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代环境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及其历史成就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使中国各派力量空前团结以抗外侮，爱国热情高涨，受这种特殊环境的激励，师生们八年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艰苦的环境激发出联大师生的昂扬壮志。联大的校歌唱道：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曲《满江红》由罗庸所作，“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诵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描述了青年学子千里奔波，乱世求学，广大教师历艰苦卓绝，为国育才的特殊时代环境，师生们共同面对战争年代的许多实际困难，在艰苦的岁月里砥砺前行。
1.学校南下西迁的磨砺
学校的迁徙其实始于师生在战乱中的南下，但是初期很多人对局势过于乐观，是否南下这个问题上，意见也并不统一。教育部决定设临时大学后，北大的一些教授希望能留在沦陷的故都继续埋首学术，还有20多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年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至于私人
啜，当此之际，非所敢闻”。所以直到11月17日，郑天挺才和8位同事一起前往天津。
由于战火的蔓延，铁路沿线日益凶险。最初是设法装扮成农民、商人或傀儡官员离开北平，冒着频繁的搜身和反复盘问中暴露身份的危险到天津辗转，后来则需要想尽办法才能到达长沙。比如吴大猷是借钱先到香港辗转；陈达经上海、汉口到长沙，原本只需24小时的火车，战争期间整整花了19天；还有的学生经山西、渡黄河、过西安，几经磨难才到长沙。
从长沙迁往昆明的决定是在反对声中作出的。当时，迁校的决议虽出，由于国难当头，是奔赴前线，还是继续读书，很多同学都在自我矛盾和纠结。1000多公里要完全步行完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校内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讨论中，一部分同学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另一部分同学向往革命圣地，奔赴西北。当时也有人发表了《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激烈地批评学校领导和学生。文章表达了虽然能“理解临大当局保护文化的苦心”，但是“不管何时何地都要赓续文脉”并不意味着战争期间还要坚持这种“愚蠢的”“保护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学生认为西迁是为了躲在安全的象牙塔里，在抗战的洪流中，这无疑是“叛徒”和“懦夫”的行为。
在这样的混乱中，为了说服学生，蒋梦麟特邀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告诉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你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战胜利后，担负着国家复兴的希望。”倘若国之大器化为炮灰，将来的形势一定会非常严峻。他勉励同学们好好读书，未来为国家的复兴作准备。这样的鼓励和信念，坚定了一部分同学与学校共命运的决心。张治中虽然希望临时大学留在湖南成为教育资源，但他在临时大学演讲时也说：“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致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下去了……贵校蒋梦麟先生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要到那里去，最好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湘黔滇步行团的学生数，按照学校发出的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统计是284人。登上行程后，杨式德在2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的是335人，应该是包括教师、教官、随行医生在内的所有成员，包括公布名单后报名参加的高小文、陆智常、余道南等人。长沙临时大学的档案记载，参加步行团的人数是288人，文学院60人，理学院75人，法商学院69人，工学院84人，还有申泮文等因各种原因准予自费随团赴滇的学生，合计290人，再有大公报记者，清华的毕业生戚长成，随团同到昆明。中途有学生因食物中毒、腿伤等原因治病或疗养，退出步行团。
由长沙至昆明，全程1671公里，步行688公里，占41.2%，乘船361公里，乘汽车622公里。学生的旅费是20元，教授65元。考虑到有学校迁滇，“学生颇有以经济困难虑不克前往者，其中不乏品学优良之青年，若任其因贫辍学，殊失国家培植人才之意”，刘崇鋐等教授表示教师们愿意将“此项津贴全数捐与学校，做资助贫寒优良学生之用”，共计3315元，这其中包括梅贻琦、蒋梦麟、郑天挺、汤用彤、叶公超、金岳霖、潘光旦、陈岱孙等51人，也包括两名外籍教师（清华大学档案）。
在当时的背景下，往西部国内迁移高校的做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内迁的高校无不历经颠沛流离，可以说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教育文脉相传的重视。湘黔滇这段路程的教育长征，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抗战的不屈意志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是联大精神的肇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的某种象征，“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姚丹认为，师生们在这条路线上留下了现代鲁滨逊的足迹，以采风者的眼光开始了对民族生命力的追寻，在沉入民间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和想象‘民间’”，教育长征具有灵魂铸造的功能，湖南人的倔强刚强（蒋梦麟称之为“中国的斯巴达”），贵州人的忧郁孱弱，已经植入步行团师生的体内，使得他们在到了广大安宁的云南之后，有时刚强反抗，有时忧郁沉思，可以说对联大的校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师岳团长原来在东北军，东北军进关后被调到西北与红军对峙，他闲居北大沙滩附近，经常去北大听课。临大请求张治中派遣高级将官沿途指导时，他就承担了下来。任继愈回忆说黄团长“取名可能以岳飞为师”。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所遇学生的基本情况，像了解每个士兵那样了解学生。为日后对日作战不至于因地图有误吃亏，黄师岳一路根据实际的河流、公路、村庄和桥梁的情况标注行军地图，“我要把这条路线在地图上画错的地方全改过来，带回重庆去交给军委会”。
政治系学生钱能欣认为，西南是中国的腹地，随着抗战的爆发，西南开发迫在眉睫，“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自己的西南实录。”一路上，钱能欣带着考察的眼光记录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欢乐和苦楚，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
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一路想方设法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甚至用仅有的几颗奎宁换乡民的山歌民谣。这些歌谣里有当地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有对生活苦情的控诉，也有对战争胜利的信心。当时抗战形势艰苦，在败北主义的叫嚣中，作为指导老师，闻一多在普通的民间歌谣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在他指导下编成的《西南采风录》，凝聚着青年学生的心血和汗水，也凝聚着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等师长对青年一代的鼓舞和期望。
出发时有人担心闻一多能否顺利完成这趟远行。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蒙蒙的雨，濯濯的山，这群曾经盛装华服的青年学生，一路看到过红白的罂粟、瘦弱的灵魂、诚恳率直的百姓、贪污腐败的劣绅，横征暴敛的官僚、横行乡里的土匪，看到各地的政治经济、风土民情，理解了匪患及鸦片吸食之苦，看到了中国的“民间”和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一路目睹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丰富了师生的生命形态，增加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从这种生存状态出发，思考自己的生活，也思考生命中所缺失的东西，师生们的生命维度得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打开。“经过艰难徒步的天之骄子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西行的学生在这途程中进行着学业，对沿途所过之地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与地理写真。在迁移的过程中，师生们邂逅贫弱的农民，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身着奇异服饰的民族，接触到了更为广大、更为真实的中国。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有的是千年以来的落后。对民间苦难的感同身受，以及此后困苦的生活，使得联大师生的态度和行为更多地开始向民间倾斜。在与社会底层相通的过程中，不但引发了师生的人间情怀，而且保持了大学教育图存，为国育才的基本品性。面对贫穷落后的半壁河山，激发了同学们完成学业使命的情感，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没有贫穷和饥馑的新的国家！王玉哲写下“疾时清寇虏，也欲请长缨”的诗句。闻一多感慨“中国这么大，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了”，这长途跋涉的路激发了诗人的悲悯情怀，引导他日后最终走上了为理想殉道的路。
后来的数据表明，西南联大培养的80名两院院士中，17.5%来自跟随湘黔滇步行团走到昆明的学生。这批学生是联大首批的三届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受到好评，对联大初期的学风塑造也起到很好的效果。
2.艰苦条件的激励
当时，联大面临的困难重重，受战争局势的影响，连最起码的办学条件都难以保证，不得不几次校分两地办学（临大时期分别在长沙和南岳，联大时期分别在昆明、蒙自、四川叙永等地）。据说云南人耳熟能详的过桥米线的故事，就是联大教师在南湖上编创出来的。战时高校的迁徙，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了从象牙塔走向土地的机会，接触社会底层，亲历民生疾苦，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刺激了他们思想的成熟。
文学院驻足蒙自期间，南湖清明幽翠，师生们晚间在湖畔漫步的过程中感受少有的宁静。陈寅恪先生曾作诗《南湖即景》：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南渡”二字，于中国人而言是沉痛的，比较容易引发忧思。有人说，冯至的小说《伍子胥》，是以南迁途中的所见所感为蓝本写成，其中伍子胥逃亡路上的生命体验，无疑是冯至在南迁路上获得的。每读“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都能感受到联大教师群体当时在教学科研之外心境的沉浮。
闻一多先生在蒙自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我在中学时学过这篇课文，从中可以大致窥见联大教师的日常生活。冯友兰先生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写他们在长沙时，有一次吃饭，议论菜太咸。“一多用注经的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生活艰苦亦能随时用典成典，这就是联大教师的风范。
在这看似远离战争纷扰的小城里，学生们虽然也有流亡的苦楚，但他们在学习之余到处演讲、张贴海报、进行抗日宣传，唱爱国歌曲，针对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开展灭蝇运动，担起在蒙自城内传播现代文明的责任。在战争带来的沮丧而沉抑的生活中，透过蒙自彝族火把节炽热的篝火，朱自清看到了光、看到了热，看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
1938年夏天，联大购得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的124.45亩荒地建校区。梁思成夫妇应梅贻琦之邀设计校舍，因为实在太穷，没钱没材料，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梁思成忍无可忍，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说：“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梅贻琦声音颤抖：“现在是国难之时。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
最后，因经费困难，黄钰生负责施工建造的校园，1939年4月竣工交付使用时，除图书馆与两座食堂因面积较大保留了砖木结构的瓦房外，学生宿舍及各类办公室只能建成茅草屋顶，教室则是铁皮屋顶，没有课桌，只有带扶手的椅子（学生称为“火腿凳”），听课的人多时，椅子不够，学生就站在窗外听。好在联大的教室只有窗户，没有玻璃，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相邻的两个教室讲课免不了会相互干扰。下雨时铁皮屋顶铮锵之声不绝于耳，即使像外文系教授温德（Robert Winder）那样讲课声音洪亮的人，也不得不停下来几分钟。联大毕业生汪曾祺曾记录当时的教室里，“（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
联大的图书馆是砖木结构的瓦房，有门有窗，因其稍具规模而成为校园内最好的建筑。但是阅览室的窗上很少有玻璃，都是用绵纸糊的，梁上悬挂汽灯。无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冬，室内都坐无虚席。由于很多教师重视学生课外的阅读与自学，而学校的书籍资料又非常有限，每天早上6时，下午1时，晚上7时，阅览室开放之前，门外总是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准备抢借各种参考书。
联大学生多来自战区，他们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清苦，由于胸怀国破家亡之痛，他们多数很珍惜经辗转流离才得来的学习机会。茅草屋顶的学生宿舍常常停电，图书馆又人满为患，于是联大新校舍附近凤翥街和文林街的茶馆便成了师生们读书的场地。“许多同学经常坐在（茶馆）里面，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茶馆里与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的同学将盥洗用具放在茶馆中，早上一起来就到茶馆去洗脸刷牙，然后泡茶，看书，直到晚上才回宿舍睡觉。汪曾祺曾撰《泡茶馆》一文记述了这种情形。“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写的。”
在文章结尾他还阐述了泡茶馆对联大学生的影响。他认为在那个污浊而混乱的年代，学生们虽然穷困潦倒却能以清高自许，鄙视庸俗，面对恶浊和穷困不颓唐也不丧气，这些都与泡茶馆有关系。他还认为泡茶馆除了“可以养其浩然之气”外，还使学生们广泛地接触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增加对各种生活的兴趣，也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
联大北校门外横亘一条铁路，再往北则是一片荒郊，这是联大师生们1940年前后躲避日军空袭的主要场所。联大的师生将躲避空袭称为“跑警报”，因为“跑”字“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相较之下，“躲警报”显得消极，而“逃警报”则太狼狈！当时昆明几乎没有什么防空力量，因此三天两头就有空袭警报，有时甚至每天有一两次，以至胆小的人只要天晴就避至郊外。那段时间“跑警报”成了师生们生活的一部分。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一般都“带两本书或是一册论文的草稿”，有的教师甚至在跑警报时组织学生读书或讨论问题，俨然将任何场所都视为课堂。例如社会学系的陈达就曾在空袭警报发出之后，“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的建议，把人口问题带到郊外讲授。“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每人拿出笔记本”，自己则坐在一座泥坟上，“讲G.Gimi氏及R.Pearl与A.M.Carrsa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
为避轰炸，教授们散居各所，周培源、吴大猷移居郊区，远离学校数十里。而为了保证学习效果，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的方式，一门3学分的课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教师们多不辞辛苦并视为当然，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20里路。吴大猷教授曾记述，“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20里，累不必说了，不几天便要打掌……”潘光旦先生右腿膝盖以下被切除，使用拐杖，行动很不方便。迁到郊外后只能雇人抬到学校来上课。郑天挺教授在工作繁忙、条件困难和日机轰炸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研究，从不间断。他在《清史探微》中自述道：“独念南来以后，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
从联大师生学习与生活的艰苦条件来看，这几乎是任何大学的师生所未曾经历过的，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德却不断升华，师生们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民族气节。同时，联大的教师们在困境中所做的一切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榜样和激励作用。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教育界人人自危，觉随时随地均有被殴杀之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大的毕业生仍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在各个部门都趋于腐化的这些年月里，对祖国的前途，我们永远不肯绝望，就因为有这座学府做砥柱中流，它虽然像日蚀时的太阳要被浮云遮掩，而光明则始终未曾熄灭，永远保持着它普照的热力——那就是中国的希望。
3.地方社会的包容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中各种因素相互激励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云南地方当局为联大赢得“民主堡垒”的称号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再加上云南受佛教影响，整个社会的气氛也相对宽容，民间的这种宽松气氛对充满自由浪漫气息的联大而言是很好的外部条件，这些可以说是当时位于其他地方的大学所不具备的环境条件。
虽然云南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但地处边陬，自古以来人文不盛，文化凋零，教育水平一直不高。“滇人士之从事教育，垂五十年，虽用力甚勤，而观摩阙如”（白之瀚，1946年）。清末时云南省会开办了一些高等学堂，民国时期增设了高等师范学堂、法政专门学校和美术专科学校，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些学校或停或并，高等学校只剩了由私立东陆大学（唐继尧创办）改成的云南省立东陆大学。云南地方当局意识到了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并着手改变这种局面。1936年，东陆大学改名为云南大学，聘熊庆来博士任校长，罗致了一些专家来校任教。抗战时期，迁到云南的高校有十余所，如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北平中法大学、上海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云南人民在接纳包括联大在内的这些学校的时候，承受着大拨外来人口涌入对经济的影响，承受着学生们时髦的都市着装带来的观念冲击，也承受着一些自诩来自“上流社会”的师生居高临下的蔑视与批评。同时，出于对知识、文化的向往与尊重，云南当地的有识之士也对这些内迁的学校能带来的影响充满期待。
从地理条件而言，联大西迁时曾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省政府全力支持办学，即使长沙不安全，可以在湖南另找地方；广西省政府也邀请联大迁往桂林或广西别的城市。联大最终决定迁往昆明，是因为昆明距离前线较远，作为当时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是安置内迁企业和发展战时工业的基地，更重要的在于，云南有通往海外的铁路，便于采购资料与设备。
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就预见到日军南进会导致南方战区扩大，从而使香港和云南的滇越铁路出问题。为保证国际交通的畅通，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修建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直通印度洋。前者由中央政府负责，后者由地方政府负责。蒋介石同意了龙云的意见，就在长沙临大的师生从湖南出发的时候，云南省政府利用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倾云南之财力，每天出勤不下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沿途均是险峻的高山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整个工程十分艰巨。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视察后曾认为可以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由于中央政府负责的滇缅铁路没有完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条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如同当初所预见的那样，迁到云南有利于联大图书资料及设备的采集和教师出国休假讲学等。
从政治经济条件而言，云南自辛亥革命以来就保持了良好的民主氛围。1916年首倡护国运动，声势浩大，政治地位得到尊重；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此后由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领导的一系列斗争都再现了云南的爱国民主精神。同时，作为一个边疆省份，云南的军备力量一直很雄厚，台儿庄战役中参战的第60军是龙云亲自训练、云南自费装备的精锐部队；在经济方面，云南自己发行滇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而言，云南都相对独立，“是西南地区国民政府军政势力直至抗日战争期间都未能进入的地方”。
云南远离中原文明，夏商时期属九州之一的梁州，殷周时期被称为“百濮之国”。战国末年，秦楚相争，楚国大将庄蹻进入滇池地区，建立滇国。秦代修“五尺道”，在云南派官“置吏”，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云南自古远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据说昆明城中的“近日楼”表达的就是这里到太阳的距离比到都城长安还近，而“威远街”“绥靖街”“拓东路”等地名，在“平靖蛮夷”的背后，可以看见中央权力向这片土地的延伸。可以说，自古以来，云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云南省主席龙云生于1884年，是云南昭通人，彝族。他出身行伍，与朱德和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的校友。1927年以后，龙云逐渐成为云南的主要领导人物。在抗战问题上，龙云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远见，除前述力主修建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考虑到中日之间大战不可避免，为保证战争期间的粮食供给，龙云着手办理全省的积谷（注：云南的粮食多由越南进口）。1937年，云南已有积谷200多万京石（1京石=104斤）。此后与联大同时迁来的机关、学校、难民，加上驻滇的70万中国军队与2万余美军，到1942年时，云南总计增加了100多万人口，而这时的粮食进口已完全停止，这些积谷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外来人口的粮食需求。
当时，龙云是西南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抗战中他支持对侵略者进行顽强抵抗，在汪精卫来寻求支持的时候严厉抨击他的投降行径并因此获得钱端升的赞扬。龙云认为：“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1937年8月，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允诺出兵20万，以此支援全国抗战进程。滇军直面日军的第一场惨烈战事便是台儿庄战役，遭遇的是日军最为精锐的板垣师团。在惨烈的禹王山战役中，60军伤亡两万人，战役最激烈的十几天平均每天阵亡上千名官兵，和日军肉搏上百次，以沉重的代价将日军拴在禹王山下。就连当时的日本报纸都曾报道过滇军的威猛：“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这样威猛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为罕见。”
可见，从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龙云在大局上是比较维护蒋介石的。然而在经济政治方面，随着日军占领云南南部及与云南西部接壤的缅甸，以及中央政府入蜀后带来的变化，龙云力图维护云南自治的努力与蒋介石的渗透控制之间产生的矛盾日益表面化。1939年9月，蒋介石积极支持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在昆明成立筹备处，龙云却不许三青团在云南境内的各大学设支部，甚至还下令逮捕团员；同时，他还拒绝特务混入负责昆明治安的宪警部队（直至1945年被迫离开云南）。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派代表与龙云接触后保持了经常联系。龙云有一位译电员是中共从延安派来的地下党，1943年，华岗受中共南方局派遣来昆明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龙云对联大的民主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他本人和次子后来还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龙云曾经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
因此，云南地方当局对流亡昆明的联合大学主动承担了保护其安全的责任，联大的民主斗争得到了地方实力派的有力支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特务镇压民主运动的企图在云南一直受到抵制；1942年联大学生发动“倒孔运动”，游行队伍打出了“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的横幅，此后国民党特务逮捕学生的企图也因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而未能得逞；1944年联大和其他各校学生多次在昆明举行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地方当局的维护。
客观地说，龙云对联大师生的支持和保护有复杂的历史原因。抗战初起，难民的大量涌入对当地百姓是一种冲击，因为不愿意脆弱的时局因这所重要大学的到来变得更复杂，龙云最初并没有主动接纳联大入滇的意识。但是联大入滇办学已经中央批准，为了避免和中央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在教育厅长龚自知和龙云重要的顾问缪云台的建议和协助下，龙云开始有意识地与联大的领导层建立良好的关系，聘请教授到部队演讲，关心师生的生活，不允许秘密警察随便抓人等。从某种程度而言，对联大师生的保护正是龙云在重庆政府渗透下保持地方自治的一种努力。龙云理解这些学者的价值，喜欢这些教授的坦率，甚至能包容一些激进学生的偏见和冒犯。联大刚到昆明时办公地点狭小，龙云将自己在威远街的公馆腾出一部分作为联大总办公处。新校舍建成办公处迁回学校以后，财盛巷2号又成为北京大学的办事处，蒋梦麟也曾在此住过，龙云还专门提供一部福特轿车供他专用。清华三十年校庆，龙云应邀出席讲话。作为一个地方军阀，龙云也许并不被学生们信任，但是作为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在联大师生抨击蒋介石政府的时候，在他们尊崇并追求民主和自由时，对联大的庇护本身，已经清晰地表明了龙云对重庆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影响到联大办学的外部社会环境，也影响了后来的局势。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云南的民间氛围、地方稳定的经济条件和宽容的政治气氛以及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队和社会意识，对联大的长期驻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在日军向云南进犯，而中央政府又极力主张联大迁川以便就近控制的时候，联大校务会议最终还是顶住了来自政府的压力，没有同意离开云南。同时，由于昆明不同于重庆和延安，使得联大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和一些党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再加上云南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重重，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既协调又对抗的关系”，“其间所形成的张力，为联大师生自由的精神活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得天独厚的氛围成为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得以保持和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的条件。
龙云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同情态度深为蒋介石忌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云南主力部队调至越南受降，于10月3日乘昆明兵力空虚之际密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发动突袭，胁迫龙云离开昆明并强行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云南政局的重大变化使一直处在宽松环境中的西南联大面临前所未遇的严峻形势。一个多月后由于时事讲演晚会遭到军警开枪威胁，学生们罢课抗议，此后不久发生了杀害学生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学生为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并在云南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中国近代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