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且益坚，敬业爱国的职业道德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曾说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这句话与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异曲同工。从任清华校长开始，梅贻琦一直都很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强调教师的真才实学，也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他认为教授的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毋庸讳言，西南联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但师资队伍仅仅知识渊博是远远不够的，教师的敬业精神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联大时期，教师队伍的敬业精神源于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志向。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屈辱不但使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受刺激，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心中长期的隐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积极寻找救国强国的最好办法和实施途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曾在日记中沉痛地写道：“中日战后，至今已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而陈寅恪也因“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而“不知涕泪之何从也”。梅贻琦在“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说：“上年此时，本人尚在美京华盛顿，读九月十七日之晚报，即得日人在东三省将有动作的消息。盖日人之侵略东北，蓄谋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惹世人注意，只要留心万宝山等次的惨案，处处都可以观测出来。何待‘九一八’事变之实现！当时对此消息异常注意，以为我方总有一点相当对待办法。但过了两天，国内毫无动静，或疑为一时之策略，不意始终未予抵抗。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对对敌，何等令人失望。”
贺麟应吴宓之约撰《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贺麟阐析了歌德、黑格尔和费希特三人处国难中的态度。他认为：“歌德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大军压境，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都能保持纯粹精神探索的热情，……也就是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思想独立的高贵本质。”他还引述黑格尔的一段话强调：“……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于以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因此，知识分子在战时应安心于文化的创造与传播，并为此进行长期艰苦而持续恒久的努力；而费希特在法军占领的普鲁士，怀着必死之心连续多次做演讲的勇气与强烈的民族立场则深为贺麟所折服。
可以说，近代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国家的命运及个人所应采取的态度，由此而产生的精神理念指导着他们各人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行为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南联大的多数教师都与校长梅贻琦的看法一致，即“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现在，只要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可以说，“学术救国”“尽职尽责”的信念，以及为战后建国强国培养人才的责任感，是教师们在艰苦环境中苦苦支撑的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暴涨，特别是1942年和1943年，物价上涨一百多倍，货币贬值，米价高昂。联大的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往往不够半个月花，生活尤为困顿。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1946年复员北归后，杨西孟曾表示，“回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恐怕大家都会感觉有如噩梦一场”。从他在《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一文末所附的数据来看，教授们在1937年上半年的薪津约数为350元，生活费指数为100，薪津实值350元；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他们的薪津约数为3697元，而生活费指数上涨为40449，薪津实值只是8.3元。从1942年上半年到1945年下半年，在昆明生活的这些教授们所领薪津实值还不到12元。
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焦灼无计，他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医学名家陈存仁当时在上海行医，他曾结合亲身经历，查阅详实资料完成了为抗战生活史家所重视的《抗战时代生活史》和《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其中对抗战时的物价有这样一段描述：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联大教授生活的困顿是可以想象的。陈寅恪曾在诗中写道，“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他是当时少数部聘的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尚且发出这样的感叹，其他教授的生活之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物价初涨时，教授们的薪水尚可支应，后期每月薪资仅能支持三周生活，而最苦的日子月薪仅够一周的生活开支，许多师生在校外兼职以纾时困。曾经喜欢骑马郊游，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三大台柱”之一的萧蘧，为补贴家用把女儿从前的洋娃娃都送到了典当行，已经洗得褪色的蓝布大褂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地方。朱自清感叹“米盐价逐春潮涨”，“剩看稚子色寒饥”。1942年冬，因无钱买棉衣御寒，朱自清身披赶牲口的人所用的毡子步行到学校上课。入不敷出，闻一多“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不得不挂牌为人治印，收取润格以补贴家用。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人同住一屋，“挂布分屋”，“专业不同心同仇”。黄子卿疟疾缠身，只得卖书购药。萧涤非四处兼课生活依旧困难，“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不得已把初生的孩子送人抚养。1943年，陶云逵在大理进行人类学调查期间，爱子在昆明因“大热病”离世。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不久身患“回归热”而病倒，1944年去世时年仅41岁，夫人因经济困难生活无着落投滇池自尽……
在这样的困境中，联大教授的夫人们早已不能像战前那样安心相夫教子，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想办法补贴家用，能织补的织补，能烹饪的烹饪。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为生活之计和潘光旦、袁复礼的夫人一起磨米粉、煮豆沙，合做“定胜糕”到冠生园寄卖，还曾经到昆明街头摆地摊卖孩子们长大后不能再穿的旧衣服以凑足备饭的钱，“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1944年，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受燕京大学指派赴美，临行前取道昆明住了一晚，才发现自己的五哥家里竟然穷困到了侄子（梅祖彦）两天前跑警报丢了眼镜，“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付，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并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
抗战以来，联大的教师们随校辗转湘滇，“努力教学，未敢或懈，献身国家，固未计及个人身家之利害也。年来物价日增，维持生活日感艰难，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今已罗掘俱穷，告贷无门，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为此，包括华罗庚、刘仙洲、赵访雄、王竹溪、吴晗等人在内的54位教授提议召开教授会议，共商解决生计的办法，并于1942年5月19日的教授会议上推举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教授为代表，“赴渝陈述生活艰苦之实在情形”。
当时肩负中英文化交流使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1943～1945年间考察了我国西南、西北、东南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他记述了在昆明看到的情况：“守正轨的科学家，其以前的生活与今日的生活相比悬殊，许多很有科学成就的男女们都住在东倒西歪的、不过弄得很清洁的老式房屋中，他们的待遇只增加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已增加了103倍……他们以前一年的收入为1000镑和一层楼房，而现在一年的收入尚不及70镑，常常有人闻名于欧美而不得温饱。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愿意过这种生活，而不愿意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联大教师当时的困境，然而就是在这种土墙茅屋、箪食瓢饮的艰苦环境中，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大都安贫乐道，怀着强烈的敬业精神肩负起战时教育的重任。我们以朱自清先生为例，他虽然长期受病痛的折磨，家庭的负担又重，在联大时期却承担了十多门课，如“国文读本”“国文作文”“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文辞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等。他一生对事业精雕细刻、锲而不舍，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给学生改作业从不假手于助教，总是亲自修改，字字斟酌。为了及时把作业发还学生，他曾在重病中不顾病痛彻夜批改作业，以至身体吃了大亏，以后几年都没有恢复过来。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朱先生当时）虽然只不过四十六七岁，但是就他的凄凉身世而言，那已经是他将近油尽灯灭的晚年了。但是像一条‘打落牙和血吞’的好汉，他在我们班上从来没有提到自己长期的病痛和不幸的境遇，只是默默地在那里鞠躬尽瘁，尽他的责任。”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朱自清先生虽然没有参加什么暴风雨一样的行动，但是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对于学生的进步活动总是全力支持。“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亲自到西南联大的灵堂向死难的烈士致敬；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大声责问“此成何世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抱病编纂了《闻一多全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朱自清先生在政治、学术、为人方面都堪称楷模，身体力行地做到了为人师表。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大都像朱自清这样，虽然过着清贫的日子，但是严谨治学，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仍然坚持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兢兢业业地搞教学，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扑在教育事业上。怀着这种对学术和教育事业执着不舍的可贵精神，他们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作，在漏雨的破庙中做实验，在堆满杂物的走廊里绘图，在山坡下或是农田边甚至躲避空袭的荒野里开学术讨论会。这些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国家的抗战，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民族的情感。同时，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格涵养本身对学生也是一种教育。
当时联大教学设备既陈旧又落后，所需物资特别是实验物品极其紧缺。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写道：“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吴大观同学悟出的“生活真谛”，从内心深处领会并恪守这一真谛的意义，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充满希望与光明的火种。
1944年转学到联大的李政道，1946年经吴大猷推荐赴美。虽然在联大学习的时间仅仅一年有余，但他认为这是其一生中受益最多的一个时期，因为他“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dedication）”。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6年11月1日，复员北归的联大校友在北平举行九周年校庆，当时在特刊刊登的《联大八年》一文中，作者李凌写道：“他们如此坚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殷勤不断地治学教人，在自己痛苦之后没有忘记别人，他们永远关心社会的灾难和民族的不幸。以他们的声望和才干，他们尽可投机取巧，奔走豪门，然而他们不屑于这些，甘愿默默地忍受着贫穷，忠实于人生，忠实于教育，这是人间最可珍贵、最崇高的品质。联大的历史，因此将永远蒙在圣洁的光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