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近若远看日本
“远”和“近”既是空间距离,亦是心理尺度。“远水不解近渴”“舍近求远”“由近及远”,都是地理上的远近;而“身远心近”,“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日近长安远”,就把地理上的远近距离给颠覆了,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测量。至于“言近意远”“心远地自偏”等,则是一种超凡的感觉能力,把远近重叠在一起,幻成一个时空复合体。其他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是说刻意远求结果一无所得,最后的收获却来自不经意的近处,就是所谓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只需“近取诸身”,而不劳“远取诸物”了。但有时候太“近”了,也会“目穷千里之远,而不辨眉睫之近”,遇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
其他如“咫尺天涯”和“天涯若比邻”等,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远近两字,但以“咫尺”和“比邻”喻近,而以“天涯”喻远,叙述的仍然是远近空间的倒置和错位。人之于远近,还常常受制于其审美眼光,是一种不受时空距离限制的主观判断,譬如说“熟视无睹”,近在身边却不落眼帘,“望穿秋水”,远在海角却锁定视线。著名诗人顾城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首题为《远和近》的诗篇:“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我”在“你”的眼前,却不受“惠顾”,而“云”在天际,却备受“眷顾”。人眼迷离,见所欲见,却又摆脱不了心中的审美尺度(先入之见)。
日本是我国近邻,近到什么程度?古人用“一衣带水”来形容相距之近,虽然中日之间横隔的东海,远比“一衣带水”原指的长江宽阔不知何几,但恢复邦交以来,“一衣带水”成了形容中日之间距离的专用词,多少和渲染友好气氛有关。不过从上海到长崎,地图测距才750余公里;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就能从上海飞到大阪,确实很近。笔者某日考察发现,两国的旅客往来,光上海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一天飞往日本各地的航班就有近百个,其中飞往三大都市的,东京有40个航班,大阪有22个航班,名古屋有14个航班。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2009年到日本旅行的中国大陆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上港台的150余万,中国游客稳占第一。而同年抵华观光的日本游客更多,超过550万,虽然比峰值的2007年短少了100余万,两国互访人数还是超过800万,多少得归功于地理之近便。
两国在生活文化方面也有诸多相近之处,我们的主食都是米饭,共同流行面食,主餐具都是陶瓷碗盆和竹木筷子。两国的民众都爱喝米酒和烧酒,只是前者在中国叫作老酒,在日本叫作清酒而已。此外,我们都喝绿茶,中国有工夫茶,讲究茶具和沏茶程序,具有高度的表演娱乐性质,为茶客助兴;日本有茶道,臻于高度的仪式化,饮茶成为一种程式,提升茶客的精神境界。日本的和服与我们的汉服、唐装属于同一源流,尤其是女装,都旨在突出女性的温柔婉约之美。日本的住宅建筑,梁柱构架、砖墙陶瓦、飞檐翼角,又和江浙一带的明式建筑十分相似。至于日本庭园和中国园林,皆重视小桥流水,花木草石的布局也如出一辙。日本到处都是佛寺,晨钟暮鼓,梵诵呢喃,香烟袅袅,让人仿佛置身“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光景。涉足山间道左,也不时可见地藏菩萨和双体道祖神的塑像,让人感受到华夏的古时光。总之,衣食住行,中日之间,初来乍到,会让人体会到一种“亲近”的感觉。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正式使用汉字汉文至少有1 600年历史。虽然日本人辅之以“假名”系统,并且有来自“大和”古音的“训读”系统和独特的语法体系,但是中日之间有着大量读音相近、字形相同的词汇,路标、站名、标题新闻等,大体能彼此了解,即便没到“宾至如归”的程度,也不至于让人如入“五里雾中”,大不同于不谙外语的国人到了欧美的感觉。对汉语来说,日语是世界上最为接近的语言,虽然从语言学角度论,它们分属不同的语系。不若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其语汇60%以上来自汉语,但因为现代以来改以“谚文”(Hangul)书写,国人完全无法辨识,所以成为一种完全异质的话语系统。
日本崇尚儒学,《论语》家喻户晓,是很多品德的渊源所自,和本土的“神道”一起,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日本从政和从商的佼佼者,如曾任首相的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小泉纯一郎,以及商界巨子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都谙熟《论语》,不时引用,并用以治国和管理。在日本,除了《论语》是永恒的畅销书之外,《论语》类书籍也旺销不衰。映照国内知识界的国学热和民间《论语》话语的通俗化、大众化,两国不约而同地都用以《论语》为代表的传统价值体系抵消着经济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剧烈社会摩擦和龟裂,如日本的“和为贵”和中国的“和谐社会”,使得两国的交流中多了一道共同的传统机制和话语系统。
但是东京、大阪与北京、上海在地理上的接近,仍然难掩它们在两国国民心理上的遥远。中日两国,尤其是民间,从清朝和江户各自锁国以来,尤其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创,隔阂之大,怨忿之深,为两国双边关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条特征。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初发表的“关于外交的世论调查”,2009年在那么频繁的两国政要互访之后,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还是只有38%,超过58%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不持“亲近感”。虽然比上一年改善了8个百分点,依然是很低的水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自2002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对日亲近感”调查,数值一直没有多大变化,2008年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只有6%,而感到“不亲近”的却超过58%,国民间彼此“不亲近”程度相当一致,只是中国感到“亲近”的人数更少而已。“亲近”者,“亲”才有“近”的感觉,不“亲”则“疏”则“远”。但其悖论又是,“近”了往往不“亲”,由于历史冲突和地缘政治,近邻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性一般却颇大。中日之间不“亲近”,除了近代历史之外,地理结构性的矛盾,即两雄在发展空间延伸上不可避免的冲突也是主要原因。
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在表面相似的背后,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中国菜重视油炒,溢脂流香,分量足够,食客多求饱腹;现代日本料理重视水煮,自然清淡,原汁原味,不忌生冷,分量轻少,食客不求满腹。中国的茶文化,重视饮茶的情趣,佐以说书弹唱,热闹非凡;而日本的茶道,重视供茶和饮茶之间的情缘,浅斟慢啜,在静谧安详的品茗之际,体悟茶的禅机。中国人喝酒,常常是为了联络感情,增加友谊,甚至还是工作和生意的延续,划拳猜谜,称兄道弟;日本人喝酒,往往为了排遣孤寂、发散紧张,酒场不分上下尊卑,一杯落肚,可以放浪形骸、不拘规矩。
中国的汉字传到日本之后,虽然有不少保持了原义,但更多的在脱离原生的语境、生成联想后,在移植的土壤里发生“橘逾淮成枳”式的质变。像“手纸”(信柬)、“御汤”(热水)、“勉强”(学习)、“怪我”(受伤)、“油断”(大意)等都是有名的词例,其他词形完全相同(近),而词义相去万里(远)的词例,在日语中也俯拾皆是。如“心中”一词,跟“内心之中”毫无关系,其词义为“自杀”,“心中未遂”是不成功的自杀,“一家心中”是厌世者把家人杀了之后自杀,“无理心中”是强迫家人和自己一同自杀。“交欢”在中文里指男女欢会,而在日语里只有“联谊”的意思,“交欢试合”译成汉语是“友谊比赛”,没有任何男女关系的指涉,因此“交欢会”就是我们的“联欢会”了。
再来看看两个带“屈”的词:“理屈”并不是“辞穷”后的“理亏”,而是“理直”(道理);“退屈”也不是屈身而退,而是“乏味无聊”。更妙的是三个带“束”的词:“拘束”没有中文“不自然”“拘谨”的意思,而有遭到“逮捕”和“拘留”之意;“约束”没有“限制”“管制”的意思,而有“预约”“允诺”之意;“结束”没有“完结”“了事”的意思,而有“团结”“连带”之意。这些同形异义词汇的似是而非现象,是中日之间“似近若远”关系的一种典型折射。两国之间,举凡地理、社会和人文现象,每每也是乍看很“近”,甚至一模一样,其实很“远”,相互难以沟通。
思想史方面更是如此。儒学对两国文化皆有巨大影响,在中国,儒学是“体”,构成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盘。儒学起源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起来就是“父仁子孝”,尤其“孝”在中国是一切德行的本源,被视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因而作为“孝”发生地的“家”,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基本单位,“国”是“家”的延伸,而父子关系的“孝”,在君臣关系中变身为“忠”。作为本源的“孝”,每每重于其延伸值的“忠”。中国人可以背井离乡去国,但只要在他乡异邦立足成功,无论天涯海角,许多人都会把“家”接过去。在日本,儒学是“用”,就是所谓的“和魂汉材”。飞鸟时代的日本人吸收儒学的同时,也将佛学和道学一并阑入,构成日本文化的实用理性框架,其本质仍然是起源于绳文时代、神秘非理性的“神道”。日本是多山地之国,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以一家之力难以筹措有效的农业生产,而需要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协作,所以非血缘的集团往往重于血缘家族,作为血缘纽带的“孝”,在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像作为集团内部上下关系纽带的“忠”一般受重视。
日本古代自然灾害频仍,经常发生食粮匮乏,为了减少“口粮”负担,老人和幼子首当其冲。日本曾有“姥舍”或者“姨舍”的风习,一些村落共同体有一条不成文的“掟”(潜规则),规定在发生饥馑的时候,70岁以上不能再事生产的老妪(姥或姨),必须被送往深山,等待非命的死亡。与此同时,日本各地还经常发生“子返”“子杀”等戕害幼童的惨事,民间统称为“间引”,原指禾苗生长过密,农民拔除一部分,使得剩余者能够得到足够的养分,后来转引为“处理”多余幼童的做法。当时的人们认为,婴儿出生后到7岁,一直还是“神之子”,在粮食危机的时候,将幼童处死,就是将他们的生命“返归”神祇,因而无须有罪恶感。日本一些神社和寺庙至今还保存着这类题材的图绘,图中神情安详的母亲们,将生下未久的婴儿按在地上,让其绝气,就像在处理一头小家畜一样,实在令观者战栗。弃老戕幼,这在以“孝”“仁”为人伦中心的古代中国,一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汉高祖刘邦为了自己逃命,不惜将子女推出车外,其部属夏侯婴舍命捡回,史官司马迁加以特笔记载,就是旨在批判挞伐高祖这种违反“常理”之举。
在历史观上,两国的持论也相去甚远。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历史的发展在冥冥之中受到“天命”的左右,而“天命”其实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法则,赏善罚恶,使有德者昌,失德者亡。这种不主“一姓”“一族”的“天命”,循环不居,唯德是依,成为“异姓革命”的主要口实,如商纣失德,周武王就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短则十数年或几十年,长则数百年,以德之失得,展示天命的运行。日本人则认为其天皇一族,来自“神代”的神祇,从“天照大神”到“天孙”迩迩艺,再从“天孙”到初代神武天皇,一脉相传,“万世一系”,皇族就是神族,而神族就是宇宙规则的安排者,独一无二,绝无可替代性,就像日本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屋久杉”,百年历史的杉树无法与其比拟,当然也无法更替之。神道把皇族尊为国家的守护神,认为不可能有皇族之外的第二种历史正统性。
在生死观上,两国之间更是迥异其旨。传统儒学重视“养生”,希冀“安死”,但对死和死后,感到“畏惧”和“悲哀”,不予深究。儒学还认为人生可以通过“立德”“立功”和“立言”,追求死而不朽。“有德”的人生,可以将“生死”打通,而成为“永恒”。佛教传来并经过改造以后,有了“转生”之说,认为“现世”的命运是“前世”的报应,而“现世”所积累的善恶,又是“来世”转生的根据。有德者转生为菩萨,最后成佛,升入“天国”;失德者转生为禽兽草木,在“轮回”中历尽苦难煎熬。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神教,相信天下万物有灵,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没有“善恶”和“是非”的绝对二元对立,最多只有“洁白”和“污秽”之分。“污秽”可以通过“修禊”净化,受苦、服刑也是净化,而死则是最大的净化过程。中国人惜死,对死的态度比较消极,死了“一了百了”,是一种无奈的终结。日本人比较崇死,对死的态度相对积极,死是对今生的清算,重生(来生)的开始。儒家和佛家强调“积德”“修行”,以抵达“彼岸”的永恒世界,神道则认为死了就能“成佛”,再“污秽”不过的人,死后都可以转生为“无垢”的婴儿,将“前愆”全部洗净。
日本有一句熟语叫“遥远的邻居”,纵观上述诸象,日本确实是我们一个非常“遥远”的邻居,它近在“一衣带水”,却又远在“天涯海角”。在东亚的古代史上,日本很长时间都以中华文化为师,19世纪末日本近代化先行成功,中日关系逆转,在“爱恨情仇”之间跌宕至今。国人从先贤黄遵宪、梁启超以来对日本的介绍,总是“笔头常带感情”,不是“喜爱”,便是“厌恶”,除此之外,恐怕就是“不屑”了。也许,我们需要一种出于平常心、具有平衡感的“平实”态度去观察周边国家。日本显“远”(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能辨识其“近”(现状),而把握其“近”,或许还得从“远”(文化、历史)入手,通过厘清其历史、文化和信仰诸“荦荦大端”,也许我们能把“近”在眉睫的邻国日本看得稍微清楚一些。
原载:2010年5月31日 广州《南风窗》(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