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合理，学识渊博的教师队伍
从年龄结构来看，西南联大的教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年龄段，基本上可以算作三代人：第一代出生于19世纪末，西南联大时期年龄约五十岁，联大的三位常委均属于这一代（张伯苓生于1876年，蒋梦麟生于1886年，梅贻琦生于1889年）；第二代出生于20世纪初，联大时期年龄40岁左右，这是联大教师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出生于1910年左右，联大时期年龄30岁左右。抗战开始的时候，这三个年龄段的人都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作为学者的准备阶段，年轻的学者如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钱锺书、费孝通等人也已经学成回国。联大的各个系基本都存在这种老中青三代教师共存的现象，“这个年龄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可以起到引领、鼓励的作用，而后辈学人则因为年富力强、知识新颖、信息灵通而给战时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由前一辈人所开创或继承的学术传统在后一辈人那里得到延续和进一步的发扬。
从知识结构而言，联大的教师们大都学贯中西。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年长的那一批教师，曾经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的熏陶，成年后也受到现代教育的影响，多数都有留学或游学欧美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做学问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刘文典治史就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汤用彤教授研究魏晋玄学则结合了佛教思想，并且还比较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思想来考虑的。同样的，在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对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比如经济学家秦瓒对井田制的兴趣，赵迺抟对小型经济单位的偏好，以及陈岱孙对中国分配制度的倾向等，都可以看出这些经济学家虽然学科基本偏向外国理论，依然保留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锺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传统教育，但其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总体上说，他们可算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接受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使用西方的方法来治传统的中国学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锺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
联大的教师们多数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知识功底。例如闻一多先生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西洋现代文学，同时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曾在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文字学家唐兰早年曾学中医并开设过景兰医院；毕业于北大国文系的罗常培在哲学系又学了两年；航空工程系的庄前鼎教授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化学系的孙承谔教授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物理学家吴有训兼通哲学；机械系的教授刘仙洲是有名的教育专家；化学家曾昭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外文系的白英是英国作家，因为他曾经造过船，参加过战争，所以在教授英国诗歌等课程的时候，还在工学院教造船学方面的课程……
在联大，兼通两三门学科的教师很多，这意味着教师们在文化背景上的兼通和思维层面的开阔。正是这样一些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大师们滋润着联大学生成长，他们丰厚而广博的教育背景也是西南联大实施通才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联大八年能够先后开设1600多门课程，教师队伍学识渊博是重要保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具有留学背景是联大教师队伍的一个显著特色，上溯至1872年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算起，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成千上万。抗战时期，一大批留学生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洪流之中，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在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政界、军界、科技界尤其是教育界都有留学生的身影。表4.2.1～4.2.4所列为抗战爆发后归国留学生的一些情况。
表4.2.1 1937年归国留学生年龄结构
表4.2.2 1937年归国留学生学历结构
表4.2.3 1937年归国留学生职业结构
表4.2.4 1937年归国留学生专业结构
资料来源：《回国留学生调查表》载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7年第3卷第4期；转引自王奇生著《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抗战初期回国的留学生不但年富力强（31岁～40岁的人数占55.9%），专业结构合理（几乎涉及各个专业领域），受教育程度高（约63.5%的人拥有学士以上的学位），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身教育领域（约占同年归国留学生人数的36.6%），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从事高等教育。据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所做的资格审查显示，在第一批2448名教授、副教授中，留学出身的人数为1913人，占总数的78.6%。
1946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所编的《联大八年》纪念册中，第四部分“联大教授”前言中有这样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委，2位留美，1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根据这一统计，西南联大的教授、副教授中留学出身的占87.2%，其中留美的占全体教授的54.2%，教育背景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作为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中国学界精英，他们在履行其教育职责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学校的教育管理及课程设计等方面。1942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结束对西南联大的访问后也曾说过：“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
因此，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所具有的欧美“自由教育”的思想背景对促成学校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些教师归国时带回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信息，使中国学术在战时仍然能跟上国际潮流，不至于因为战争的缘故而在精神上与世隔绝或完全中断、脱轨。例如法商学院的教授们讲授战前和战时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设了“国际经济政策”“国际贸易与金融”“高级经济学”等课程，反映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观点；政治学系留英归国的龚祥瑞和楼邦彦讲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理论。这些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都属于比较新的思想。
西南联大在教师的聘任上极为严格，强调真才实学，注重对所任教学科有无重要的学术贡献。因此，联大的教授多数学有专长。在这批教授中，共有26人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见表4.3。
表4.3 西南联大教授占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数及百分比
资料来源：周发勤著《西南联大的历史贡献》，载于《科学学研究》1990-2，第97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界的优秀人才与世界各国相比虽然总的人数不算多，但为保存国家的高等教育而奋斗的动机使他们集中到了一起。尽管西南联大地处偏僻，交通阻隔，信息迟滞，再加上经济困窘，文献奇缺，但是一流人才聚集及其相互激励，所营造的学术氛围，以及精神上的相通使得传统资源与西方影响的融合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在特殊的时代完成并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西南联大取得成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