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日本人？（作者代序）
谁是日本人？最简单的回答大概是“住在日本国土的民众”，这样的回答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肯定会进一步询问，现代日本人从哪儿来？是怎么出现的？这就相当费辞了，你的回答一定会顺了姑意，则扫了嫂兴，左支右绌，动辄得咎。这是一个牵涉到神话、神道、国家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历史、现实和周边邦交的重大话题，在东亚三国爱恨情仇纠葛的语境里，牵动着各关系者的敏感神经。
成书于唐开元八年（720）的日本最早史书《日本书纪》，记载了早期的日本历史。称“书”称“纪”，当然是模仿中国史书的体裁，记叙皇家历史，就像隋唐以前中国史书的“本纪”一样，在记载初代帝王时，阑入很多神话和传说资料，以凸显皇族的神圣渊源。《日本书纪》分为“神代”和“人代”两个部分，“神代”是其神话传说时代，而“人代”则是日本皇族的历史。“人代”开篇于第1代“神武天皇”，称其在“辛酉年”（前660）即位，开启了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端绪。《书纪》将神武天皇的谱系神祇化，追溯其玄祖为“天照大神”，而“天照大神”的父母则是“神世七代”的天神伊耶那岐、伊耶那美夫妇神。从“神武天皇”到《书纪》成书时的“今上”——“女帝”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近1 400年，共有44代天皇。据日本历史学家考证，至少前十余代天皇，缺乏史料佐证，其后的谱系也多有不足凭信之处。这对熟悉中国旧时史书编纂的读者来说，并不意外，意外的是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将其视为信史，并写入近代日本第一部根本大法《明治宪法》（1889），标榜天皇的法统，而且一直在官方教科书中采撷其说，直至二战结束。
明治政府为了高扬民族意气，在明治五年（1872）将神武天皇“践祚”之日以西历推算出来，定每年2月11日为“纪元节”，作为日本国肇始的国庆日，全民庆祝。战后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和所有日本人一样也是“凡人”，放弃皇族谱系的“神性”，1948年“纪元节”也被废止。日本人夸耀皇族的“万世一系”，其实也是自诩“大和”民族的源远流长，要夸示日本文化的正统性和独特性。虽然天皇本人在盟国占领军的胁迫之下放弃了皇族的“神性”，但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跟随放弃关于自己民族的优越感。1966年在佐藤政权的运作之下，“纪元节”改名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为法定节日，把被美国人斫断的历史又重新接续起来。
持有这种强烈信念的日本人，当然坚信日本皇族血统的高贵纯粹，坚信大和民族起源于日本岛上的先民，其纯正的血统里不会掺和着外族的血液。江户时代（1603—1868）的国学者倡导“国体论”，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父、国民为子的民族国家”。但也有少数学者秉持异见，怀疑岛国的居民可能是“来自朝鲜半岛移民的子孙”。如著名儒学家和早期兰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就认为日本国民来自“三韩”之一的“马韩”，作为岛上先民的“熊袭”族和半岛“高丽”族本是同族血亲。稍后的儒学者藤贞干（1732—1797）更指称“记纪”神话中列于天皇祖先的“素戋男尊”（天照大神的弟弟）是“三韩”之一“辰韩”的先王，而《日本书纪》列于第一的神武天皇则是周文王父亲王季的长兄吴太伯的后裔。当时的国学者闻之，群情激愤，其领袖人物本居宣长（1730—1801）直斥其为“狂人之言”。
明治时代，倡导科学文明，“单一民族”的“国体论”失去了不少说服力，很多学者开始接纳日本历史上充斥“渡来人”（即外来移民）的异说。但是其中不少人断定大和民族使这些陆续涌进的渡来人“和化”，即被归化和同化了，单一民族“国体论”于是变种为“混合民族论”，成为后来统治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帝国主义扩张“口实”之一。既然皇族的血统中涌进了来自朝鲜半岛的血液，那就证明古来“日鲜同族”，朝鲜半岛就是天皇的属领之一了。以后这种“同文同种”说覆盖的范围还扩大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军侵占该地的所谓“法理”之一。你看，民族起源论，就远远不止是单纯的学术探讨了，竟然还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南和国家行为的依据，怎么可以不谨慎立论和持论呢？
战前，津田左右吉（1875—1961）、清野谦次（1885—1955）和长谷部言人（1882—1969）等历史、病理和人类学者，从“单一民族”论中蜕变出各类“保守本流”言说，成为日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如长谷部就主张人类发祥不久，日本岛在洪积世（200多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就开始有日本先民居住，神话中“天照大神”的诞生地“高天原”就是日本岛。他认为人类可分成“良质”“凡质”和“恶质”三等；“凡质”可以通过教育“改善”，而对“恶质”，就必须“断根”，加以“去除”。他宣称日本人生来就持有大东亚“最为贵要”的优质特性，所以呼吁警惕和朝鲜人混血，认为这会增加“大和民族”的“凡质”。这和纳粹的法西斯种族理论如出一辙，可叹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日本学界仍奉长谷部氏为“泰斗”，尤其是在经济起飞、民族自豪感高涨之后，“单一民族”论又一度死灰复燃，甚嚣尘上，让单纯的民族起源问题，备受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这种学术气氛下，京大教授上田正昭（1927— ）在1965年出版的《归化人》一书中，提出第50代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的生母是朝鲜半岛百济国武宁王的子孙，遭到了当时右翼人士强烈抗议。他们叫嚣：“天皇家怎么可能混入朝鲜人的血统呢？” 纷纷给上田氏写信打电话，责骂其为“国贼”（日语版“汉奸”），诅咒其“必有天罚”，要其“滚出京大！”。肃杀的气氛让上田氏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不寒而栗。学习院大学教授大野晋（1919—2008）通过比较日语和流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的泰米尔语，在其《弥生文明和南印度》（岩波书店，2004）中主张弥生人来自南印度。大野教授是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其“南印度起源”说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于是有一天，我读到一则书评，称“对于我们祖先不是来自中国或者朝鲜，而是来自印度系，觉得非常安心宽怀”云云，评论者还因此情绪性地高呼立论的大野氏和日本人的“原乡”南印度万岁，声称想“早日吃到印度制的饺子”（“饺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印度哪有饺子）。足见在“日本民族起源”问题上日本学界和民间弥漫的“嫌朝”“嫌中”气氛。
2001年年底，平成天皇发表谈话说：“由于《续日本纪》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子孙这一记载，我深感与韩国的由缘。”“由缘”一词和中文“血亲”比较接近，英语可以译成“kinship”。天皇的说法比起上田的客观持论，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朝日新闻》和韩国的媒体对天皇谈话中释出的这种善意，反应积极热烈，而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等，似乎协商过一般，对天皇的“由缘”说却是反应冷淡，呈现出一派诡谲氛围。
近年来随着边缘学科如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考古遗传学（archaeogenetics）以及其他新兴学科研究的精进，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三国，尤其是日韩间的血亲关系。宝来聪（1946—2004）通过对线粒体DNA（mitochondrion DNA）样本多型解析，发现日、韩两国间有多数共通类型。线粒体遗传基因可以显示现代人的母系来源，证明日韩拥有共同的母系（详见其《DNA人类进化学》，岩波书店，1997）。NHK（日本广播协会）曾经播放过一档专题节目，指出在本州日本人独有的线粒体基因类型只占4.8%，而一半与韩国（24.2%）以及中国（25.8%）共有。再从Y染色体（Y⁃chromosome）的研究结果来看现代日本人的父系来源：德岛大学的中崛丰（1956— ）教授将现代日本人的Y染色体分为四大类型，来自绳文人和弥生人的各占一半，他的研究发现这两组全都来自亚洲大陆，其中弥生组的75%经由朝鲜半岛移渡日本（详见其《从Y染色体看日本人》，岩波书店，2005）。另外佐原真（1932—2002）在其《日本人的诞生》（小学馆，1987）一书中，引用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指出在1.2万年前携带D2系统进入日本的“渡来人”，占当时绳文人的34%，1万年前携带N系统的占5%，两者都来自朝鲜半岛。20世纪优秀的人类学作家、《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专门写过一篇“日本人的起源”（Japanese Roots），以补苴《枪炮》一书的罅漏，他干脆称日韩两国人为“孪生兄弟”（twin brothers）。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此言大体不差。笔者想补充的是，其实东亚三国之间，若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可以套用日语的一句惯用语，具有“团子三兄弟”的关系。再大而化之的话，既然现代人类的“亚当”和“夏娃”是在非洲诞生的，全人类都是他们的子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也就不是虚言了。
很多人期待开放日本古坟时代遗留的皇陵，甚而发掘其中几座皇室视为圣地的陵墓，通过对遗骸和遗物的勘察研究，解明日本皇族的渊源所自。笔者认为已经无此必要，就算“宫内厅”同意化验先代天皇的遗骨，其结果中也不会有什么惊人发现的。借助现代基因探测技术的发展，罩在“谁是日本人”这一命题之上的层层面纱，已经在慢慢揭开，就让皇族的先灵继续安寝吧！
（原载：2010年3月17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