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

3. 和: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

从《论语》而来的“和”,不仅成了日本的国号和国民称呼,而且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其起源为圣德太子(574—622)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中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为礼佛之外,其余16条大部分来自儒学,尤其是受到《论语》的巨大影响。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1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第3条),“治民之本,要在乎礼。……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4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惹人善,见恶必匡”(第6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无信,万事悉败”(第9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第15条)等等,置入儒家典籍中,毫无扞格之处。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宪法十七条》的基本思路,即“礼”与“和”,来自《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圣德太子来说,礼是不同关系的“行为准则”,如君臣、上下、同侪、官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准则”(礼)的实施(用),需要通过“和”之途径。《宪法十七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德行概念便是“礼”字(6次),并一再提及“臣道”,“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最后还概括性指出:“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第12条),强调君臣关系是“礼”的本质。这种关系的理想境界(贵),需要通过“和”去达成,因此在867字不长的篇幅里,充斥着“和”及其近义词,如“顺”“睦”“谐”“谨”“慎”“通”“承”“齐”等,拳拳之意,昭然若揭。

来自《论语》的“和”,本来就是一个组合或者团体内部关系的规范,如果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让一己的“个性”消融于集团的“共性”之中,也就是《宪法十七条》所说的“相共贤愚,如环无端”(聪明的和愚钝的共事,就像圆环一般没有首尾)、“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虽然我独自行事亦有所得,却要跟随大众共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共”“从众”和“同举”是以“礼”的规定作为前提,而在同一“组合”或者“集团”内部实行的,这可视为圣德太子对《论语》里“礼”“和”关系的精湛理解。孔子虽然在《论语·子路》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观念作为对“礼”“和”关系的补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和”(和谐)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同”(一致),孔子儒学,尤其是宋明以后的理学,归根结蒂强调的是“同”,“大同”是目标,“和”只是手段,这是儒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日语有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同和”,和中文词汇“统合”比较接近,“同”在“和”先,以“同”成“和”,相当能说明日本民族对“和”“同”关系的基本看法。以“不同”保持和强调“个性”的观念,由卢梭率先在《忏悔录》中提出,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开始兴起,但在东亚各国,“个性”理论传来较晚,还依然是个崭新的概念。

《宪法十七条》中的“和”,尤其是圣德太子从“相共”“从众”和“同举”的视角所揭橥的“和”,成为后世日本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延续至今。“和”在日本既是一种普遍的集团关系准则,也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

作为集团关系准则,不少日本学者提到“和”的本质就是一种“场的伦理”。“场”是个体所处的周围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总和,是个体生存和活动的前提条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比较欧美人和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不同,指出欧美人出于“原罪文化”(guilty culture),往往基于道德理念和正义观念行动,罔顾或者很少顾及周遭的反应;而日本人则出于“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更多地视当时的状况以及周围的气氛,即基于对“场”的认识和判断采取行动。和本集团内其他人“相异”的行为,往往是“耻感”发生的原因之一。

当今的日本人还常常说“读空气”(空気を読む),“空气”就是指人际交流时的环境“氛围”。在日本,关于这种“空气”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除了研究分析“空气”的成因和特征之外,更多的则是指导如何应对“空气”。连以《日本人和犹太人》一书轰动日本全国的著名作家山本七平(1921—1991),也写过一部名著《空气的研究》,指出在日本做决策的往往不是“决策者”,而是制约决策环境的“空气”。这种谁都无法摸透,却谁都受其束缚的“空气”,是难以逃脱和抵抗的。他甚至戏谑地撰出“抗空气罪”一名,表明“空气”的“不可抗拒性”。因此,“读空气”在日本是一门大学问。其实,“读空气”的最大目的就是维持“场”内的“平和”气氛,同集团内的“竞争”乃至“斗争”是“和”的对立端“乱”的渊薮,所以维持“和”就是维持集团内部的秩序,是集团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往往被集团的“空气”所窒息,所以在日本并不多见,当然不受鼓舞。相反,“居中现象”(横並び現象),即不冒出头,居于两端的中间,成为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特征之一,追根溯源,来自对“和”或者其延伸理念“中庸”思想的重视。

至于“和”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多学者指出日本人“兼收并蓄”的思维特征。日本从绳文时代以来,一直是个多神信仰的国度,据说光各类神祇就有800万之众。日本的传统祭祀常常不分好歹,神鬼一同配飨。在飞鸟时代,从中国传入儒释道,一直并行不悖,儒学的“和”与佛教的“同”以及道家的“阴阳”,从此互相掺和渗透,和本地的神道教一起构筑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和”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糅合“阴阳”两极的思维态势,两极的“共生共存”在很多日本人看来,比明断“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更为重要;“和”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对立两极融合在一起,各尽其用。譬如说“神”和“鬼”之于人类,前者佑福,后者作祟,而人类通过共同祭祀这一“融和两极”的举措,让“神”“鬼”各安其位,人类受其福泽。所以儒释道自传入日本以来,基本上相安无事。到了近代,“兰学”和“洋学”涌进日本,同传统的“儒学”和“国学”之间也未曾发生尖锐冲突,这大概都是“和”的思维方式在发生作用。日本民族对来自《论语》的“和”的偏执,虽然有些偏离孔夫子的初衷,却是“和式”(日本式)的指标性特征。

原载:2010年1月6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