬的人物埴轮(一种陶制土偶)显示,“胡服”分上衣和下衣(男为裈,女为裳),戴冠束带,紧身窄袖,适宜骑马。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当时庶民的服饰仍是“贯头衣”,即在长方形的棉麻布中间开口,套入头颅,挂在肩上,腰间束带,成其衣裳,遮体御寒。进入飞鸟时代后,尤其是在推古天皇治下,由圣德太子主导,全面引进大陆文化,律令制度之外,还参考隋制,制定官服,有“冠位十二阶”,以紫、青、赤、黄、白、黑各色的深淡两种冠冕,界定十二等官位的排次。
《续日本纪》记载,8世纪初有一批官员出使大唐回国,在谒见天皇时,穿上大唐朝廷赠授的官服,天皇惊艳不已,隔月便诏令朝野改变服制。大唐宫廷的男女礼服,于是成为奈良、平安两朝的正装。女装经过改造,被称为“十二单衣”,在9世纪末废止大陆使节派遣、“国风”开始高涨的时代,趋于定型,成为后来民族服装“和服”的原型。成书于12世纪末的《源平盛衰记》称:“弥生(三月)之末,穿戴藤重(藤色重叠套装)之十二单衣。”为记载其名称最早的文献,说明唐代宫廷服传来日本之后,成为在一般贵族间流行的服饰,逐渐脱离大唐宫廷礼仪的拘限,变成日常装束,被注入了对季节变换敏感的本地文化元素。
晚唐以后,唐装失传,而作为其一支的“十二单衣”却域外开花,经过镰仓、室町武家实用文化的改造,在江户时代与发达的庶民文化相结合,蔚为壮观,直至成为当代日本“裹缠生命”(いのちを纏う)之文化符号。大唐之“礼”,失诸“朝”而得诸“野”,得失之际,让人唏嘘。
和服的嬗变
“十二单衣”从最上面的罩衫“唐衣”数起,其下“表衣”“打衣”“衣”和贴身的“单衣”,腰以下前面为“绔”,后面为“裳”和“引腰”,脚下有袜和履,加上“玉簪”“肩带”和手执的“桧扇”,共十三件。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十二单衣”的名称,只是服饰的笼统件数,穿戴简单时少则七八件,繁复时多达二十余件,端视场合而定。
在8世纪初“平城京”建成后传入日本的大唐宫廷礼服,其女装从繁复的“十二单衣”,经过1 400余年的发展变化,简化成襦袢、长着和束带三件一套的现代和服。又以袖袂之长短,分为振袖和留袖两种。未婚女性穿着振袖,为长袖,多为亮色,青春火红,分大袖、中袖、小袖三种,袖口在1米上下,长抵足踝。“振”有“舞袖”之意,表示爱情,多见于成人式、结婚场合。留袖则是已婚女性的和服,袖幅较窄,袖身较短,仅及腰身。据说古代女子婚后,便将长袖割短,表示“留”起“舞袖”,切断“外缘”,此后专心于“相夫教子”。和服既是重大场合的正规礼服,又是居家外出的日常装束。
和服的赞美
日本岛上四季分明,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度,从《万叶集》开始的日本文学,传达着古代日本人对四季、色彩和层次的特殊感受。作为和服母体的大唐礼服,更多地体现出上层社会的等级体制和繁文缛节,传到日本成为“十二单衣”后,就融入了“平安京”的特殊风土,如上文提到的颜色“藤重”,便为春季四色套装之一,其余三色为堇色、桃色和牡丹色。此外,春季还有“樱重”和“山吹”,代表夏季的有“菖蒲”和“花橘”,秋季有“里菊”和“红枫”,冬季有“红梅”和“紫薄”,随着季节推移,转换各式“纹样”的单衣。和服的图案继承这一传统,把大自然及其节序变换浓缩其间,让穿着者亲近自然,感受氛围,达到天人和谐。
一般和服质地昂贵,做工精细,价格不菲,除非富裕之家,筹措不易。所以一袭珍贵和服,一生难得穿上几回,往往稍加改定尺寸,传诸后人,如母亲传给女儿,婆婆传给媳妇,儿辈再传孙辈,将家族的历史、传统和慈爱,世代相传。此外,和服作为一种礼服,把人从颈项到脚踵包裹起来,深藏不露,体现出一种内敛和恭谨的张力。着用时需正首、引颚、平视、挺背、张胸、垂臂、缓步,总之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仪式规范,穿戴者不仅本人需中规中矩,还需与周边人际关系调和。
因此有专家认为,和服文化业已超越日常穿着的服饰,上升为形而上“道”,是和式美与美意识的原点,应该在“花道”“茶道”“剑道”和“柔道”之外,另辟“装道”,张扬和服文化之美。
和服的批判
很多日本学者在承认和服优美的同时,将其视为“残酷”“陈腐”的服饰。如果将“十二单衣”全数穿戴起来,据说分量可达20公斤以上,当然是举趾维艰了。现代和服也有里外数层,加上带纽,分量不轻。战前女性很多都患胃下垂,腰间皮肤变色坏死也属多发,多和带纽束缚有关。因此有学者批判和服为“拘束服”,得到广泛回应。
现代女权主义者更是对和服不假辞色,如上野千鹤子在20余年前出版的《裙子底下的剧场》一书中,称和服初从大陆传来时,腰袴有纽带,当时和其后的女性在打结上下功夫,解结需由系结人,因此对自己的下半身握有掌控权。不料到了战国时代,腰袴被官府下令撤除,很多女子从此身不由己。
已故女权作家驹尺喜美态度更为激烈,在其所著《穿着女装》一书中抨击和服:“上半身拘束,下半身拘束,因为全身被紧紧束缚,动弹不得。尽管如此,下半身犹不设防,而上半身因为袖口洞开,手可径达乳房。和服在把女性身体束缚的同时,却让人自由出入。女性的自由遭到限制,自身的活动遭到剥夺,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专属鉴赏物,将美完成。从这一意味上说,和服是完美女人化的服装。这也是忍从美德和男唱女随妇德在全身的体现。”
她的意见并不为大多数穿着和服的日本女性所接受,她们继续身负这一绵延千余年的文化化石,踽踽前行,证明美的传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原载:2011年10月10日 北京《百科知识》(201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