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培养
培养人才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所学校办学的首要任务，西南联大出色地完成了战时教育的使命，在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新中国第一流人才的摇篮。
1.学生数量
从数量上看，办学八年期间，由于当时时局动乱，出于各种原因，包括求学期间投笔从戎，中途退学休学人数较多；同时，西南联大在教学方面极为严格，淘汰率较高，最终毕业的学生不到入学学生的半数。张思敬、孙敦恒等主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中汇编的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38年至1945年间西南联大在校生数为19672人，包括师范专修班、电讯专修班、普师班和先修班的1680人，以及研究生院的189人。1938年至1946年毕业生人数为3794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籍的毕业生为2502人，包括1944年和1945年应征入伍的364名学生。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3～575页，统计时参考了具体名单。
表3.1 1938～1945年西南联大历年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张思敬、孙敦恒、江长仁主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6～97页统计表数据整理统计。
表3.2 1938～1946年西南联大历年毕业学生人数统计表
注：1.从军学生数据为1944年和1945年的汇总，其中1944年为327人，1945年为37人。2.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战前在三校肄业的学生，入联大继续就读者，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毕业时由原校发给毕业证书。
资料来源：①根据张思敬、孙敦恒、江长仁主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表（一）整理。②1946年数据来自
1939年，三校研究生院开始恢复招生。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课程则由三校教授统一开设。以下是1939年至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研究生复学旧生、新生、毕业生人数统计情况。
表3.3 1939～1946年三校研究生复学旧生、新生、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注：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2页《北京大学毕业研究生名录》显示，北大研究生毕业人数为18人，其中中国文学部7人，语学部4人，算学部2人，物理学部、地质学部、哲学部及人类学部没有毕业生，本表根据学生实际名单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63～668页《研究生名录》整理。
除了本科生与研究生之外，考虑到战时就学困难，联大每年都招收转学生、借读生和旁听生。“借读生须经编级试验及格后，始得改为正式生”“旁听生以已取得国内公私立大学学籍，经本校审查合格者为限”，“旁听生不得改为正式生，其所选课程亦不给学分”，因为社会时局变化较大，借读生和旁听生的规则都以年度为限。联大的这一制度为战乱中的学子提供了更多的求学机会，也吸引了国内成绩优异的学生，例如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朱光亚和李政道就是1942年和1945年分别从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转学到联大的。1938～1945年间，联大接收的转学生和借读生共1200多人（不包括转入一年级的学生人数）。
2.学生质量
从质量上看，由于西南联大有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对学生要求严格，淘汰率极高，特别是理工科。我们从前面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联大文、理、法商、工学、师范5个学院历年在校生人数为16667人，最后毕业人数为2502人，毕业率仅为15%，研究生的毕业率为36%，主要的原因与当时战争环境有关，同时也与联大严格的教学管理有关。
1938年10月20日教务会议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共8章59条（后经修订，共9章65条），从入学转学、纳费、注册及选课、选系与转系、学分及成绩、缺课及请假、修学及退学、毕业及学位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方面的规定较为具体，也比较严格。比如教务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有必修课程次年经补修仍不及格者应令退学，如其他学科成绩优良，得由教务长酌准留校察看”；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及格者不给学分并不得补考，凡不及格之课程概做零分计算”；第五十四条规定“学生一学期成绩，于所修学分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即令退学”；第五十五条规定，“学生全年成绩，于所修学分有三分之一不及格者，下年作为留校察看；如下年仍有同样情形者，即令退学”；第五十六条规定“学生如有品行不端，或违犯规章者，给予小过、大过或开除学籍之处分”。这些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许会有因具体情况的差异有可以通融之处，但从制度上看是比较完备也非常严格的。
国难当头的学生普遍珍惜可贵的学习机会，严谨的学风使联大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现有的研究一般认为，西南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所熟知的马识途、王瑶、许国璋、许渊冲等人都毕业于联大；物理系的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是人所共知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历史系的“何炳棣同学的地位绝不在他们二人之下”；“两弹元勋”邓稼先（1945年），核物理专家朱光亚，固体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1944年）等人都来自联大物理系；化学系毕业的萧伦长期从事放射性化学和同位素研究，是我国人工放射性同位素事业的奠基人；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学生叶笃正（1940年）在动力气象、大气环流、青藏高原气象学和模拟试验等气象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国近代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之一，当选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中科院院士黄宏嘉（1944年毕业），航空系的屠守锷（1940年毕业）历任我国自行设计的几个中程火箭的总设计师，支持和领导了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制造和飞行试验，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家156项建设项目涉及机械的项目中，其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绝大部分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全国机械工程教育部门很多学校的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毕业于联大机械系；许多产业部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涉及工业技术的研究所中有不少所长、骨干研究员和总工程师也都是联大机械系培养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大的毕业生在我国工业建设、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战时服务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还培养了国防技术人才和与盟军合作的翻译人员共1400多人，同时联大学生投身军旅，直接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也不少。正如穆旦所言，“国难日亟，国亡无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在联大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从军的热潮。
第一次从军热潮是在南京沦陷之后，社会各界鼓励学生投身军旅的占多数，无论是国民党的将领如张治中（时任湖南省主席），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如徐特立（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都主张学生走出校门。为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以及适应战时的需要，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2月上旬设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此后两月间，校方记录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学生有295人。他们当中学工程技术的同学多数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大部分参加战地服务团，一部分去延安学习。
第二次从军热潮在1941～1944年间。当时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美国政府于1940年初向中国派遣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在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上校的指挥下成立了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随着来华美军的日益增多，对军事翻译人员的需求增加，急需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9月，教育部下令征调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第一期译训班的70余人约有一半来自联大。1943年，教育部下令征调几所大学的应届毕业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1943～1944学年上学期结束时，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的志愿应征者共400余人。同时，自1943年11月至抗战结束，联大共办了11期译员训练班培养军事翻译。在1941～1945年间，后方被征调为翻译官的大学生中，联大的学生占10%。他们在抗战结束后先后复员，有的直接毕业，有的返校补读学分，也有的牺牲在战场上，其中1942级外文系的学生黄维，是联大从军学生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黄维在第一期译训班中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同空军上尉”，译训班培训结束后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跟随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1942年随军败退，一路可见流血漂橹，尸横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步履艰难，黄维不幸于6月在怒江落水牺牲。1945年7月6日，美国总统授予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铜质自由勋章（1946年5月14日公布），在受奖的52名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程道声等西南联大学生10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为国家、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第三次从军热潮在1944年底，200多名同学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入伍，全部分发到印度远征军。这次从军的同学最初“抱了建立新军的目标而来”，认为“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同学们在印度的蓝伽（Ramgarl）等地亲眼目睹了政府和军队的黑暗与腐败，在理想破灭的同时从反面受到了教育。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同学返校继续完成学业。
在三次从军运动中，校方列有姓名可查的人数为834人（见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而联大学生实际从军人数则不止于此。
在联大锻炼成长起来的学生不仅学业成绩优秀，政治上也积极上进，广大同学以进步力量为先导，一直站在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中，联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进一步认清了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使命。1946年北上复员之前，联大共产党员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人数最多时占全校师生员工的10%。他们离开学校后有的投身于解放区，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工作，参加武装斗争，还有一些同学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简陋至极的教室中，培育出了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流的科学家，培育出了戴荣钜、王文、吴坚等以身殉国的空军将士，也培育出了穆旦、杜运燮等“九叶派”诗人。联大不但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阵地”，培养国防技术和翻译人才的“摇篮”，还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后来的历史进一步证明，西南联大所培养的人才不但在当时对抗战作出了直接的贡献，还为战后迅速恢复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西南联大对世界科学和祖国的文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那些投笔从戎的联大学子，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所付出的牺牲，功昭日月，永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