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岛圣堂和日本社会的文化底流
从学园都市筑波到东京市中心秋叶原开通了直达火车,正好约了友人在东京茶之水车站见面,便去坐了一回。茶之水就在秋叶原的西邻,翻过一个坂道,约莫10分钟便走到了。秋叶原电子街的烦嚣顿时消失,而茶之水果如其名,让人立时感受到丰腴安闲的氛围。因为时间有余裕,便沿着日本铁道中央本线向西,一睹周边的风物人情。根据史载,这一带古代曾经是望族的墓冢地,15世纪初得名“神田明神”,是祭祀神灵之地。德川家康扩建江户城时,疏浚神田川,将此间的低洼地填平,并开发市街,使其转成寓居之所。如今神田川依然在坡道边的峡谷里静静地流淌着,水呈墨绿之色。川边是日本铁道的轨道,火车不时地来去往返。峡谷上架设了多座过桥,有石桥,也有铁桥;有平桥,也有高耸的拱形大桥。谷边长满了蓁蓁莽莽的杂草,在周围崇楼巨厦的映衬下,更显出拙野素朴的气氛来。
茶之水从江户时代开始便是东京的人文中心,这里有明治初期建立的最早的大学雏形:东京师范学校和东京女子师范,是筑波大学和另一所国立大学“茶之水女子大学”的前身。这里荟萃了一批日本最出名的高等学府,除了上述两校之外,日本大学、明治大学、顺天堂大学、日本医科齿科大学和东洋学园大学都在这里设有本部或者分部的校园。中央大学的旧址也在这里,后来因为校园窄小的缘故搬迁出去了。此外,这里也有不少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会馆和教堂,而店铺街也被浸染了人文气氛,音乐和乐器商店林立。稍微西北就是东京最著名的游乐场所之一“后乐园”,再稍西便是二重桥的皇居了。
和友人会合后,友人提议去看看就在边上的汤岛圣堂。被告知汤岛圣堂是日本最有名的孔庙时,我着实吃了一惊。20年前负笈庆应大学时,住在文京区的根津神社边上一年,那儿离汤岛并不很远。当时就听说过汤岛圣堂,还以为是基督教的大堂呢。尽管孔子被尊称为“孔圣”,但国内文庙或孔庙一律不冠“圣”字,倒是后起的基督教会动辄以“圣”命名,潜移默化,孳生偏见,以为以圣名者便是西式教堂了。汤岛圣堂就在茶之水车站的北边,而车站的一个出口就叫“圣桥口”,这座“圣桥”的两端便是车站和圣堂。圣堂前面的道路叫昌平坂,是以孔子故里昌平乡命名的。
我们从大石垒起的围墙边门进入圣堂,随即登上了大成殿。殿前一座广场,正殿左右建有两庑。时近黄昏,参拜的游客稀少。登阶入堂,正面是孔圣的塑像,两侧是所谓的“四配”,左边是孟子和曾子,右边是颜子和子思。孔子和“四配”为诸圣,都是塑像。其两旁正面壁上悬挂着所谓的“历圣大儒像”,左列朱熹、张载、程颐,右列周敦颐、程颢和邵雍,一式宋代的理学大师,都是单独挂轴。东西两壁及背面门墙上悬挂着14幅画像,其中8幅为5人一轴,其余4幅为6人一轴,7人、8人各一轴,合计79人,称为“贤儒图像匾额”。这79人中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中有名姓可考的孔子弟子,如有若、公西赤和冉孺辈。背面墙上是弟子之外的宋明大儒,如司马光、吕祖谦、陆九渊和王阳明等。我和友人在孔圣塑像前,拈一撮香灰,注入另一香炉,两拜如仪而退,尽了学子的礼节。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以战国时代的动乱为鉴,重新建立国家秩序。家臣背叛大名,大名背叛幕府,政治秩序荡然无存的战国,让他心有余悸。他在着手建立新秩序的时候,看中了强调伦理纲常的宋儒理学,开始将朱子学设为江户幕府的正统意识形态。他聘用当时朱子学的传人林罗山为他的政治顾问,在上野忍冈辟地给林建立宅邸,以示尊崇。林氏一直奉仕抵第四代将军,是江户初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儒学者。他以私塾培养从政的儒生,1632年在私邸建立了祭祀孔子的圣堂,昭示家学渊源。林氏死后,他的子孙世代承袭儒官。到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朱子学已经成了官学,再以私学方式培育儒生已经不符时代所需,幕府便决定将林氏私邸的圣堂迁至场地更大的汤岛。1690年,汤岛圣堂落成,据载纲吉本人还曾经亲莅给儒生主讲过《论语》,可见其对儒学的钦服之深。此后,圣堂成了官方培养儒官的最高学府,称“昌平坂学问所”(俗称“昌平校”),就像清代的“国子监”一般,对江户的政治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明治政府导入现代学制时,也是率先在圣堂的基础上建立了高等学府,因此说汤岛圣堂是日本现代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也不为过。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圣堂历尽劫难,光江户时代便遭逢4次大火,关东大地震时劫难最重,除了一幢门墙外,全部焚毁。现在的规模是1935年根据旧制以钢筋水泥重建的,1945年竟然躲过了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不能不信是美军有意让其作为珍贵文物而幸免的。这是学术之幸,斯文之幸,江户文化得以留下一座有形的纪念馆。
薄暮降临的时候,我和友人出了正殿,开始参观其周围庭院。正殿前的广场上,有几处祈愿榜,挂满了祈愿牌,日本人称其为“绘马”,据说起源于平安时代,当时有钱人家给神社奉纳马匹,因为过于昂贵,逐渐改为容易筹措的木马,后来变成时下通行的版绘。圣堂在战后成了就学就试的祈愿场所,希望入学以及各类其他考试成功的学子等人往往来此祈愿。我们翻检了不少“绘马”,祈愿者来自全国各地,祈愿对象多为各类大学和官方的资格考试如律师、护士等等。在中国,祈愿之后,如果遂愿,祈愿者常常会返回报答神佑。但是我在上百枚的“绘马”里,竟然没有找到一枚表示谢忱的。我问友人,他也说日本的文化习俗里,似乎只重祈愿,了愿之后不必谢恩,使我有些愕然。
这里也可以看出日中文化细部的歧异之处。我们国人向来重视“报”的文化,“报仇”“报恩”,是人子的天生职责。“三矢报仇”,是后唐有名的逸闻,“毛宝放龟而得渡”,也是民间津津乐道了几千年的故事。“一箭之仇”,“一哺之恩”,若未得报,行卧不宁。中国文化,是重视历史、重视回顾的文化,讲究传承,讲究报应。相反,日本文化更重视现世,往事如流水,逝者如烟,恩仇不必一一相报,所以遂愿了也不必再返回一次,以答谢神佑之恩。日本庙宇里也常常有施主捐献的廊柱旗牌等,但多为祈愿时所捐,很少看见有还愿之物。而在国内,旧时还愿,往往会去捐个香炉门槛什么的,来表示念念不忘神的恩典。
最让我心动的莫过于圣堂的学舍,坐落在圣堂正门的右首,普通平房,毫无雕饰,中间为事务室,两边有三间教室。进门两侧的墙上贴满了各类讲座介绍,还有汉学家的书道展览,书桌上陈列着在此讲学的汉学家的著作,如石川忠久先生的一册新近刊行的精装书就堆在桌上待售。左边的大讲堂里,一位硕儒模样的老者正在讲读《孟子》,右边两间教室在讲《素问讲读》和《论语素读》,学生多为中老年,听讲神情专注。友人告诉我,因为圣堂的名气,很多出名的日本汉学家都以能在这儿讲学为荣,所以设帐者中不乏名师。日本的很多大学都在教授汉语,基本上都是教养类的基础语言课,即便汉语专业的也以基础课程为主,很少能讲到专题如《论语》《孟子》和老庄诸子的。这些专题常常设在社会讲座,甚至是广播讲座,一周能听到几回。有人讲,当然有人听。就像圣堂举办的专题讲座,有很多的参加者,汉学的香火,代代相传,不绝如缕。
现代物质文化,凌轹一切前代遗留下来的文明,后者中很多都没有闯过适者生存一关。汉学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已经引起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关注。孔子的学说是否能成为现代东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副作用的解药,尚未有结论,不过在全新的文明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候,尤其像在中国这样的处于飞速发展之中的国度,儒学中不少价值,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让其发挥作用。正在填补真空的外来或新出的价值观,未必见得比儒学的价值观更能弥合发展所带来的缺失和分裂。在日本这一高度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儒学以及其他旧价值观,依然在安抚商业扩张所引起的社会躁动,在法律之外,给社会带来稳定因素。这一脉文化底流通过汤岛圣堂这一类旧文明的遗存,还在默默地流淌,给现代社会补充精神养料。
离开圣堂,友人带我去了邻近的俄罗斯东正教尼古拉教堂。西洋风格的穹顶建筑,大堂的拱门紧掩着,未能进入里边一睹究竟。旁边的一座小礼拜堂却开着大门,黄昏里,门首点起了蜡烛。除了我们两人,只有一位中年女士,在门口的长椅上面无表情地坐着,看着风中摇曳的烛光,仿佛在等着什么人前来相会。堂内矗立着一尊基督受难像,不由得使人心情抑郁起来。中华文明正在崛起,俄罗斯文明也正在复苏,处于两种文明相峙之间的日本,怎么接受这种巨大的张力呢?
汤岛圣堂不单单作为文物,而且作为一股日本社会的文化底流,能挺过21世纪吗?想着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免让人有些惆怅和紧张起来。
原载:2010年5月11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