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与象征天皇
日本的安倍内阁在今年(2017)5月19日的阁议中,决定向日本国会提出《关于天皇退位皇室典范特例法》。法案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天皇的退位意向得到国民的理解与共感;第二,天皇夫妇退位后尊称“上皇”和“上皇后”;第三,法案公布后三年之内由内阁行政命令颁定退位日期,而内阁首相在听取皇室会议的意见后做出决定。鉴于该法案在阁议决定前已经得到执政党和在野各党的基本认可,在本届国会通过只是走过程序,而日本政界已经开始筹备预定明年天皇退位、新年号的选定以及改元日期等,日本即将开始一个新时代。
缘起:从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说起
去年(2016)8月8日下午3时,日本电视台播出“今上”明仁天皇前一天在皇宫录制的视频谈话。天皇叙述自己28年来执行“国事公务”的感受,作为传统的继承者,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将皇室传统融合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尤其当自己年事已高、体力渐衰之时,如何处置自己和对待公务。他强调天皇的首务是祈愿国民的安宁幸福,发挥国民统合的象征作用,加深理解国民,培养与国民同在的自觉等等。但现行的天皇制会因为天皇一己的状况,给社会和国民生活带来各种影响,如在位天皇故世带来旷日持久的丧仪活动等,因而呼吁加以避免,以持续有效地执行天皇的国事公务。在长达十余分钟的谈话中,天皇一字未提自己的“退位”设想,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国民他希望以“生前退位”来革旧布新。
天皇“生前退位”谈话公布后,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很快还波及世界,其中中文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少见地连篇累牍,可见其意义重大。天皇谈话让人们注意天皇制这一世界最为古老的皇室体制,也引起日本及海外媒体纷纷解读谈话的含义,“改革天皇制论”“阻止安倍改宪论”“改宪阴谋论”等一时甚嚣尘上,其中不乏过度解读者,让天皇谈话本身的真实含义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不过撇开种种推测暂且不论,有一点却非常彰显清晰,即天皇主张天皇制应当与时俱进。
天皇制的起源和历史
后世天皇的谱系起源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典籍,“记纪”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及其“天孙降临”,成了皇族谱系的始祖,就像我国历史的“层累说”一样,愈到后来,皇族谱系愈益详全。从公元前7世纪的神武天皇,到“今上”明仁天皇,一共经历了125代,被称为“万世一系”,当然其中不少还缺乏坚实的史证,只能视作传说。“天皇”这一称号来自华夏,在7世纪经过“大化改新”和“大宝律令”而法制化。随着从华夏导入冠位制度后,天皇开始成为政府的核心部分,正式形成天皇制。天皇制在奈良、平安期达到政治和祭祀的顶点,其后因为摄关、院政和武家政治相继抬头而失去政治实权。镰仓、室町时代,天皇制与武家政治此消彼长,天皇制长期处于劣势,到了战国时期,皇室甚至需要有力大名的接济才能维持生计。在漫长的江户时代,天皇仍然未能夺回政治统治权,并且受到幕府的严格管制。但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宗教领域,其权威仍未完全失坠。
幕末日本社会在西洋列强的开国压力之下,兴起“尊王攘夷”运动,使得天皇制绝处逢生,重新取得统治权威。倒幕成功后,明治政府实施君主立宪制,制定帝国宪法,使天皇成为“统揽一切”的国家元首,国家神道定位后,天皇被强化成“现人神”,天皇制成为新兴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二次大战的战前与战时期间,天皇制成为日本军部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最有效动员武器。战后,该制度一度面临存废的严峻考验,但是由于美国占领当局战后世界布局谋略的考量,重归虚位的天皇制在新宪法中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作为国家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发挥着积极正面作用。
万世一系与不具姓氏
就算剔除天皇制的神话因素,从其与大唐所处历史时期相侔的奈良、平安成型时代算起,天皇制也毫无异议地可算世上最为古老的皇室制度了。对普遍具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的国人来说,恐怕难以理解天皇制缘何“万世一系”、历千余年而不坠。照理有德有力者有天下,华夏历史上,江山易姓就是寻常事。甚而在一朝之内,篡弑频仍,皇帝轮流做。而日本虽然历经“摄关”专权,院政操纵,南北对峙,幕府相继,天皇制却从来不曾被取代,一直为天下共主,真可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甚至二战结束后,权倾东西的美国亦未能取消天皇制,反而不得不加以利用而成功实行占领。纵观寰宇,皇运长久的无出天照子孙右者。天皇制到底何德何能,可享如此长祚久胤?
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天皇制很早就完成了象征化和符号化过程,让天皇制超越了一时的政治权力结构,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精神文化系统,涵盖各种利害关系,最终成为国家象征和全民利益的最大公分母。除了象征符号性是天皇制长治久安的主因之外,与此相关的另一原因则为天皇家族不具姓氏,“万世一系”。有姓有氏,就有特殊的血缘、地缘利益,容易引起窥视觊觎者的“易姓革命”,所以难以做到“万世一系”。天皇一族无姓,超越了血缘和地缘利益,因而助其“万世一系”。小室直树在其《中国原论》一书中对此做过详尽分析,指出日本的姓氏,不像中韩等东亚国家来自血缘和地缘,而是来自“协同共同体”,即来自共同作业的集合体,也可以说来自各种职业及其作业所在地。看看日本古姓,充斥着近卫、鹰司、一条、西园寺、花山院、入江、岩仓、大原、小仓、高松、桥本、藤谷和吉田等,皆与官位、职司和家柄等有关。天皇只有一系,皇上及其候补仅以名行(如明仁、德仁等),“天皇”这一职业就成为姓氏,凌驾其余二三十万姓氏,“异姓”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取代“天皇”一姓的。游戏规则早已设定,僭越篡位、起义革命,全都无济于事。
象征天皇制
新宪法规定天皇不具实际政治权能,不能过问专属内阁的政府统治,所以被称为“象征天皇制”。这种象征性在“记纪”神话中已露端倪。镜为古代天皇传授的三种神器之一,天照大神曾经叮嘱“天孙”,祭祀时可从镜中窥见天照之魂,就已强调神器的精神性与符号性。战后日本学者对“象征天皇制”在精神、文化和宗教祭祀领域内的权威体制做过很多分析。如和辻哲郎在分析日本尊皇思潮时指出:“尊皇思想为日本伦理的根干,其他一切伦理思想都于此派生。”强调天皇制的精神道德意义。会田雄次认为天皇观的核心就在于“天皇无私的人格”,天皇是日本人理想人格楷模的道德象征。
这种在精神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权威性,被称为“权威天皇制”,是指天皇制为日本国家以及国民的全体性、统一性和永久性等的象征和最高权威。津田左右吉指出天皇制的本质与机能,在于其为日本作为统一国家的独立性和存续性的具体象征。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正是天皇制的存在,让民众深信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此外,肥田后男指出:天皇制是日本国民对国家统一性和永久性之愿望的象征。和辻还曾说过,日本国家就是统一在代表全体国民进行祭神、具有宗教权威性的天皇周围的,天皇为民众全体性的表现者,因而是“国民全体意志的表现者”,或者说:“国民统合的象征”。
很多学者也对“象征天皇制”做过批判,如竹内芳郎曾指摘“精神天皇制”,称其最大问题是成为日本人道德精神构造中无责任性的根源。他说:“天皇的无责任性与日本人全体的民族无责任性相匹配。”综观战时日本军部和政客得以处处借重天皇制实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谋略,其后又推卸个人责任的做法,就可见一斑。“象征天皇制”反映了日本民族的无责任性特点,为很多学者所诟病。
结论:象征天皇制的趋向
对其“生前退位”的各种解读,多有过度之嫌,其实天皇谈话应该只是一位进入老耄之年、多病的老人对其自身退休制度的探索。他希望于他健在之日,改革天皇制,将其更为贴近现代社会。
天皇制本身是传统和旧制度的延续与象征,但其延续同时也是美国当局清算极端国家主义时的妥协产物,所以充满了新旧之间的矛盾。昭和天皇战后有所反省,明仁天皇继位后,开始深化这一过程,从他继位翌年就专程探望批评其父的战争责任而受右翼枪伤的长崎市长开始,其一系列言行,体现了深刻反省过去和传统、真正从“现人神”到“人间天皇”的转型尝试。他有志于将皇室改造成真正去神化的“人间”象征,这次退位想法,正是这一改革思路的一个突破口。通过这一本乎人情的诉求,赢得朝野的同情与认可,作为皇室典范改革的开端,导引继位方式、女帝可能性、天皇职能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将天皇制纳入现代规范,即欧式的皇室制度,贴近人间、贴近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与传统的天皇制做最后告别,这是其“生前退位”诉求的实质意义。至于其诉求是否具备抑制或者促进安倍政府的“改宪”运作的目的,就得另当别论了。
原载:2017年6月9日 上海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