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人员
联大的三位常委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北大校长蒋梦麟师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并于1917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张伯苓在长期教育管理实践及赴日考察的基础上创办了南开大学。他们都是既懂教育教学规律，又有较强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在联大前后八年的时间里，三校之间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但总的来说合作得是比较好的，这其中三位校长的共识和学校实际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作为本已有各自鲜明特点的三所学校，从长沙临大时期开始，学科之间是很难做到深度融合的，“临时大学”的校名就可以看出当时对战局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以为只是在长沙临时过渡，很快就可以北归复校，所以并没有长远打算，机构设置、行政任命和教师聘任等基本沿袭三校旧制。为减少内部矛盾，在临大时期对四个学院院长职务的分配就非常审慎，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毕业的，法商学院的院长陈序经是南开的，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是清华的，工学院因为本来就是清华独有的，所以院长是清华的施嘉炀。同时，高层的领导职务也是三校分担，教务长是清华的潘光旦，训导长是南开的黄钰生，总务长则是北大的樊际昌。到了联大时期，这些问题也很难平衡，来自清华的院长职位偏多，北大的教师就会愤愤不平。
不同于清华在迁校问题上的决断，北大在1933年中日长城激战后曾把图书器械运往南方，危机缓和后又运回北京。因为学校深厚的历史渊源，北大师生多不愿再做搬迁的无用功。校长蒋梦麟对迁校长沙联合办学的构想“不大以为然”，本来就是因为胡适要他落实这一计划，“勉强同意”南迁，几乎是被逼无奈才参加这个计划。在治校理念上，蒋梦麟主张的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和清华的治理理念也有差别。1940年，蒋梦麟出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后来又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宋子文内阁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政务繁忙，基本不在昆明。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蒋梦麟来蒙自校区时，教授“竞言种种不公平”，认为校方“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竟“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钱穆发言说：“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蒋校长即“起立羼言”，一锤定音：“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三校联合不可能没有矛盾，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蒋梦麟对梅贻琦实际主持工作予以充分的信任。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的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他还利用自己长期驻渝，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积极支持梅贻琦在联大的工作。蒋梦麟曾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对梅贻琦给予了高度评价：“清华的梅校长的苦干精神，真是叫我佩服的，我愿意送他一个骆驼的徽号，来形容他的任重耐劳的伟大！”
联大的常委会下设有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和一些专门的委员会，建设处被撤销后增加训导处，这些行政机构的人事安排需要多方考虑三校的平衡。1940年，来自清华的沈履去职后，梅贻琦推荐来自北大的郑天挺继为联大总务长，当时也有人认为成为北大的专家更利于郑天挺自己和北大的影响力，毕竟“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汤用彤语），罗常培也劝说郑天挺，“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郑天挺也担心“北大同任总、教两长，必有訾议者，吾辈不应不慎之于始”，但是最后他还是出任总务长一职，因为周炳琳等“皆劝余就总务长，以免引起校际间之磨擦，影响合作局面”。可见，国难当头之际，“牺牲个人，维持合作”，是联大管理人员最终的选择。
郑天挺（1899年8月～1981年12月），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两年后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北平沦陷后，郑天挺留校苦撑残局，妥善安置师生疏散后只身南下。西南联大期间，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三校之间各种工作、人事纷繁错杂，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郑天挺均须一一过问。郑天挺人品好，能力强，被称为品德高尚的“士君子”，何炳棣则赞其为“当代完人”。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
最初三位校长的分工：梅贻琦负责教务，蒋梦麟负责总务，张伯苓负责建设。迁滇后不久，张伯苓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参政会副议长，后来又兼有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三青团监察和常务监察等多种职务，对联大的校务，基本无暇过问，加之南开大学的商科研究所因其重视迁到重庆，他的常委事务，基本由黄钰生代劳。
黄钰生（1898年4月～1990年4月），字子坚，湖北沔阳人。191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在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黄钰生具有南开和清华的学习经历，作为张伯苓的学生和梅贻琦的师弟，在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中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黄钰生跟随湘黔滇步行团来昆，自述“行年四十，徒步三千；腰缠万贯，独过山岗”，“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用布带缠在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
黄钰生作为联大的建设长，负责大西门外约八万平方米联大新校舍的建设，为学校征地建校舍任劳任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还负责师范学院事务，成为西南联大五位院长之一，他把这个岗位作为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亲自制定师范学院的办学方针，坚持德、智、体三育并重，将师范学院建成“校中之校”。在教师队伍方面，他聘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联大教授兼任教师。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黄钰生兼任主任，移植“南开经验”，严格管理，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
综上，三位校长中由于张伯苓与蒋梦麟长期在重庆任职，联大的内部管理由出身北大的郑天挺和来自南开的黄钰生分别负责，常委的职责基本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张、蒋二位常委对梅贻琦的支持和信任使他得以充分地发挥其治校的才能。
梅贻琦（1889年～1962年），字月涵，祖籍江苏，生于天津。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堂，1909年经考试成为清华第一届“庚款留美”的学生之一，就读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1915年回国后不久开始为清华服务，1926年作为物理系的首席教授被教授会公推为教务长，从此开始施展其治理学校的才华。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逐渐把清华办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学。1937年～1946年主持西南联大校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治理才能，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校风的三校师生，不负众望地把三校兼容并包、坚韧自强、严格朴素的校风融为一体。
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曾说过“我的表你戴着（天津话，意思是你代表我）”，从张、蒋二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梅贻琦的品格与工作能力的信任，也表明了他们合作的诚意，联大的三位常委尤其是常驻昆明的梅贻琦先生对联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抗战开始后曾经先后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合到抗战胜利以后各自复校之外，其余的大多中道夭折了。例如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期的西北联合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9月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设有农、工、商、法、医、文、理7个学院。1938年3月迁汉中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同年7月，西北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离开北平大学而独立；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河南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39年8月，西北联大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从城固迁往兰州。
1949年傅任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抗战以来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但除西南联大外都中道夭折了，“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西南联大由三校的校长作常委，而由梅校长担任主席。张校长与蒋校长是不常在校的，实际就是梅校长一人在撑持。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兼着教务长。体力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先知的。”
在当时在社会氛围中，西南联大外部的政治环境并不好，学校内部三校之间的关系也有比较复杂微妙的一面。联大的三位常委中，梅贻琦年纪最轻，也没有派系背景和相应的支持，主持联大校务期间，梅贻琦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保持关系，努力在办学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方面均维持正常，学校的每一举措需要明智抉择和妥善处理。尽可能避免激发矛盾，努力维持三校的平衡，同时要兼顾联大和外部环境的协调，个中艰辛，非亲历不能想象。
梅贻琦为人谦逊，性格温和，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重视教师的作用，尊重师生，为学校发展的长远利益服务，是一位极具民主作风的校长。作为清华教务长和后来的校长，师生校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被称为“是清华永远的校长”，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陈岱孙认为，因为“梅贻琦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他采取“吾从众”“无为而治”的方针，能充分尊重由教授担任的各级行政教学领导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意见，给予他们较多的自主权利。每当出现意见分歧和争论时，他总是“从容审夺其间”。此外，由于梅贻琦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个性沉静，为人谦虚诚挚，寡言慎行，从无疾言厉色，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在“危机”的情况下他也能当机立断，毫不含糊其辞，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深思熟虑，集思广益，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中采纳最适当的方法来推行。这种民主、开明的作风和开诚布公的态度使得教授们“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朱自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情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就可以知道。”
张静愚说“凡是和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好友或知己相处，也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生”。陈寅恪先生也说过，“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对西南联大可谓殚谋勠力，披肝沥胆。郑天挺说，“学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贻琦处理，是没有名义的常务校长”，他为联大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容忍并尊重联大教师与学生的政治选择，在历次学潮中都竭尽所能地保护学生。他本人是基督教徒且一向不大过问政治，后来虽挂名国民党籍，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学校的局势，他秉持的大学教育理念是：“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持这样的态度和办学思想，梅贻琦对师生们的爱国进步活动采取明疏远暗支持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当局多次对联大施加压力，要学校解聘思想和言论进步的教师，他总是拖延敷衍；当政府当局要逮捕进步学生的时候，他总设法事先通知名单上的同学离校躲避。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次严重的危机，据徐贤修（清华1935届学生）回忆，当时因为学生一时群情激愤直接抢了士兵的枪支，扣留领队的团长并掀翻运输车辆，导致政府派出一个师的军力，荷枪实弹进入校园。在这样的情形下，梅贻琦教育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也是因这一事件，学生误会学校给了军警特工一份“黑名单”，围攻教务长潘光旦。林从敏回忆当时的情形，梅校长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穿着一件深灰长袍，登上礼堂台阶后，站在潘教授之旁，面对着二三百同学，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地在抑制他的愠怒。那些夹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都安静下来。最后梅校长发言了：‘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乎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做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的学生。在复校之后，他拒绝官方压力与要求，不解除吴晗教授聘约，以后甚至通知吴教授及早脱险离去，这才是梅师爱护学生的表现”。
联大时期，昆明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在这样的环境里，西南联大的师生思想相对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也因此蔚然成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因少数教授以斗士为荣，性情率真，在课堂发表鼓动演说，也难免会有“过激”言论。梅贻琦认为自己的教师“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这样的描述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还为提高教授待遇寻找机会。据冯友兰先生说，联大八年，“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
梅贻琦对教育对师生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直至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南下的他入阁，梅贻琦的态度是始终婉谢。他曾对新闻记者说过：“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从中可见他在变化的时局中一贯坚持中间立场，始终属意教育。
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西南联大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办好联大，培养人才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校务委员会、处、院、系等各级领导及各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由学有专长并有一定管理才能的教授兼任。以理学院为例，联大理学院的院长先后是吴有训和叶企孙，算学系的系主任先后是江泽涵、杨武之，物理学系系主任先后是饶毓泰、郑华炽，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黄子卿，生物系是李继桐，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是孙云铸，他们大多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较高的学术声望，是联大行政管理的中坚力量。同时，联大的各级领导多能注意廉洁自守，勤俭办学，与广大师生职工艰苦与共。1941年，教育部规定对兼职行政工作的教授们每人发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各院、处、系的负责人均不愿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并上书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倍尝……十儒九丐，薪水犹低于舆台……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同事。”
这封信表达了联大的行政管理人员与广大师生员工同甘共苦的决心，在当时“罗掘俱尽，告贷无门”的境况下尚能如此，今天读来尤让人感叹。
民主管理的作风使得由具有不同传统和学风的三所学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但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影响很大，对联大学生的成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学校创造了民主气氛浓厚的氛围，联大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比较强，学生自治会相当活跃，在参与学校管理、关心国家大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民主精神的推动下，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们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次次斗争的高潮，最终为联大赢得了“民主堡垒”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