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回来的人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从前写论文的时候自己内心的激荡。2022年秋，因为各种原因，重拾西南联大的文字，探寻西南联大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
某次在科学讲坛开会，校长在讲学校十个方面的“越来越好”，让我们认真学习教育部领导的讲话，校长还讲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一流学校、一流专业，一流课程，金专、金课、金师、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些词源源不断地在PPT上出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很恍惚。想想这所学校工作生活的日常，我突然觉得这些金光闪闪的提法，竟让我有点惭愧。在一个被称作大学的地方，这金光闪闪的描述背后，是上至学校管理层，下至全体师生，被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忙忙碌碌，却似乎并未触及教育灵魂的东西。老实说，对于一个以“教育”为专业的人，这种心态多少有点黯淡。
就在那一刻，我默默想起了西南联大，那所战火飘摇中的学校，那所没有金专、金课、金师，没有高楼，没有经费，甚至没有教室的学校，想起那所破旧不堪但是充满理想和信念的学校。
记得当年做论文的时候，与西南联大已经隔了半个世纪。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只是跟风，那两年高校的合并是个热点问题，所以想着毕业论文就做与合并有关的，一开始是想写浙江大学——想着来年去浙大做调查，满心满眼都是西湖的烟雨和江南明媚的杏花。
因为寻找合并办学的典范，查阅文献的时候看到了西南联大的名字。说来我与联大的“初见”，是在高教所安静但是光线暗弱的资料室。
此后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入我的视野，我开始惊诧这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那曲激昂悲壮的《满江红》，“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诵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记录了这所学校苦难卓绝的八年。
后来自己就改变了主意，把选题的目光移到了“历史上的合并”。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文献，试图循着历史的轨迹，拂去岁月的风尘，在探索西南联大何以取得如此辉煌历史成就的同时，从联大的教育教学中汲取思想的精华，想要弄明白这样一所学校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启示，试图揭示这短暂而光辉的一段史迹所蕴涵的深刻现实意义，从而在更深远的层次上来理解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直至今日，西南联大的教育依然是国内外一些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频频回顾的重要课题。在教育领域，许多教育工作者从办学作风、民主精神、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现在读自己20多年前写的文字，我仿佛看见了当时在北大、清华校园中穿行拜访专家学者和校友的那个年轻的自己。那时候的自己只一门心思想着要用最快的时间完成论文，并不知道此后的职业生涯中，所拜访的人以及后来那些自己的论文中出现的名字对自己的生命产生的激励和鼓舞。
我记得当时先是去了北大校友会。曾骥才老师给了我一些和联大有关的资料，还有一本1937～1946年的校友通讯录，介绍了几位和联大有关的老师，给了我联系方式。循着这些线索，我开始拜访住在中关园的老师。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去张寄谦先生家中拜访前，负责联系的老师犹豫了一会才跟张先生联系，给我电话号码的时候表达了希望我不要过多打扰的意思。联系见面时间的时候，张先生让我敲完门以后要多等一会儿。那时候自己真是年轻得有点愚蠢，没去想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依约上门，依约等待了好一阵子，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才非常震惊地知道张先生的身体状态已经糟糕到不方便接受拜访，尽管如此，她还是强撑着见了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吃力地教导我史料的使用，给我介绍一路西迁的湘黔滇步行团。我记得自己出门的时候已然泪眼朦胧……
后来还去了联大校友家访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沈叔平前辈家，见着了他的妻子钱惠濂女士。印象中她是教育系的，在校友会工作。那张由沈先生所拍摄的联大校门的照片，用一个木质的小相框装着，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明亮而简朴的客厅里，那阳光，至今温暖我的记忆。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清华大学的黄延复老师。黄老师对我的帮助，终身难忘。第一次见黄老师应该是在清华校史研究室，后来还去过黄老师清华园南园的家中。黄老师先后送给我关于清华的十多本书，有好几本都是他编写的，比如《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等。我记得有一本厚厚的《中国科技的基石》，讲的是叶企孙和科学界的一些大师。我是学文科的，从前只知道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冯友兰、王国维、胡适等人文领域中的人物，正是这本书。帮我推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西南联大的另一个领域，认识科学领域中诸多卓越的人物：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梅贻琦、饶毓泰、吴大猷以及后来的赵九章、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等一系列光芒四射的人物。我记得当时看到李政道为叶企孙先生铜像揭幕题写的祝词传真件，真心惊讶的是，这位科学家的字写得如此之好！
黄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特别是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学生的态度，让我特别感动。有一次黄老师让我去他家一趟，说是要送我一本书。我比约定的时间到早了，上午的阳光，温暖中略带微寒，我慢慢地走在清华的校园中，心里有一种不真实感，一是不明白自己这个内向的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接触这么多的学者，另一就是感动于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温厚的长者。
黄老师的书房里，满桌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黄老师说他还是不大习惯电脑写作，一直用笔。记得那天送我的书是《梅贻琦日记》。他说是那年为了清华校庆而出的书，刚出版，想着我可能需要，赶紧先送我一本。黄老师题了名，郑重地用了印，嘱咐使用史料的时候一定要用第一手的资料，勉励我要扎扎实实地做研究。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啊，而且，还不是清华本校的学生……
后来，论文初成，我把论文先给了黄老师、喻岳青老师和自己本科时代的郭齐家老师请他们指正。他们的肯定激励了我，他们指出的一些问题也令我很惭愧。我记得黄老师跟我说，论文里面引用了一句表述梅先生对政治态度的话，用的是一般的文献中常见的句子，但是梅先生的原文并不只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半句“但颇怀疑”四个字，表达的意思是有差别的，所以使用史料的时候一定要核对原始材料。去郭老师家取论文，他指出了我几个标点的错误。看我尴尬的样子，就笑着跟我说，他怕耽误我申请答辩，在公交车上都在看我的论文，隔壁座的人夸他：这个老先生太用功了，这么大岁数都还在公交车上看书学习。
正是经几位长者的帮助，我才有勇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论文的初稿交给自己的导师初审。陈洪捷老师给了我很多中肯的意见，要求我删除那些“写作的时候感觉激情澎湃、觉得特别得意的文字，特别是那些慷慨激昂充满情绪色彩的形容词”。文艺青年真是窘迫啊，有些文字确实写得文采飞扬洋洋得意的，好吧，删掉，前前后后删了差不多2万字，才再次送呈。
时隔多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翻涌着巨大的感动。这几位老师给我的温暖，传递到了心里。或许早在那个时候，早已经有一个未曾被自己觉察到的内在誓言：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也要这样温暖而无私地对待学生。
经历过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发生改变呢？
只是那个年龄段的自己，真是满脑子只有“赶紧毕业”这件事。回故乡后，山遥路远，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回家后又没有电脑，也没有“上网”这一说，只与黄老师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现在还存着他给我的信。但是后来自己“沦陷”于家事和工作之中，慢慢地就断了联系，没有在他后来病老的岁月里给予慰藉，我很后悔，无数次在心里觉得愧疚。
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心境真的不够平和。当时搜集资料基本靠手工，需要做很多笔记，聊天的过程中有时候脑子里想着的是如何提取资料“编码”，如何循着线索寻找更多的资料，后来才懊悔错过了很多温暖的“当下”。以至于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朱自清先生在《背影》里的那句话，“唉，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再后来，在网上看到怀念黄老师的一些文章，了解到黄老师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甚至有长达20年作为右派备受排挤的岁月”，“然而先生的精神状态始终是昂扬的，在讲起清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事迹时他总是神采飞扬，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损清华传统精神的做法，他往往挺身而出，或执笔为文，或在讲坛上予以驳斥”。吕文浩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在病痛和衰老的侵袭下保持生命状态的昂扬，是因为对清华传统精神的执着是他的精神支柱”。在学术上，先生“一生坎坷的遭遇使他追求自由的志向和愿望异常强烈，以至于不可收拾，短短的十年研究时间把注意力集中于老清华的教育理念和学术风范，而不是那个年代多数同仁所热衷并刻意强调的‘光荣革命传统’”，“他首次提出了“清华四哲”（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的概念，并将个人志节的高下作为重要标准之一”。读着这些文字，我更加完整地认识了黄老师。
为了论文，当时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有一段时间，感觉自己似乎每天都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看了很多文人轶事，读了不少故事。最重要的是，重新认识了很多人。在我做论文的过程中，他们以我所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走进了我的生命中，影响了自己未来的教育生涯。
我重新认识了朱自清先生，他身患重病，家境艰难，瘦到皮包骨头，还是签字表达自己“不食嗟来之食”。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份史料中，有学生回忆看到朱自清先生在细雨中悲伤地独立于遇难学生的墓地。
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是好朋友，两人的性格一刚一柔，气质类型上差别很大，但骨子里是一样的刚毅坚卓。记得大一第一次去清华的时候，曾在闻一多先生的雕塑前久久停留。十多年后读了闻一多先生随湘黔滇步行团步行至滇的种种故事，还到蒙自南湖看过联大文学院的遗址。我至今仍然记得闻先生的那首诗——《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咱们的中国，五个字里蕴涵了多少中华儿女的炽热情感啊，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我都会想起这句话！
认识了“博学得如同一本百科全书”的潘光旦先生。有史料表明潘先生是《大学一解》的实际执笔人。他还写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批评多年的教育只是“为物”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他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人”的重视。我曾读过一些史料，说当时有一段时间潘先生住在昆明城外，每周要回联大上三节课，他要求三次课不能连在一起。为了让学生的阅读跟得上讨论，宁可自己麻烦一点，不惜来来回回坐马车回学校上课。
要知道潘先生年轻时因为受伤感染截去右腿，拄杖而行，非常不方便。我看到这段材料的时候极其感动，因为我遇到的老师有不少是要求要把课连排在一起，以便可以少跑一趟，集中上完课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每次看到讨论西南联大何以成功的话题时，我都会想到这份史料，在心里默默地说，是因为老师不同，是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情感不同，是因为老师对教育的情怀不同。
腿有残疾的潘先生后来被划为民族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有人连板凳也不让他坐，他只能坐在地上除草。有一次感冒后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孝通先生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很薄的被褥给他保暖，但终因无药可救助，在费先生的怀里含冤离世。他临终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灭亡）。费孝通先生发出“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的哀叹。读至此处，不由让人潸然泪下。
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众多学者鲜活的形象，他们的人生际遇与生命沉浮，看到他们困窘的物质生活，丰硕的精神世界；从他们的“为人”与“为事”里，我看到他们仓惶“南渡”的悲愤与忧思，看到他们与学生的教育日常，看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尊崇、对国家的热爱和他们以文化教育带动国家复兴的信念，也看到他们在战争年代为文化赓续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意识到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的教育精神，慢慢渗透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遥想当年，自己也有浪迹天涯的梦想，渴望故乡之外的江河大海，但终究在红塔山下的这个学校工作了一辈子。在这里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欢欣，也体会过悲伤，有时也会沮丧，夜深人静时感怀平生际遇，也会有惆怅和感伤，总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实现梦想。
前些年，师大校友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广西，担任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她带领村民脱贫，2019年在返回工作岗位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黄文秀生前曾说过：“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那一刻我真是感慨万千，毕竟自己也是那个“回来的人”啊！记得本科毕业时，与将要出国的同学相约，在昆明湖边道别时曾说过，云南是很落后，我的小学里有些老师就是上海来的知青，但是总不能现在还要北京、上海的人到云南帮我们培养师资吧，你们走吧，我要回去建设你们和我自己的家乡。
联大驻滇期间曾经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中小学老师，对云南的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至今日，云南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依然是巨大的，改变这种差距，唯有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通过教育提升科技水平，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云南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去到更高的平台，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
作为一个“回来的人”，我希望自己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能影响到自己学生对教师职业的选择，对教师岗位的坚守，对教育价值的认同，并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文化的种子遍撒故乡的千村万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