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内外观
内外观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定位意识,最初是用于审度自己和他人、自己和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属于原始和自然的意识之一。从个人到群落再到邦国,内外观延伸发展为国家观和世界观。每个民族和国家由于地缘、自然环境、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内外观也各有异同。尤其是大陆与岛国、沿海与内陆、山地与川原、单一民族与多民族、新兴与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内外观,会有很大不同。内外观影响行为方式,因此被目为国民性的基本构成部分。通过分析一个民族的内外观,可以窥见其部分国民性。
日本人的内外观受其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从北海道到冲绳岛,狭长的日本列岛从东北向西南,纬度跨幅巨大。由于七成以上国土为横贯腹地并向两侧延伸的山冈丘陵,大部分的居住地在山麓和沿海地区。日本列岛为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底等四大板块对撞挤压而成,地质活动依然非常活跃,至少在其成史的绳文时代以来,火山、地震、海啸和台风肆虐,几乎无年不有,死伤成千上万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岛上先民很早以来就对大自然的威压产生了恐惧畏怖之情。而大陆与海洋交汇形成的岛上气候,带来多样的自然生态,虽然季风性气候时常造成洪水和干旱,但其丰富的动植水产资源,也给岛民的生存提供了无尽的惠泽。岛上先民对自然畏怖之余,又充满感激虔敬之意。绳文人于是给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做了定位,即自我的人的世界属“内”,而自然及其人格化的神的世界属“外”。这种最初的“自他”关系,就反映在原始神道教的泛灵论、对神祇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的依存和共生态度之上。
绳文人在很长时间里过着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但其性质与蒙古草原和欧洲平原的游牧族大相径庭,因为岛上很少一望无垠的平川原野,而由较短的河湖港汊分隔成地形繁复的小块土地。从考古发现的1.6万余年前的青森陶器碎片看,绳文人很早就开始制作使用陶器,其游牧采集生活大概很早就进入了半定居形态。内外观的产生与对土地的黏着有很大关系,弥生人在接受从大陆传来的农耕生活方式后,建立定居部落,整饬周边道路,设置内外交通关卡,合祀共同祖先和神祇,形成“村社会”的雏形。村落的稻作,尤其是水利灌溉,牵涉到水路的建筑和水资源的分配,需要村人的共同作业,缺乏共同意识和守则就会导致纷争不断,所以村落内的协调和融合是村落存续的重要保证。而对于没有直接瓜葛的“外”村落,就如秦越肥瘠、视若无睹了。这种基于“村社会”的内外观,以对内同调融和、整齐划一,排除异端异类,对外惕厉戒惧、狐疑不信、顺从强势等为特征。
在内外观的指涉范围与分际强度上,同样属于岛国的英国、菲律宾等国,以及同样属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地区,就与日本社会非常不同。至少有下述两个原因,在造就日本人特殊的内外观上起过重大作用。
第一,在日本人内外观的形成时期,其村社会相对闭塞。日本多山林,古时交通极端不便,直到邪马台政权时期,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旅行者所目击的仍然是“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从绳文、弥生到古坟时代,一直没有类似先秦“周道”和秦汉“驰道”等枢纽型交通干线。《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推古天皇二十一年(613)建成的“难波大道”,也许是岛国公路建设的开端。考古学家在不少绳文遗址发现竖在聚集点入口或者路口的立石,推测其为“境界神”或者“路神”,既划出内外的分际点,又保佑村民外出劳作时的路途平安。这些立石后来发展成见于日本全土、竖于道端的成千上万“道祖神”塑像,可见古代日本的处处“畏途”和“行路之难”。生活在“村社会”的村民,绝大部分一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落境域,与外界的接触顶多就是去附近的神社寺庙参拜朝圣。他们在安居于自己村落的同时,对外界冷漠轻忽,知之甚少,其内外观呈内重外轻、恒久不变状态。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像英伦三岛从罗马时代起,频繁遭受来自欧洲大陆其他民族的入侵,其国民构成甚至语言都一直处于生成变化状态。又像中国大陆,从先秦以来,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南北东西的居民大迁徙无代无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改朝换代,沧海桑田,很难形成固定不变的内外观。而在内外观发展时期的日本社会,天皇制从古坟时代以来,历千余年未曾改换。除了战国时代几次规模并不太大的南北征战之外,史上也很少发生过居民大迁徙。由于日本海与太平洋的天然屏障,岛国在二战战败后被美军短暂占领之前,绝未受到任何外族势力的入侵,而外来的小规模移民很快就被本土社会与文化吸收同化,从未改变岛国单一的民族构成。直到明治时代,日本超稳定、超平安的“村社会”制度一直未被打破,所以其相对闭塞的内外观也愈益强化,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明治维新而起的“开国”近代化运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村社会”的长年体制,尤其是其峻别“自他”的内外观(严格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内外观),却被工业近代化的“会社文化”所全盘继承,“村社会”脱胎换骨成为“世间”,政治上“派阀”运作、“密室”协议,经济上通过“谈合”形成企业联盟与垄断,宗教上门派林立、党同伐异,语言上因对象而异实施双重话语系统,待人接物因上下、长幼、亲疏、国族之别而厚内薄外,学校内结成“仲间”(帮派)集团,服强凌弱流行,在在都昭示着这种“村社会”内外观的残留与延伸。
日本人的内外观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使得日本社会具备超乎任何其他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协作机制,由其内外观所形成的内部“共同体”意识,也使得日本社会超常稳定与安宁。但是其中被诟病为“岛国根性”的内外观之弊端,也使得日本在一个开放时代较难与近邻融洽相处,以结成更大范围的区域乃至寰宇“共生共荣”共同体,尤其是其戒惧、狐疑和不信的保守对外观,还将在长时间内影响其对外政策,当然也会在中日关系中投下挥之不去的浓郁阴影。
原载:2019年3月26日 广州《看世界》(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