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调研：进行云南地方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
早在1938年迁校的布告中，学校就鼓励学生在步行进程中“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做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西行过程中部分师生记录了风土人情、文物历史、地质、气候等，比如袁复礼学生对地质路线记录和标本采集等作出严格的要求，学生对湘西板溪群沿新开公路和受溪流割切的构造剖面形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学生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亲身走入社会，用‘灵魂之窗’实际去观察，比看死书深刻，而且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这种务实的学风对联大学生的影响巨大。在滇八年，师生们配合云南省地方政府做了很多社会调查，结合云南的地方特点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对云南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受政府委托开展的专项调查
西南联大在云南所做的社会调查主要依托两个平台，清华大学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的边疆人文研究室。
1938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国情普查研究所，聘请云南地方官员如教育厅长龚自知等作为名誉顾问，选择呈贡县为实验区，利用现代调查统计法首次进行了人口普查，整理出《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为其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人口数据。研究所还于1939年开始进行农业普查，对呈贡县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及卫生等进行研究并出版相关报告，同时研究了呈贡县自抗战以来公路的建筑情况。
国情普查研究所还于1938年秋和1942年分别对云南个旧锡业和环湖户籍示范区进行了普查工作。前者主要调查了个旧锡矿的经营和矿工的生活，完成《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结合存在的纠纷问题和生产、组织经营、运销等问题，特别是矿工的雇佣管理、安全福利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意见和建议。后者第一次精准地统计了环湖片区的面积和人口。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社会科学有一定的发展，同时对云南地方政府施政也有积极的帮助。
受战争影响，40年代的云南成为中国与外界保持联络的主要国际通道，为了更好地提供抗战支持，云南省政府决定连接滇越铁路，在石屏和佛海（今勐海）之间修建石佛铁路。1942～1943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受政府委托，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调查范围涉及元江、思茅、澜沧等10多个县，调查内容包括土地、水利和矿产资源的利用情况，街子的形态、分布及其经济活动，摆夷社会组织及其语言、文字和宗教艺术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情况，他们绘制了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表，起草了铁路员工手册等。这项工作前后分两期进行，一共完成七个方面的专题调查，形成《红河上之物产与人文》等系列调查报告，出版了专门刊物。这次调查的成果一方面为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研究所对云南地理环境和部族经济关系、汉夷互市、鲁奎山巫术等问题的调查，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边疆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开展的调查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联大开展了对少数民族语系的调查活动，写出了《云南之语言》《从语言分布论云南少数民族分类》等专著和大批调查报告。
罗常培先生对云南的语言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曾多次利用旅行的机会，调查了摆夷（傣族）、傈僳（傈僳族）、俅子（独龙族）、怒子（怒族）等多种语言，写出了《昆明话与国语的异同》《汉藏语系语言调查》《贡山俅语初探》等文；袁家骅先生调查了峨山窝尼语、路南阿细语和剑川民家语；陶云逵与凌纯声应当时云南省教育厅邀请入滇，先后赴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等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调查，长达两年余，他们曾试图应用“文化历史”的观点研究云南各民族，后期的作品曾试图作民族学理论的概括，并尽量与当时的边政结合，设想“以研究或讨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一般规律为体，而以西南边疆的社会与文化的事实为用”（《西南边疆社会·绪言》），目的在于导致少数民族的生活设备文物制度的汉化，从而趋于“现代化”。陶云逵对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为彝族图腾制度的发现，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联大师生针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涉及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与经济地理学等多种学科，是我国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首次系统调查，也是旧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创举，不但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在汉族和云南少数民族之间架起语言沟通的桥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此外，联大师生还帮助整理、提炼了反映彝族人民生活的圭山彝族地区的音乐舞蹈，组织该族青年到昆明公演，引起轰动，这就是著名的阿诗玛舞蹈。新中国成立后该音乐舞蹈在国内外多次演出，震动艺坛。
3.结合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开展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联大的很多科研都是结合云南的地方社会和区域特点进行的，从云南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环境出发，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从地质、气象、矿产、水利、植物等诸多方面，对云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和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
他们研究了云南东部古生代时期的造山及造陆运动（王鸿祯）、易门的铁矿地质（郭文魁等）和保山及嵩明杨林一带的地质情况（王嘉荫、张炳禧），进一步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的储藏情况，发现和清查了昆明郊区磷矿的品位和储藏状况，分别提出了开发和生产技术方案，为此后的进一步开发和扩大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技术资料；生物系师生组队对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群落进行深入考察，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并由吴征镒、蔡希陶带领一批青年开辟培植了热带植物群，为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热带植物园及橡胶林建设初步奠定了基础；和云南建设厅等部门合设“滇产木材试验室”，研究了云南多种木材的种类及其机械性能，1944年提出了《滇缅公路沿线木材之分布及强度》的报告，为当时木材在军事经济上的用途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资料；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组的师生们对云南经济植物病虫害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调查中采集了病虫标本数百份，对10余种粮食和水果病虫害提出了防治方法并初步得到应用；土木系和交通部门合作，调查研究了云南公路的路面改善、代用材料、经济分析等，出版了《公路丛刊》3种、《公路月刊》两卷8期，其中登载了14篇实验报告，发表了学术介绍性论文23篇，对云南公路的改善和保证中缅、中印公路的畅通以支援抗战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并设计出了一批水电站，与经济部中央水工试验所合办了“昆明水工实验室”，提出了初步开发云南水力发电资源计划，完成了一些水利工程模拟实验，还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发表了《云南之水力开发问题》等论文；而化学系的师生们则协助建设了3个化工厂，将研究的成果直接用于产品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