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兴教：促进云南教育事业发展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境内山峰险峻，不便车马往来，河流湍急，不利舟楫水运，交通极其不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境内民族众多，语言互殊，生产落后，文化不兴。地理条件的恶劣增加了云南学生外出求学的困难，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甚至直到现在，云南一些贫困地区的部分高分学生都会选择留在本省上学。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及一批内迁高校的驻足，为云南学子的求学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得以有机会报考国内一流的大学。联大学生毕业后有一部分留在了云南，参与云南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战斗在云南的各条战线上。
1.对云南中小学教育的影响
1937年，云南全省一共有小学15331所；中学70所，总人数13365人，私立学校3所，学生598人；大学一所。师范教育的最高层次为中等师范，小学和中学的的师资基本由省立、县立、乡村师范和简易师范等培养，整个云南的教育水平很低。
当时云南中等学校的师资多数来源于滇籍毕业生回省服务，1912～1937年间，云南全省曾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2575人，这其中愿意并能够从事中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受过师范专业训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抗战开始后，中等教育的师资储备更是严重不足。1938年全省中等学校教职员2139人，受过师范专业训练的教职员315人，占14.7%。1940年教职员减至2080人，学生数为28983，师生比约为7∶100，“师资恐慌”成为云南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受此影响，中等教育的水平较低，直接影响升学成绩。以1939年为例，国立各大学专科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云南有417名学生投考，被录取51人，录取率12%，远远低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数26.8%。
当时的教育部在提升教职员能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举办中等学校各科教员暑期讲习研讨会，简称暑讲会。云南省于1937年选调省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员58人入班讲习。内地高校西迁之际，云南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进行教育方面的建设。西南联大迁滇之后，云南省在1938～1942年间一共办过4次暑讲会。暑讲会的内容以教学方法和教材研究为主，侧重于对各学科的教学目的、材料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讨论，内容针对性较强，参训学院在增长知识和提高业务水平方面都受益匪浅。
暑讲会是假期临时进行的，时间一般不长，4周左右，但是因为时间和交通方面的原因，到会人数有限，客观上办学效果并不是很好。当时的教育厅长龚自知与黄钰生院长经多次商量，决定从中学挑选优秀的教师，合办在职晋修班，延长训练的时间，作为“治本的办法”。1939和1944年开办过两届晋修班，第一期晋修班，联大就派出了18名教授。
上述暑讲会和晋修班等师资培训班基本都是由省教育厅和西南联大合作办理，学员征调和待遇等由教育厅负责，授课教师、课程开设及教务管理等则主要由西南联大负责。联大选派各学科的教授担任暑讲会和晋修班的师资，蒋梦麟、梅贻琦、马约翰、潘光旦、冯友兰等知名教授均承担过教学任务。1938年的暑讲会，联大派出的师资中，精神讲话导师2人，体育训练3人，学术演讲9人，教育问题讨论4人，教材教法讨论导师36人，占71%。
1939年9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呈请教育部指拨专款筹建师范学院附中、附小和幼稚园，附设学校于1940年11月开学，有初中3个年级和小学6个年级，给师院学生提供行政、训导工作和教学方法实习场所。附中和附小由黄钰生主持校务，他对学校管理非常重视，倾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主要移植了南开中学的办学经验，重视师资质量，依靠联大师生进行教学和管理。联大教师和联大的毕业生在附中兼课的人很多，如杨武之、张清常、李广田、孙毓棠等教师，王浩、钱人元、杨振宁等联大毕业生。同时，由于生活所迫，联大师生在中学兼课的人非常多，极大地充实了战时云南的师资队伍。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对云南教育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集中体现在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师范学院学生以滇黔川生源为主体，为协助云南省培养教师，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增加了云南籍学生的入学名额，毕业生多数在云南省内任教，充实了市、州、县各级中等教育的师资队伍，为中等教育提供了高质量的师资。这批毕业生后来在云南省、市、县一级政府部门充任教育官员的比比皆是，成为改变云南省总体教育面貌的重要推动力量，提高了云南省中学教育的整体质量，促进了完全中学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发展。1946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时，全省的中学由原来的66所增至167所，省立中级师范由原来的6所增至14所，县立的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由原来的9所增至25所，中等职业学校由原来的4所增至11所。
2.对云南高等教育的影响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云南建立了一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学堂，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以军事教育形式出现的云南武备学堂（1899年），1909年改为陆军讲武堂。为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政府将一些高等学堂改为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科和初级师范科）分别培养中学教员和小学教员。
一般认为云南新式高等教育产生的标志是1902年遵“上谕”由五华书院改建的云南高等学堂的成立。因为各种原因，民国期间优级师范科、高等学堂、高等工矿学堂等先后停办，仅遗由清末课吏馆发展而来的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是云南当时唯一的高等学校。1922年，在云南各界迫切要求和诸多努力特别是当时的省主席唐继尧的推动下，经董泽等人多方奔走，私立东陆大学成立，12月8日启用印信，中旬宣布招生简章，1923年1月开始招收预科生，4月开学，结束了云南本省没有大学的历史。
1930年，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1934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7年，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应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要求出任校长，由教育部聘熊庆来、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等为云南大学筹备委员，于1938年7月1日正式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对云南省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南联大三位领导的鼎力支持。此后，熊庆来校长抓住高校西迁的机会，招聘了大批学者教授到云大任教，或专职、或兼职，其中刘文典、费孝通、冯友兰、赵忠尧、罗庸、钱端升等诸多教师均来自西南联大，充实了云大的教师队伍。抗战爆发前云大只有教师51人，其中中专、兼职教授39人，至联大结束北返时，云大有教师237人，其中教授102人。可以说，熊庆来校长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所地处边陲的学校文、法、理、工、农、医门类齐全，成为当时中国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著名大学之一。
早在1930年，云南就成立了省立师范学院，1938年，西南联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依靠北大和南开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师资力量，将云南大学教育系并入，增设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要是满足云南省的教育需求。师范学院共设置了教育、公民训育、国文、史地、英语、理化等7个系，由南开大学心理学家黄钰生担任院长，聘请的教师中有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学者，主要的师资则是联大的初级教员，主办的《国文月刊》在推动教学方法改进和材料拓展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
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招生过程中有一定的倾斜，但是并不降低标准，所以云南籍的学生并不算多，再加上本科学制为五年，缓不济急，所以联大于1941年11月增设文史地和数理化专修科，三年毕业。专修科先后办学5届，毕业3届共62人。自1939年开始，联大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师范专修科、电讯专修班、普修班、先修班至1945年共培养了1680名学生（其中师范专修科392人，电讯专修班203人，普修班117人，先修班968人），这些人对云南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1946年联大北归时，师范学院改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留置云南，后发展为云南师范大学。
总的来说，上述因地制宜和因陋就简的灵活办学模式丰富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结构，西南联大和同期内迁的高校所作出的贡献，对地处绝徼的云南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