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师人格
《满江红》是中国著名的词牌之一，秋瑾曾用这个词牌填写过《满江红·小住京华》，词风豪迈，语言刚健，表达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充满激越愤慨之情。《满江红》的代表作是南宋岳飞的《满江红·写怀》，词中抒写了家国沦陷的悲愤，也充满了希望能北上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豪情，洋溢着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西南联大的校歌采用这个词牌来谱写，本身就蕴涵着对其精神气质的传承，希望在校歌传唱的过程中，师生能够牢记国土沦丧的痛苦，传递爱国的热忱，好好学习，为日后建设国家作准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联大的学子们显然牢记了校歌所传递的学校的期望，以爱国和强国作为自己此后的人生目标。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滇建校80周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徐蓓任总导演拍摄的历史纪录片《西南联大》正式上映。这部纪录片以个体生命体验为主要的叙事线索，用《八音合奏》《刚毅坚卓》等五个主题，以日记、文章、口述片段和人物访谈为载体，再现了西南联大学校筹建、搬迁、选择校舍、正式建成，也反映了师生的日常教学、生活情况和研究工作。在片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焊接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潘际銮面对采访镜头谈到，“那个时候都很勤奋，而勤奋的目的不为别的，只为了救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院士王希季满含深情，一字一顿地说：“中兴业，须人杰。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为建设出力，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力，能够为富国强军出力。”许渊冲在访谈中脱口而出：“大学生当然要爱国啊，爱自己的国家是第一位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令人动容。
2021年，电影《90后》以记录片的形式讲述了联大学子求学问道、读书报国的青春记忆和西南联大的传奇历史，重温了联大师生的精神风骨和家国情怀。影片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个体命运观照西南联大宏大的主题，在烽火硝烟与和平岁月的对比中，更加理解这些“90后”对国家强盛的贡献。影片的最后，16位平均年龄96岁的老人报出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学号，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数字意味着西南联大在他们生命中永不磨灭的烙印。
学校的基本功能是传递文化知识，但传递知识本身并不是学校的本质功能，学校的本质是育人。经过学校的教育，学生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知识的应用，才是学校实现其功能的真正体现。那么多学生无怨无悔投身国家建设，西南联大是如何做到的呢？
1988年，马逢华在回忆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冯友兰等诸位教授的教育教学之后写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对这几位老师，以及许多位这篇小文里没有提及的联大师长们，迄今仍都充满了温暖的怀念和感激的心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开扩了我的眼界和心胸，培养了我的品味和标准；并且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日益技术化的发展趋势中，为我提供了人文科学的滋养，使我在做人和为学方面，都能有比较平衡的发展。”
他认为，大学教授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课程的内容细节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都不及每位教授在做人和作为一个学者两方面的风度和品质，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读书这件事是要学生自己去读，而“做人的风范和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则不论如何，都必须有师长来以身作则”。“在西南联大校园及其附近那样一个人文荟萃的社区里，两千多个学生和五百多位各具特色的学者，以几乎四对一的比例，在‘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学术自由气氛里，经过四年的学习和熏陶，实在是我一生之中最愉快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
梅贻琦的教育理念中，非常强调人格修养，重视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引领，强调学生知、情、志的养成。他在《大学一解》中写道：“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
具体而言，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教师的垂范，学生的“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罗香林认为，师长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有两种作用很大的促进方法：一种是经常对学生的耳提面命，使学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道理，而特别的感到师长对他的亲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这是一种‘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经常的以和悦的态度，与学生接触，使学生感到亲近师长就好像坐在‘光风霁月’照临的草地，非常的舒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说得出的东西，但也觉得非常满足，慢慢的就把他的品性也提高了，这是一种‘无言’的方法。”“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和在大礼堂主持有关的集会所作的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都一齐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都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
梅贻宝在回忆中写道，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明白儒家道教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高等学校办学过程中要重视师资是诸多教育家的共识，竺可桢先生在就职演讲的时候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1931年，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校长的时候说过，办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而“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梅贻琦先生认为，设备不算难，难的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讨论一个概念，何谓大师？
一般来说，“大师”是指造诣深、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棋手等。简言之，是指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一是要术业有专攻，另一是人格要能成为典范，简单地说，就是师范大学培养教师时常说的“学高”“身正”，包括了专业学识和品格德性。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大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精神脊梁。
梅贻琦曾说过，“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大师”的界定包括“智识”和“修养”两个方面。以此类推，“大师”必然也是在学识素养和精神涵养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的学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起过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2014年5月4日，他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曾指出：“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体会，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可见，教书育人本身就意味着学识和人品的引领，以高深的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的心灵。
闻一多先生殉难五十周年之际，赵瑞蕻先生写了一篇《红烛颂》，认为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是他“留给后代、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所有憎恨黑暗，追求光明，反抗法西斯，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的人们的宏亮的声音”。赵先生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的屈原，到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中经两千多年，其间有一条巨大的红线始终直贯下来，这就是反抗强暴，痛恨黑暗，追求光明，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不但流在实际行动中，也流在笔尖，流在纸上，这就是我们伟大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也就是‘五四’以来伟大优秀的反帝反封建的新传统。今天，在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学习这个传统；我们理所当然要保卫，要发扬这个宝贵美好的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有文字可考的记录，还包括其中蕴涵的看不见的精神。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化薪火传承，学脉澄明，那些宏大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在千年的教育中“像一条红线”，经由一代代的教师始终传承下来。这其中有对国家社稷和普通百姓的情感，也有对自由、正义、理想等精神层面的执着坚守和不懈追求。联大的教师们传递“士人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精神领域的“刚毅坚卓”，今天的我们，依旧需要去认识和学习具有千年韧性的优秀文化传统，去继承、保卫和发扬这种文化血脉。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体例和结构，却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范式，我认为人格的力量，生命的光辉，教师对国家、对教育、对学生的“爱”，在教学中、在生活中、在困境中所坚守的“节”，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而教师的家国情怀、人格涵养更是无法用时下流行的实证和量化的方法来描述，暂且放弃尽善尽美的念头，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我相信真正的教育是一种“心心相印”的传递，如同千江水中映照千江月。阅读联大教师这些真实的故事，每一个人自然能从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体会和收获“月映万川”的影响。
戚长成曾经在西迁途中记下了他对学生的深刻印象：在大雪中赶路，大自然一片银色，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在汽车上的“犹如雪花那样纯洁”，讨论国家大事时对英勇抗战表示敬佩，充满信心，“当讨论转向某些官僚们的腐败现象时，又引起他们满腔的怒火。这些热血青年还没有离开他们的‘象牙之塔’，还必须一个个经历那社会的黑暗面。他们的话语是忠实可信的，他们的思想是真挚的”。这位记者希望学生们能保持这种纯洁，“我希望在敌人被赶出去以后，社会上所有黑暗的现象将被一扫而光，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旧社会的邪恶所污染，而能够没有障碍地在光明大道上前进”。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曾以“pure”这个词来表达志向高远纯善，并以此自律，刚开始是作为他的口头禅，后来成为同学对他的代称。“pure”意味着纯粹和纯净，影片《90后》曾以这个词来概括联大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我们从联大的教师身上，不难看到这种对学术、对人生的纯粹。我们都知道，邓稼先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被辐射导致的病痛无情地折磨，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从沉郁的朱自清，激昂的闻一多，专心治史的郑天挺，“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陈寅恪，甚至从“头可断，孔不可批”的吴宓身上，从终身服务教育的梅贻琦以及建国后隐姓埋名专注于两弹一星的联大学生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种来自生命底里的“pure”。可见，“大师”级人物，不管是天赋异禀还是天道酬勤，他们在静水流深中展现的，终究是源于心中纯粹的执着与坚守！
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常忍不住会想，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在教师的信念里，在学生的理想里，在当下的教育情境里，在争夺各种项目、编制各种材料的日常生活里，在灯火明亮、教室宽敞、网络发达、智慧教室虚设的教学条件下，可知不可说的学术环境里，这样纯粹的职业操守，这样朴素而真挚的教育情感，还有多少？也忍不住问自己：你，应该坚守什么？可以为教育做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前贤，你，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曾遭遇过很多次轰炸，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吴宓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课的讲授。他在三天后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这次轰炸是专门针对联大而来，整个师范学院全部被炸毁，师生的住宅区瓦砾成片，很多教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费孝通的家里全部被炸毁，但幸运的是他在废墟中找回了正在翻译的《人文类型》的手稿。哲学教授金岳霖刚刚完成《知识论》的写作，轰炸发生时，他和很多教授一样，照例带着完成的文稿跑警报。由于轰炸的时间太久，天黑返回时忘了装满文稿的公文包，就这样遗失了凝聚自己心血的文稿。今天的我们偶尔因为断电或是自己的疏忽导致某个千字的文档没有及时保存，心里的懊恼甚至愤怒都是存在的。70万字学术文稿就这样丢失了，我们无法想象作者的沮丧和绝望，然而金岳霖选择了重写。1941年8月，“敌机狂炸联大新校舍及昆明西北城一带，办事处四周落弹甚多……”，“敌机进袭昆明最猛烈之时期，而十四日专为摧毁我联大而来”。联大师生当时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中，这样的记录很多。在频繁的轰炸中，师生们继续笳吹弦诵，弦歌不辍，这其中体现的，是“大师”级人物的勇气和毅力。
因物价暴涨，生活困难，闻一多“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不得已挂牌制印。校长梅贻琦获悉后，联络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11位教授伸出援手，具名推荐。长子闻立鹤责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沉默良久，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他曾受过严格的美术训练，后又研究金文、甲骨文与文字训诂等，在文字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挂牌制印，实为谋生，贫困窘迫至此却仍然能保持操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李宗黄，许以丰厚润例请他刻印，被闻一多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回。而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这其中体现的，是“大师”级人物的品性和节操。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形势下，大敌当前，众多大学生有强烈的抗敌报国激情，要离开学校，投笔从戎。当时中国教育家中有观点明显对立的两派，一派是陶行知等人主张“罢平时教育，办战时教育”，认为搬迁学校是“逃跑教育”，主张鼓励学生积极参军抗战；另一派则是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主张“战时教育当作平时办”，并不提倡优秀的学生上战场，认为学生应该发挥所长，做好学问与研究，用学术为国家服务。
1931年，梅贻琦就职时谈及国事，曾明言：“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主张致力学术，培养人才，认为坚持办学是“心理上的长城”，“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主张迁校。1936年，他曾在《告全体校友书》中说过：“为本校对于应付时局之态度。此可以一言明之，即：‘尽力维持，决不南迁’是也。夫国难维已至此，然吾人决不可自坏其心理上之长城；大局虽不可知，然而吾人自己之职责，决不可放弃，万一不幸，本校亦当在此‘水木清华’园中，上其‘最后之一课’。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此敢为诸校友报告者也。”
九百多年前的北宋年间，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写道：“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句话的意思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可以说，从古代的“士”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中国学者无不重视养“气”和守“节”，这种“气”和“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至高至大至刚，充盈天地之间，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往往在国家危难，民族困顿或个人身世浮沉之际发挥作用，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里一直都有这些内容，所以才会有千百年来从不断绝的绵绵之气，才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小时候不能理解朱自清何以宁可饿死不吃美国面粉，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就算是盗泉之水、嗟来之食，在生命面前，真的需要那么决绝吗？长大后慢慢明白，虽然“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但是不管怎样，从古自今，总会有“人乞祭余骄妾妇”，也会有“士甘焚死不公侯”，就算是和平年代，日常生活中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人终究要有所选择，有所坚持。
遥想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从容就义，他的妻子欧阳氏在为他收尸的时候找到了他的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我理解的“庶几无愧”，其实就是每个人用尽自己的一生完成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成为自己。身为教师，“成为自己”本身就意味着对学子和他者的示范和引领。比如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闻一多刻章制印养家糊口努力活着，在大义面前也能拍案而起杀身成仁；“成为自己”是明德亲民，修己安人，尽力帮助到周围的人，把自己手里的事情做好，比如梅贻琦和联大的诸多学者，或管理，或教学，或科研，为危难的民族付出自己所有的努力；“成为自己”是不管外境如何变迁，精神世界始终有所坚守，日常生活有所不为，甚至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从容地选择死得其所。
早在小学时候就曾经背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这首长诗在介绍了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之后，开篇就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阅读西南联大的文史资料，从很多学者的身上，以及他们后来的人生际遇里，深刻理解了精神层面有很多无形的东西，必须在生命照亮与被照亮的时刻才能得到传承，正是因为这种无言的传灯举火，千百年来，在盛世辉煌的灯红酒绿中，总有人不肯“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傲然清白自处；在陋巷箪瓢的环境中，总有人不移白首之心，不坠青云之志。
时至今日，回顾联大学者的人格和影响，“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