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笔下的丰臣秀吉

6. 美国学者笔下的丰臣秀吉

从“应仁之乱”(1467—1477)到“大阪之阵”(1616)的150年,称为“战国时期”,是日本史上动荡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社会变动最剧、历史人物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也可以说是日本前近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因而也是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近代以来,对这一段血腥与辉煌、角力与谋略、刀光剑影与歌舞升平、新与旧、生与死的强烈冲撞和对照的历史时期,历史和文学性叙事可谓卷帙浩瀚、汗牛充栋。日本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和文书籍,光书题有“战国”一词的竟高达4200余种,就算剔除重复以及不同版本,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更何况书题虽然不含“战国”一词而内容却关涉战国时代的著述,应该多出好几倍。譬如国会图书馆所藏书名涉及有“战国三杰”之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的书籍,都各在千种以上。

在这些书籍中,直接关于丰臣秀吉的专著,比较具有学术性的,估计有500种之多,其中可列为历史专业参考书并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至少在百种上下,如小濑甫庵《太阁记》(1625)、林罗山《丰臣秀吉谱》(1642)、山路爱山《丰太阁》(1909)、渡边世祐《丰太阁与其家族》(1919)、宫川满《太阁检地论》(1955)、奥野高广《信长与秀吉》(1955)、松田毅一《太阁与外交》(1966)、山冈庄八《丰臣秀吉》(1973)、桑田忠亲《丰臣秀吉研究》(1975)、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1975)、小和田哲男《丰臣秀吉》(1985)、朝尾直弘《天下一统》(1988)、协田修《秀吉的经济感觉》(1991)、小林清志《秀吉权力的形成》(1994)、堺屋太一《秀吉:超越梦想之男》(1998)、童门冬二《信长、秀吉、家康之研究》(2009)以及司马辽太郎《历史中的邂逅: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2010)等,都是秀吉研究的翘楚读物。

其中尤其是被誉为“秀吉研究第一人”的桑田忠亲和同样著述等身的小和田哲男两位,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战国史和秀吉研究,结下丰硕成果。小和田哲男为主编之一的《丰臣秀吉事典》(1990年),把秀吉的时代、家系、政策、建筑、政治构造、合战、家臣团、趣味和文献史料列为专栏,下设章节,由各专题出名的专家学者撰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丰臣学”事典。而桑田的《丰臣秀吉研究》,是他在1940年出版第一部研究专著《丰太阁传记物语之研究》之后,荟萃其近40年的研究功力而成,堪称“秀吉学”的集大成著作,从秀吉的出生、从军、发迹到谋略、政策、建树、勋绩、教养、家族、文献来源以及研究经纬,勾勒出秀吉研究的整体框架和涵盖范畴,标志着当时日本“秀吉研究”的最高成就。

相比之下,迄今关于秀吉的英语文献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更寥若晨星了。美国学者贝里女士的学术专著《秀吉》(201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中文版,笔者为其两位译者之一)一书中,提到了28种英语论著,其中仅有德宁《丰臣秀吉的生涯》(1888)和波斯卡罗《秀吉的101封书简》(1975)两种和秀吉直接有关。前书初版于1888年,作者德宁(1846—1913),英国传教士,长期旅居日本,其《日本的往昔》(Japan in Days of Yore),比《丰臣秀吉的生涯》早一年出版。德宁这两种书后来在世界各地再版流传,成为很多欧美人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入门读物。但两书都非学术专著,而属于文学性叙事之作,虽然贝里在《秀吉》第四章注释15中称其“引人注意”,不过它们对《秀吉》一书思路的成形,影响大概非常有限。至于《秀吉的101封书简》,为意大利“日本学”学者波斯卡罗(1935— )女士英译的秀吉私人书简集,虽然提供了秀吉研究的一个侧面,但正如贝里女士所指出的:“他的家族书简,通常都很简短、俗套和重复,密闭其内心生活”(《秀吉》最后一章“垂暮岁月”)。尤其是秀吉晚年的私人书简,缺乏个性色彩,史料价值相当有限。于此可以看出,贝里女士在撰写其专著《秀吉》时,英语资源严重匮乏。从这一文献背景而论,作为英语著述的《秀吉》,可谓筚路蓝缕。

《秀吉》全书征引共及156种文献,其中日语文献超过八成。这些日语文献几乎涉及“秀吉研究”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在资料的辨识梳理、事件来龙去脉的因果和时序排定、学科研究的框架构建上,厥功甚伟,为本书垒下资料文献的厚实基础。日语文献在有关秀吉研究的很多方面都达到了“水落石出”的水平,譬如说“太阁检地”的缘由和始末,“兵农分离”的实施与结局,“城下町”的建置与都市政策、“天下征服”合战的布局与展开,佛教“僧兵”围剿与基督徒“追放”,“南蛮”外交与侵朝战争等,日本学者以令人赞叹的细节重视、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再现”和“复原”了历史事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秀吉》一书的主干部分就难以成立。

但是日本学者的“秀吉研究”,在整体构架上比较缺乏逻辑叙事的手眼,往往忽视大背景和具体时间、时代氛围与人物活动、历史整体的有序运动与历史事件的无序展开之间的节点串联。以《丰臣秀吉研究》和《丰臣秀吉事典》两书为例,其共同优点是构架整然和叙事清晰。《事典》的编排从“时代”到“文献”,让人一目了然,便于寻检可资参考的条目。《研究》则分人物(出身、性格、后世评价)、事功(天下征服)、治理(政策与制度)、教养(所倡文化)和家族(生母与妻妾)五部,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其共同弱点是细部纹理毕现,而各部之间却缺乏逻辑关联。譬如说秀吉在什么样的时代出世,为什么在“信长时代”结束后会有“秀吉时代”,“秀吉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即历史为什么选择秀吉去完成结束“战国”、一统天下的大业,而秀吉本人具备何种人格和能耐可以膺当此一历史重任?秀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什么?惜乎《事典》和《研究》两者,都未能予以完满回答。

而回答这些问题,成为贝里女士《秀吉》一书的首要内容。从这部著作的结构,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解决的不懈尝试。第一章“丰臣升平”只有短短六页半(中文才四页半),向读者展示了传主这位“农民出身征服者”,如何以军事及非军事手段,让人惊奇地结束了战国时代,给此后日本带来300年和平格局。第二章“一个缺乏中心的世界”,介绍了作为秀吉崛起背景的战国时代;第三章“恐怖时期”,叙述织田信长以残酷的军事征服尝试解决战国问题的努力及其最终失败;第四章“征服和安抚”,则介绍继承信长的秀吉,以军事和非军事两种手段,如何继续解决战国问题;第五章“丰臣政策”,开始具体介绍其各项非军事手段;第六章“联盟及其动机”,主要分析前述非军事措施得以实行的主要平台——“联盟”。作者在第一章中表明:“秀吉的联盟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视“联盟”式解决思路为秀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第七章“追求正统”,叙述秀吉如何利用“皇权”作为“联盟”式解决的法理正统,借以号召诸侯。而最后一章“垂暮岁月”,则重点介绍秀吉晚年的“侵朝战争”和“继承权”问题,以秀吉事业的成功(解决战国问题)和个人以及家族的失败作结。作者将秀吉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作为一条逻辑主线,以此“起承转合”,突出了秀吉在“战争”与“和平”两大时代过渡时期所起的显赫作用,为传主的历史存在做了准确的定位。

“织丰政权”一直被人们相提并论,织田和丰臣之间,确实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如检地、城割、兵农分离、商工发展这些政策,皆非秀吉政权的首创,他只是在统一全国之后大规模实施它们而已。但是,两个政权在根本路线取向上迥不相同。正如作者在第三章描述信长的解决方案最终失败时指出的:“信长开出的整合国土的高昂成本,导致无法看到减缓前景的武装抵抗。作为拥有日本三分之一国土的大名,信长依然面对着毛利、岛津、上杉、伊达、北条和长宗我部势力,这些家族联合起来,就比他所掌握的势力更为强大。织田势力在1582年的进展状况,已经无法保证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军事征服的武力解决,已经达到其能力的界限,“暴力性权力集中”,只是解决战国问题的“一个方向”,作者正确地指出还有另一个方向,那就是联盟式的“地方自治”。信长拒斥天皇和幕府,拒绝与地方领主共享资源、分权而治,欲以武力将权力臻于一身,完成国家统一,作者认为这是“战国的旧有传统”。秀吉选择了联盟和分权这一新的方向,而历史于是选择了秀吉。

作者分析出身贫苦的传主,有着异常的“虚荣心”,这一人格特征,使他在征服过程中逐渐倾向于“扮演了一个仁慈的和宽容的保护人”,在武力之外,寻求“疗心效果”,进而确立自己“为一个超越武力的统一者”。联盟于是就成了实施其理念的最佳途径与最适平台。他确认作为自己征服对象的外样大名的领地,清醒地拒绝仿效信长“让土地向自己的家族集中”的做法。作者在第四章分析其“征服”和“安抚”两手并以此成功一事时总结说:“他还愿意把击败者揽入自己的联盟,胜利时绝不残忍,结盟时绝不倨傲,既不依赖内部追随者,又不贪婪土地支配,他提出了脱离信长模式的愿景,使得政治凝聚成为可能。”作者的这一大胆结论,远较许多谨慎细致的日本学者的持论具有说服力。历史并非盲目地选择了秀吉,而信长的失败,作为历史选择的参照系,让秀吉得以从众多织田诸侯中胜出,并完成织田的未竟之业。

第五章到第七章为本书的主干部分,叙述秀吉政权在“一统天下”之后所实施的具体政策,以及通过“联盟”这一与地方分权的方式,借重“万世一系”的法统来源“皇权”实施这些基本政策的过程。比起前四章创新迭出、议论风发来,这三章平稳行文,充斥案例与数据,广征博引,大量采纳日本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向读者端出丰臣留给后世的“遗产”。在作者看来,“丰臣政体是秀吉留给后继者的最伟大遗产。得益于其军事成就的社会和政治解决方策,证明是远为重要的和持久的胜利。虽然政权会被易手,德川幕府的世代将军及其大名,几乎没有更改统治的丰臣框架。1650年代的和平,归功于这位最先统一战国的将领,更归功于这位为统一创造坚实环境的统治者”(第五章)。作者对秀吉的历史定位,无疑是相当准确的。

第八章“垂暮岁月”,叙说秀吉晚年的两大主题:“入侵朝鲜”和“继承权”,叙事重新回归“精彩”,不过也因此不乏偏颇之处。譬如说,作者坚信秀吉行为很多都源于其“暴发户”的“虚荣心”。她在第七章以“显贵的盛典”和“公众夸示”两个专节,提出其问题。在第八章里,作者又提出秀吉生涯最后十年的两个所谓“超验”问题,即如何“确立继承人”和让自己“名垂青史”。作者声称:“秀吉的抱负从来都不曾摆脱傲慢,其自豪永远和虚荣相连,以及其权力总是受到腐败的侵蚀。”这对大部分日本学者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秀吉的“低贱”出身,当然影响了他日后的待人接物和权力行使,但是他平定天下的“抱负”,并非仅仅出于“傲慢”。他对自己“勋绩”的“自豪”,也并不总是与“虚荣”纠缠。权力受到“腐败”侵蚀,并不仅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其他“世代”大名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他们的决策的“侵蚀”。

为了说明秀吉举措的动机,作者一再引用路易斯·弗洛伊斯于1586年在大阪城受到秀吉接见时的谈话,说秀吉“侵朝”“入唐”的野望,来自其“将来会称他为敢于从事此大业的第一个日本主君”这种“虚荣心”的驱使。弗洛伊斯甚至还假定:“如果他成功了,中国人向他臣服,他不会夺走他们的国家,也不会留在那里 …… 因为他只希望他们承认他为主人。”作者似乎偏向于相信弗氏的观察,继续引用秀吉本人致朝鲜国王的书简:“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于是得出结论,称秀吉侵朝战争“索要的是敬意,而非控制”,因此当秀吉的议和条件遭到大明皇帝的轻侮拒绝时,作者解释说秀吉“不能容忍羞辱,并从心里把第一次远征作为一件终结的、如今毫无意义之事而加以摒除,秀吉向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这一决策有某种恒定性,一种捍卫自己及其军队荣誉的决心。但是也有当其名声,或许其继承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时,其为人所熟悉的节制能力的缺失。”将两次侵朝战争简单化地描述为确立、捍卫和挽救“声誉”,而且“为了挽救其声誉,秀吉造成重大损害。他也再次表明他对自己形象的执着,驱使他走向邪恶之行”。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全书之尾时,以这么一段富于感性与知性的评论作结:“秀吉赋予自己多重角色,可以需要的方式去死。直到生命终结,其灵魂的一部分,仍然在其观众的掌握之中。”似乎秀吉的一生,受其对“名声”和“声誉”追求欲望的驱遣,身不由己。作为译者的笔者不由因此也忽发奇想,如果作者的判断属实的话,“秀吉”之名,应该倒过来读为“吉秀”,即“吉”(good)之“秀”(show),在日本国民的大舞台前,举行“上佳之表演”。

“名声驱使”说,显然失诸偏颇。秀吉侵朝战争的动机,至今在学界依然是聚讼纷纭的议题。笔者相信,秀吉在统一日本后“放眼”东亚和世界,其一是日本统治者对西洋大航海时代与殖民地运动最初的回应,秀吉希望通过“进出”“立足”半岛和大陆,借以“领袖”东洋,抗衡西夷。明治时代后期,日本挑起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后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部以及一部分好战学者的说辞,和秀吉的动机应该“出自一揆”。其二,正如一部分日本学者所揣测的一般,织田信长消灭了足利幕府,明智光秀除掉了织田信长,秀吉虽然名尊皇室,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的终极目标却是通过成功“王化”三国(朝鲜、大明和印度)的盖天勋绩,凌驾日本皇室,使自己的一族最终取代日本的皇族,并成为亚洲的霸主。囿于篇幅的局限,此处未能多加申论,不过作者的“名声驱使”说,却是明显缺乏说服力的。

本书佳处,虽是荦荦大端,不过也难掩其随处可睹的问题和缺失。除了上述稍嫌偏颇的持论之外,全书日语资料的英译,显然难以让人安心惬意。尤其是将其译成中文,笔者起初还是一以英文原著为准,后来对勘所引日语原书,发现问题超出了不同语言之间移译所允许的歧异甚至讹误,于是回顾全书的大部分引文,对照或者径照原著予以重译,这些所在,大多都在“全书注释”中的相应处,以“译者注”的方式予以指明,必要时甚至还在文本中作注说明。

例如作者把“討ち取り”译成“讨伐并俘虏”(cut through them and many were taken),显然是望文生义。这里的“取り”没有“抓获”之意,很难想象突袭队在追袭敌军时,还会抓获俘虏,事实上秀吉的原文是把所遭遇的敌兵全都砍杀了。(见第三章“恐怖时期”“幕府的崩溃”一节)

再如作者在叙及地名“长浜”(原名为“今浜”)时发挥说:“秀吉将港口重新命名为长浜——‘长’寓意‘长远’,比‘今’的‘现在和当下’更为合适。”(见第三章《恐怖时期》)其实秀吉是以主公“信长”之“长”,改名“今浜”为“长浜”,以讨好取悦信长。秀吉出身草根阶层,其性格之狡黠,于此并非初见。民间故事称他初投信长时,为其扈从,冬日侍候主人起居,觑其即将起身,先将其屐履置于怀中焐热,不仅让信长登鞋后感受体温,也让他对仆从的耿耿忠心大为动容,于是视秀吉为亲信,不次拔擢。民间故事未必真有其事,而秀吉之心迹则于此可循。秀吉在信长帐下时,常窥信长颜色行事,能屈能伸,作为大抵如此。作者当然知道这一类故事,但于书中一律不取,大概是嫌其“英雄气短”吧。

又如第五章作者转引秀吉亲信三宝院住持和尚义演的日记,说明秀吉政权的行政体制。其原文为:“传闻,太阁御所御不例不快云云,珍事祈念之外无他事。浅野弹正(长政)、增田右卫门尉(长盛)、石田治部少辅(三成)、德善院、长束大藏大辅,五人被相定,日本国中之仪申付了。昨日右五人缘边,各罢成云云,是御意也。”本意为义演听闻秀吉病重,日夜为其祈祷。当时执掌行政的所谓“五奉行”浅野、增田、石田、前田和长束五人,被叫到病榻前“缘边”。作者不明其意,将其译成“called to his side”(招来身边),就把这段引文的要点给遗漏了。日语“缘边”的语义为“结成姻亲”,即病入膏肓的秀吉指示最获其信任的“五奉行”,相互结成姻亲,抱成一团,与德川为首的“五大老”形成权力平衡,在他命归西天之后扶植“幼主”秀赖,继续掌管天下。

这一类的资料性、语义性和诠释性错讹缺失,在全书中并不少见,使得全书在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传主的时代、勋绩和对后世的影响、意义之余,留下诸多细部败笔,令人遗憾。

虽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毕竟多属琐细,本书大体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既有很高的学术性,也有很强的可读性。换言之,这是一部可以被学者专家当作参考书的学术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可以为普通读者随意翻阅的人物评传。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丰臣秀吉的书籍,总共还不满10种,如铃木良一、山冈庄八和津本阳三人各撰却同名的《丰臣秀吉》、冈本秀文的《暗杀丰臣秀吉》和司马辽太郎的《丰臣家的人们》等,多数为日语的译作,而且泰半为文学读物。中国读者对文学人物的秀吉可能知之不少,但对历史人物的秀吉却不甚了了。鉴于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在江户时代沉寂了近300年后,被明治政府重新提起,其“侵朝”“入唐”的“大梦”,也被一再重温,中国的读者完全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这位可能是日本前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日本近现代一部分对华政策的“始作俑者”。

因此把贝里女士这部严肃却又不失理趣的著作《秀吉》介绍给中国读者,也许有助于让读者从一位非日本人学者的著述,跳出“爱憎”的非学术语境,观察日本历史这段重要时期,以及传主丰臣秀吉这位至今仍在日本被视为“英雄”的历史人物。

本书作者玛丽·伊丽莎白·贝里,1947年出生,曼哈顿维尔学院亚洲研究本科(1968),哈佛大学东亚宗教研究硕士(1970),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博士(1975)。1974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执教,1978年转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执教至今。贝里教授曾经两度为京都大学访问学者,亦曾为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其第一部著述便是198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书,此后又出版过《京都的文化与内战》(The Culture of Civil War in Kyoto)(1994)和《书籍中的日本:近代早期的信息与国家》(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2006)等著作。作者现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由于其出色的学术、教务以及社会活动,贝里女士在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这一具有230余年历史的美国最高学术荣誉机构,拥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门类的4000余名院士,其中包括200多位各类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笔者曾在《中国学术》发表过论文,因此与其主编刘东兄结缘。刘东兄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学界好评如潮,兄遂贾其余勇,主编“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前年兄聘笔者为《中国学术》海外通讯编辑之一,便投在其麾下奔走,于是受命翻译本书。后因教务繁忙,征询多伦多大学同学张珠江女士,承担后半书的翻译,笔者前四章,珠江后四章。各自译出以后,由笔者润色全书,以求行文统一。珠江从北师大本科毕业后,负笈日本,在笔者一度执教的筑波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远赴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与笔者相识,成为多年好友。珠江英文、日文俱佳,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彼此切磋,多有互补。此书付梓,珠江功不可没。是为译者前言。

原载:《秀吉》(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