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办学：更长征，经峣嵲

当时，长沙没有铁路可至昆明，原有的公路很简陋，难以通行，唯一的通道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出香港，经海路到越南后，经滇越铁路至昆明。当时在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就读的北大学生王玉哲在《三千里路云和月》中写道，“一个教育单位，在国内搬迁，还要借道外国，大家实感难堪。于是学校决议：女生及年老体弱者可走海路，男生和身体健壮的教师组成‘湘、黔、滇步行团’步行入滇”。

1938年2月，长沙临大师生主要经三条路线入滇。

其一，经自填志愿及检查体格核准步行者284人（见1938年2月10日长沙临时大学应行发给甲种赴滇许可证学生名单），持甲种赴滇许可证，组成湘黔滇步行团，由湘西经贵州赴昆明。其二，女生和体弱多病、经医生证明不宜步行和愿走海路者，持乙种许可证，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入滇，在广州和香港等地设招待处，分别由郑华炽和叶公超等人负责。其三，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和钱穆等教师10余人，沿湘桂铁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进入安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赴昆明。

除了这三条主要的入滇线路，郑天挺先生组织北大教师和家属从长沙乘汽车入滇，包括周炳林、姚从吾、张佛泉等十多人和三名清华的学生，2月15日出发，3月初到昆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湘黔滇步行团，这条路线是最艰苦的，为了确保途中安全，步行途中实行军事化的管理，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任团长，黄钰生任步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由黄钰生、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组成湘黔滇步行团指导委员会，负责日常具体领导工作，包括闻一多、李嘉言、郭海峰、许维遹、吴征镒、毛应斗、王钟山在内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学生分为2个大队、3个中队，每个中队分3小队，学校配备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学生每人配置一套行军装备：土黄色军服、绑腿、干粮袋、行军水壶、黑棉大衣以及一柄油纸伞。

2月19日下午，步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校门前集合宣誓，准备启程。团长黄师岳作动员：“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他在训话中阐明此次行军是中国文化大迁移，并将其意义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勉励大家维护国家的教育事业，将抗战进行到底，努力完成这一历史壮举，给全团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次日，湘黔滇步行团正式自长沙启程，途经秀丽的湘西和险峻的黔东，一路向西而行。早在1938年2月4日，学校在《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中要求学生在步行迁移的过程中“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在这一校政的鼓励下，学生们组织了不同的小组进行社会学、民俗学、文学等门类的调查，近三百名师生在栉风沐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一路搜集乡邦文献、教育状况、风土人情、奇闻轶事。在教授的指导下，社会学系的同学调查农村状况，政治学系的采访县领导，经济学系的根据生产和生活状况编写资料，毛应斗追捕各种昆虫，吴征镒采集植物标本，地质系的调查化石、岩层和矿藏……沿途还收集民歌民谣，曾昭抡教授则一路向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进行抗日宣传。

这条路线的师生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总计13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28日抵达云南省会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