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授业师长
走上教育这条路，和中学老师有关，但教师职业素养的形成，特别是专业知识的获得等，主要是在大学时代。
大学的老师，特别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几位老师，基本都是50后。
我能进北师大是意外的礼物。当时为了去北京，报了提前录取的一个学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教育专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考上，最后收到的是北师大的录取通知，只是被调剂了，从中文系调剂到了教育系。
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知道“教育”是干啥的。一个同学帮我问了他当老师的父亲，说是学“心理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心理学这个词，心里很不高兴，毕竟，我那时的人生理想就是，我要当中学语文老师。
带着这样的情绪，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我经常和在中文系就读的中学校友混在一起。那位学姐住在中北楼，她带我蹭中文系的课，买整套的中文专业教材，到中文系看教学片，帮她修改文学作品……也许这段对自己的专业没有感觉的经历，对我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居然系统地读了些文学专业的书，特别是读了外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还学了儿童文学和现代汉语，这使我多年后面对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无知。就像乔布斯回忆自己从里德学院退学后上了一门书法课，而这一门课为他后来在苹果产品的美学设计方面提供了基础，可见人生真的没有白走的路。
大一学普通心理学，任课教师是王工斌老师，用的是彭聃龄版本，白色封面，极厚，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但是看不懂。老师慢条斯理地讲，他讲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听得糊里糊涂。比如高峰体验，我至今记得他当时举的例子是“放假回家，父母在烛光下等你”的场景。二十来岁的时候，根本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老师在说啥。
同样难的还有人体解剖生理学，王雁老师主讲，讲解非常细致，除了理论课，还有实验。穿过操场，到生化楼去上实验课，多少还是有些新奇。但课业的内容真的是太难了，结构图还能想象一下，感觉最难的就是各种电位图、传导图，还有神经系统的各种化学传递等，让我恍惚间好像自己在学的是物理和化学。
专业课学得艰难，其他的课程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等数学就不用说了，纯粹是依葫芦画瓢地做课后作业。最怕的就是外语，那位正在准备出国的年轻女老师整个就是在把我们作为练口语的对象，一整节课没一句中文，我完全招架不住。还有军事理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这门课开得非常认真，两本蓝色封面的教材，老师们都来自国防大学，肩膀上扛着星星，课堂上熟练地讲着各种军事术语，国防思想，各种武器的名称，空对空、地对空导弹……我听得一头雾水。考试前实在没办法，披了件厚衣服在五百座外的楼梯上，在寒风中背书备考……
总之，大一学得真是狼狈得很。整个冬天，教室里的暖气让我昏昏欲睡。考试虽然都过了，但寒假没敢回家——学得不好，留在学校复习功课。
二年级，逐步进入专业性质鲜明的课程，学习开始慢慢找到感觉，开始理解专业，开始认知教育。先是上了郭齐家老师开的一门选修课中国教育思想史，认识了大量的教育家。顺便学了点西方哲学史，是哲学系的严春友老师开的。他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让我发现中学时学的世界历史真的只是皮毛。史静寰老师教了一学期的外国教育史，教学风格一丝不苟。有一天下大雪，上课时间到了，来了一位老师，说是史老师打电话说公交车阻在路上，让我们稍等一会儿，不要离开教室，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另一个学期的外国教育史是康健老师讲的，开学列出一大堆参考书，告诉我们要多读书。康老师的课相对轻松一些，我从他的课上慢慢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教学过程中他讲赠地学院、讲威斯康辛大学，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这些国外的做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在梦想着当语文老师呢。期末的时候用的考试方式是口试，进去以后抽题，然后回答。这种新颖的考试方法让我们有点小紧张，复习的力度也加强了。我印象中考试的时候老师并不严厉，亲切地追问一些小问题，走出考场（办公室），我暗暗想，自己以后也要做一个这样平易近人的老师。康老师强调要有自己的思想，可能我也还算有想法吧，那门课的考试我好像得了90分。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我开始泡图书馆，广泛阅读专业书，慢慢开始有点“教育系”的身份认同。
还有谢维和、裴娣娜、劳凯声等老师，我们能体会到老师们的学科视野宽广，对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深厚认知，在娴熟的讲解里透着对专业的热爱。康健老师对教育的那种爱，在本科时代的课堂上我就能深深地感受到，后来康老师去了北大，同时是附中的校长。我曾很努力地申请访学，想去跟着老师再学习一段，可惜我自己学校这边不放人，让我一直心存遗憾。
作为一名本科生，我与老师接触其实并不多。班主任赵静老师曾在一个寒冬的晚上端了一大锅汤圆来给我们。那热气腾腾的场面，至今想来都非常温暖；还有第一年的中秋，她带我们去颐和园，真真切切地感受“北京”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在邢台实习的时候，乔卫平老师是带队老师，从北京来邢台，给大家带了很多吃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州扒鸡，对于在邢台天天吃黑乎乎馒头的我们来说，那简直是极其高档的食物了。
毕业的时候我工作还没有着落，陈强老师非常惦记。毕业20多年后有一次打电话问候陈老师，说及我是91级的云南学生。他问，你们家是不是在一个和汽车有关的单位？那一瞬间真是感动不已，感慨万千，一个普通的学生，曾经真的被老师放在心上。
北师大的老师们，就是这个样子的。正是他们，使我变成现在这样的人。回想在北师大所受的教育，我觉得北师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格局，专业视野；是对工作的责任感，对学生的爱，对教育的情怀！
热爱教育，需要技术的支撑。从技术层面而言，当时在学校计算机课学的是Lotus，跟赵老师学习电化教育，拍照片、构图、做胶片、分析布局等，这些东西很快会更新，会被替代。但是，北师大给予我的，是不断学习的动力和精神劲。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随时在学习新的东西，1999年开始学上网，2000年开始学制作网页，做PPT，后来学着做视频，建设网络课等。这其中的不竭动力，源于对卓越的自我追求。我终于在毕业多年之后，理解了王工斌老师课堂上所讲的，做一个“成就动机高”的追求“自我实现的人”。
本科时代的老师们上课多半还是讲授为主，也有一些现场教学，但那个时候似乎并不是很理解，然而情境记忆果然是很长久的。谢维和老师有一次带我们到图书馆前，紫藤花的回廊里，用谈话的方式上的教育社会学中的某个内容，课堂结构是松散的，我就找不着北，不知道该记录哪些知识点，老师可能也发现了，我们的注意力和他不在一个点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因为哪个内容，老师带我们到雍和宫参观，那是我第一次进宫殿。学小学语文教学法时，讲到教学方法的时候，赵老师把我们带到师大附小，听了李吉林老师的一堂情境教学的公开课。这种现场教学给我们的印象极深，我至今都还记得那篇课文讲的是夏夜的景象，“萤火虫提着灯笼照看花花草草”。
在教学方法层面对我改变比较大的是陈向明老师。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习惯了在学校的讲台上用讲授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对专业知识的娴熟，然而陈老师上课的方法与此完全不同。当时我们学的是质性研究方法，我至今记得上观察课的那天早上，进教室不到5分钟，老师说，“今天我们学习观察，现在请大家到南门观察半个小时，然后回来汇报”。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难道不应该先讲什么是观察法，观察的特点，观察的类型，观察的过程，观察的应用吗？总之，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去南门，在路人疑惑好奇的眼光中开始“看来看去”，好半天才凝神开始观察。在回来后的汇报中，听着同学们讲述各自的收获，因着性别、年龄的不同，每个人面对南门的视角和思考如此不同。同样的半小时，每个人的收获不同。大家汇报时展现出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深深地震撼了我，原来老师可以这样上课，原来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人潜能的挖掘如此不同。
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本科的导师是肖川老师。当时他还很年轻，算起来，他教我们的时候可能还不到30岁，据说他很有才，并且颇有些恃才傲物的狂气。有一次上课点名，有同学没来，同宿舍的同学自然是回答“生病了”，“家里人来北京了”。他停下来严肃地说：“对我来说只有来和没来两种情况，来不来都是他的选择，不管什么原因，他选择了没来上课，是因为他认为其他的事情比上课这件事重要，你们不用解释。”我们被镇住了。相较于其他老师，我们都有点怕他。隔了一年开学，舍友去北京站接我，还来不及诉说见面的欢喜，他们满脸同情地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论文指导老师名单已经下来了，你的导师是肖川。”可见我们对他的敬畏。老实说，是那种敬而远之的“畏”。他太有才了，而那时候我们读专业书还有限，所以从他看我们的眼神里，我们还是读出了些别样的信息。于是，因为“畏”，增加了我的勤奋，拼命查资料想写好那篇论文。在物理楼的教室里，改了一稿又一稿才敢交上去，以至于我去西南楼他宿舍取论文修改意见的时候，做了很多心理建设，还是有点战战兢兢。
读研时的导师是陈洪捷老师，印象中我好像没有上过陈老师的课。我记得修学分的阶段他一直在德国，甚至论文写作期间好像也没多少联系，我得以有了很多“自由”，放飞自我的后果就是，和我谈初稿的修改时，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陈老师沉吟了一会儿，斟酌了一下语气，神态平和亲切，微笑着对我说：“你先把你写作的时候感觉激情澎湃、觉得特别得意的文字删掉，特别是那些慷慨激昂充满情绪色彩的形容词，用史料说话，用学术语言表达。”哐！我一下子开始有点小紧张了，毕竟，要是导师这关都过不了，答辩什么的就别想了。
我收起了良好的“自我感觉”，认认真真地改论文，三更半夜地核对引文、页码，删除那些情绪化的夸张的形容词，踏踏实实地完成论文。
答辩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紧张，在外面等待的时候，我们有着“已解放”身份的班长忍不住在楼梯口抽了根烟，说是要压压惊。轮到我进入答辩室时，陈老师按惯例回避，看他收拾东西离场时我突然有点慌，他笑眯眯地回头说，没事，没事，你的论文肯定是你最熟悉呀，别紧张。——可是咋可能不紧张啊，陈向明老师是组长啊。
后来和老师的接触才逐渐多起来，手捧老师亲书的“晴耕雨读”，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特别能体会其中的人生智慧，晴则耕，雨则读，随缘顺势，张弛有度，多好的教诲啊！
陈老师“长于秦砖汉瓦之间，学于湖光塔影之侧，远承先秦文化之基因，近受北大精神之熏陶。好书法追求高古之气象，心仪灵动之趣味。不愿做前现代之奴隶，不追后现代之步伐。学业相容并包，写字我行我素”。时光中，陈老师越来越儒雅，我却越来越“累于俗”，荒废了专业。惭愧了，只能说，有些事“虽不敏，愿从之”，也算是回应了《学记》中“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吧。
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谈到师生关系的时候写道：“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大学是自己专业理念和信念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但是多年以后，回想学业生涯，最能彰显大学教育影响力的，似乎也不是专业知识。真正印象深刻并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教育影响不仅仅是在课堂上通过课程与教材产生，而是在一个广泛而宏观的领域发生的。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授业之师，即是传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