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辞京：痛难渡，辞宫阙

1937年夏，日军进入山海关，占领热河后又攻陷了长城各口，北平近郊几乎成了日军的练兵场。朱长文曾在《抗战时期的民心士气与知识分子》中回忆道：“我坐在北大红楼的课堂中，一面听着陈援庵（垣）师讲授研究中国史的精髓与方法，一面就听着日本军队阁！阁！阁！的机关枪声。”

当时，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位于西南的卢沟桥当时已经是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河边旅团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辞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的带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7月29日，天津南开大学“大部分校舍惨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是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8月5日，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清华，9月12日，搜查清华办公室，掠夺图书仪器并设岗置哨，10月上旬控制了整个清华园；9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大的几栋校舍，红楼成了日本宪兵队部，文学院院长室被用作日本队长的办公室，10月中旬，傀儡政府占据了剩下的校园。在京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几乎都遭到洗劫，“当时平津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章第8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8～10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先后有23所高校遭到侵略者不同程度的轰炸破坏。据1937年10月20日的《大公报》报道，三个月间的损失即达21，036，842元（不包括北平学校的损失在内）。而其余图书仪器、资料设备等方面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日本军队对我国教育机关的轰炸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如中央大学，战争初期即为日本空军圈定的轰炸目标，南开大学更是被嫌轰炸之不足，继以焚烧以至全成焦土。因此，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等102人在1938年11月6日向全世界发表的英文声明中，谴责日本军队摧残我国教育事业的罪行“中国三年建设之不足，日本一旦毁之而有余”“实为日方最恶之暴行，且亦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和国民党党部自河北开始撤退时，清华大学就敏感地意识到华北已经岌岌可危，于是把一项巨额基建基金转拨于长沙岳麓山下进行一整套的校舍基地建设，同时将各系最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紧急装箱，从清华园火车站南运至汉口租界存放，新购买的图书仪器也不再运往北平而是存储在湖南大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9日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事问题的谈话。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不少教授如陈岱孙、顾毓琇等人均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在被邀之列。随着局势日益严重，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梅贻琦于7月17日电告清华校务会议成员潘光旦等，传出“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的信息。后来南北交通阻断，已无法返回北平。

当时“蒋介石政府认为日寇意在恫吓，不致全面作战，因此抗战之心难决，求和之意未已，平津的一些上层知识界人士了解蒋的心理，也认为日寇来势虽猛，但双方都意在以武求和，日军当不致久据平津，至多半年，流亡之师生将会重返故地，继续弦歌事业。”为应对华北局势的变化，清华早在1935年就开始在长沙设置研究院，工学院也开始把相关设备打包运往南方，再加上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前北大教授朱经农承诺全力支持，所以，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认真寻求避难之所，三位校长在南京与教育部磋商后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长沙组成大学，并将校名定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