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价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在动荡的年代就任校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勉力维持学校，还要在学潮中努力周旋于政府、社会、教员和学生等各方面的力量之间；既要保护师生，又要对政府有所交代，既要避免政府甚至军队与学生发生冲突，又不能在道义上伤害学生和教授的感情，甚至还要努力周旋于各方势力中以保证学校不被解散。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力量，而校长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掌舵人，对内要能很好地处理这三派的力量，对外，则要应对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校长和教育家所面临的困境。
因为学潮，西南联大在后期也曾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唐纵在日记中明确记载，“12月6日，主座两次电话询问昆明学潮情形。主座致电卢主席，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校，另将学生集训”。在胡适“不能归”的情况下，派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急赴昆明调解。傅斯年也是当时联大的常务委员之一，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的看法，“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但是具体过程中，因为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傅斯年和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也发生过冲突，可见当时的形势之复杂与艰难。
中国学子自古就有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传统。古代最早的“学潮”始于汉代，汉哀帝元年王咸主导太学生伏阙上书，宋代有陈东领导的鼓众上书，最著名的还有清末的“公车上书”。因为当时的政局混乱，各种势力在学校中的影响非常复杂，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近代以来的学潮问题非常复杂，有学者认为“学生无论被什么政治力量利用都是无辜的，历史只能从正面去评价学潮本身”。无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学校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要更为谨慎。
时局的困难对学校的管理者产生很大影响，常委之一的蒋梦麟远离联大的具体事务与他此前的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
蒋梦麟原名梦熊，是因为名字上了“闹事”学生的名册才改为“梦麟”以注册进入浙江高等学堂。他参加过科举，中过秀才。1908年赴美后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后经反复考虑，认为只有育人才能救国，于是转入社会科学院，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附科，1912年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这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在他所办的革命机关报《大同日报》担任主笔，回国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新文化运动，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创办《新教育》月刊。
早在20世纪20年代，蒋梦麟受蔡元培先生委托全权处理北大校务，曾协助蔡元培先生改组北大，调整系处，设置评议会，推行教授治校，鼓励学生自治，实现民主精神，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和无畏追求真理为治校准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主持过地方和中央教育行政，1930年因中山大学易长和劳动大学停办等问题与国民党元老意见不合，辞去教育部长，回京任北大校长，直至1945年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离开教育界。
蒋梦麟幼读私塾，五岁开蒙，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学识渊博，办事谨严，深受蔡元培器重。他崇尚个性教育，认为“雄伟之经济，强健之个人，进化之社会”是立国之本，所以“战后之教育为立国之一大问题”。蒋梦麟非常推崇教育救国，重视教育的作用，爱护学生，维护学校，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多次表达过对学潮的看法，“孑公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同仁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1919年5月22日），“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终以保全大学为是”（1919年5月24日）。蒋梦麟认为，如果社会清明，政治上的措施和制度上的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学生则安心求学，“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的许多事情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刺激和良心上的杜泽，他们有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蒋梦麟认为学生罢课是下下策，于自己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于旁人却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养成了“依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的恶习惯”和“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在“没有灵验功效的罢课过程中”，在“无意识的盲从中”，忘了自己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既不办事，又不自修”，“实在是眼前和将来最可悲观的现象”。同时，“学生藉群众的势力，去干涉政治——如烧房子，围省议会……若以学校本身而论，因此反惹起外患和内乱。我们办教育的人，更觉苦于应付。”“教育界这三年来，所用于自卫或攻击的武器，就是罢课，但这件武器，一用再用，再而三，三而四，已破烂不堪，不能再用了。杀人不下，近来竟用以自戕了。武器破烂，教育自卫之道，从此穷矣。”
频繁地处理学潮问题令蒋梦麟疲惫不堪。1923年，他曾写信给胡适，希望他赶紧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了我手里，叫我怎么办？”（1923年7月26日）“学生的跋扈——背了爱国招牌更利害了——真使人难受。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听群众无理的命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又没钱维持，就算“每月用三十五万来维持，也觉得不大值得……不如不办”，“枚孙和我都决计不会到北大来了。我校长也当厌了。我十数年来没有休息，现在也应该休息一年半载，才对得自己住。”（1931年12月22日）
及至抗战爆发要南下联合办学的时候，这种困难更是难以想象。“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为沦陷区和战争后方的亲友发愁，这已超过了我身体的负荷能力”，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弟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
对蒋梦麟而言，建立煌煌上庠曾是他的人生理想，但在这战乱不止和政治不靖的时代，多年来面对财政极不稳定、学生恣意难训等重重困难，再对北大的情感和忠诚，在长沙的所见所闻，这一时期对联合大学的领导事务可能已经颇厌倦了。因此，西南联大名义上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共同管理，但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长期驻渝，联大校务实际上基本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梅贻琦的教学管理已经有所介绍，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审视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竺可桢之于浙大，以及在西南联大及此前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所名校发展的关键期，都有一位卓越的校长。校长的教育理念对大学的发展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主要分析梅贻琦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一般是指学校的高层管理者以学生前途和社会责任为重心，以自己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为基础，对办教育和管理学校所秉持的信念和态度。在大学系统内部，校长的教育理念表现为教学理念、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科研等方面；在大学系统的外部则表现为育才兴国（救国）、服务社会等侧重于适应、服务和引导社会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大学是一个结构和功能都比较复杂的系统，工作任务和组织成员都充分体现了智力劳动的特性。在这样一个需要兼顾学术与教育的机构中，校长必须形成一定的教育理念，才能驾驭全局，对学校的整体行为发生影响，从而有效地承担起治理学校的任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所主张的民主治校，所强调的学术自由以及所提倡的通才教育等思想对联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教育理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受教育背景也息息相关。
从大的社会背景而言，梅贻琦生活在中国内忧外患齐聚的时代，旧的教育体系崩溃，新的教育制度正在形成。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中国古代传统“士人”需要完成新的身份建构，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教师的角色认同和身份建构已经基本完成。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比较注重高等教育的宏观作用，积极投身教育领域，强调大学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例如罗家伦认为应将大学的使命与民族文化相联系，竺可桢则坚持要把办学和培养人才的目的与拯救中华、转变国运结合起来。梅贻琦也非常重视大学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认为教育应“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据他的同人回忆，他曾说过“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少年意气，但梅贻琦被外国同事称为“博闻强记的中国儒士”，充分证明了他的功底，也可见从启蒙时期，私塾的学习就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国学根基。作为南开学堂第一班学生，1908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参加首批“直接留美生”考试的时候，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
梅贻琦个性温良，寡言慎行。从他后来处理具体事情的方法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可以看出深谙儒家中庸之道，从其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和培养等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民主思想对他的影响。和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不同，梅贻琦是工科出身，对教育的理念更多源于实践，自出任清华教务长开始，他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目的方面，重视“明德”“新民”，践行“修己安人”。
1941年4月刊登在《清华学报》的《大学一解》，被涂又光先生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科学阶段’论人文教育的代表作，也是到今天为止的压卷之作”。文章开篇，梅贻琦提出大学教育制度移植自西洋，精神则是中外相通，而“教育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中己所构成的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从《论语》的“修己”“安人”“安百姓”，到《大学》明确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其中“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因此，“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
1931年就任清华校长的时候，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了自己的办学方针，“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近年以来，吾人在平时即认为学校在充实大学本科各系之外，应并注重于研究工作之推进”（1939年）。基于这种理念，学校南迁之后，除农业研究所（原设于清华园）、航空研究所（原设于南昌）、无线电研究所（原设于汉口、长沙）均次第迁到昆明以外，还“因地方与时势之需要，于去秋（1938）添设国情普查及金属学二所”且“工作已有相当进展”。
第二，在培养目标方面，提倡通才教育，重视人格塑造。
梅贻琦认为，“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为此，在具体的培养目标上，他针对当时过于重视专科教育之倾向，极力主张在大学教育阶段实施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强调人的知识的广博性，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他提出“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自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他这些思想和具体的做法后来在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设置中也体现得一览无余。同时，梅贻琦非常重视学生“整个之人格”的塑造，在知识积累和品德修养方面都不放松对学生的要求。他曾屡屡告诫清华的学生，“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他认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希望学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能保持简朴好学之风气，守住个人意志的平衡，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第三，在教师素质方面，重视学识水平，致力品性涵养。
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曾多次提及梅贻琦对师资的重视，他对待教师所持的态度影响到清华和联大教师队伍的构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并因此而影响这两所大学的教育质量。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屡次强调师资在大学中的极端重要性，除在就职演说时所提的“大师论”之外，他还多次表达了与此类似的思想，如“大学之良瓠，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尤为重要”；“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急”；“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要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在具体的做法上，他一方面尊重学校原有的教师，另一方面则多方设法礼聘有识之士。闻一多、刘仙洲、庄前鼎、赵访熊、贺麟、张岱年、陈省身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来到清华的，使得这一时期的清华教师队伍，无论就其资历还是集中程度而言，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三校合并以后，这些教师大部分都随校南下来到了西南联大。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梅贻琦非常强调教师的人格涵养及其表率作用，认为教授的责任不但在于引领学生做学问，还要能指导学生做人。这样才能使“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以学府为表率”，才能肩负国家民族兴亡的责任并实现大学“新民”之效。他说，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为此，清华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尽管满腹经纶，抗战初起时以其历尽艰辛逃离日军控制的北平，千里迢迢南下昆明的行为而深为师生所钦佩，却因其擅离职守等原因而最终被联大解聘。
与之相较，梅贻琦本人“长（掌）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为万世师表”（林公侠语）。联大时期，无论设备、经费，清华都比其他两校要优裕得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在这样的联合过程中清华是“划不来”的。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梅贻琦本人堪称师表，他在联合的过程中毫无私心杂念，主持联大工作时顾全大局，以其气度和风范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西南联大内部尽管有磨擦却能坚持到底，“这关键与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傅任敢语）。
第四，在管理思想方面，实施民主管理，主张无为而治。
梅贻琦在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汇了希腊及西方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的思想，基本思想是“民主治校”。他本人曾谦逊地自比京剧中“王帽”的角色，认为校长的作用主要是服务于学校的师生员工，“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由于持这样的治校理念，再加上他的个性沉稳谦和，在联大期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分歧和争论，梅贻琦的持重态度总能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对此，已故张子高教授曾经这样描述道：“独念大学为学术之府，有兼容并包之任，继往开来之责。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至于因革损益之大端，猝然非常之异变，校长则于教授评议会分别与同人共商讨之。每有大计，同人既本其识见所可及，尽其意量而出之，时或反复辩难，势若不相下，公则从容审夺其间，其定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于是议克一而事可济，举凡校务巨细，纷纭多端，公一以策，称安详之度处之，初未尝独标一义，固执一策，以为非此莫能为也。古之君子，集思广益，善善从长，固非彼优柔寡断、模棱两可者所得借口也。”（1948年手稿）
在对待学生方面，也是一样的，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梅祖彦回忆说“父亲和多位教授提倡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们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取舍与政治方向”。他在多个场合提到自己的父亲“非常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启发式、引导式的教育，进行比较广阔的引导，培养年轻人能够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注重年轻人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寻找自己的专业，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梅祖彦认为这种“比较自由的教育”再加上重视实践的做法使父亲的教育思想有比较深刻的意义。
战争中，联大有不少学生积极投笔从戎，梅贻琦和一些教师对很多优秀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但以他一贯的处事风格，并不会阻拦学生的选择。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虽然梅祖彦是家中的独子，但是当他面临是否从军的选择时，梅贻琦的态度是“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后来学机械工程的梅祖彦应征入伍做翻译官，女儿梅祖彤也应征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作为校长，自己的子女在战争中不搞特殊；作为父亲，不强行替孩子做选择。1954年，梅祖彦辗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梅贻琦虽然认为这一走父子“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但还是默许了孩子的行为。
第五，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学术自由，实现立国兴邦。
1931年他在职演说中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西南联大所做一切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认定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
他主张大学应该保持“自由探讨之风气”，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他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代教育家胡瑗关于学者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之语论述了“学术自由”之真谛，认为“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之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抗战后期局势艰难，忧虑“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我们都知道，早在威廉·冯·洪堡等人创办柏林大学的时候，就把“尊重自由的科学研究”与“教学与学习的自由”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以保证大学的师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受政治、宗教等因素的过多干扰，从而自由地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学术自由对于确保大学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至关重要，也是大学完成自身使命和履行国家职责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曾有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唐宋以后发展并逐渐完善起来的书院教育也大兴自由讲学之风。此后，蔡元培先生掌校之北大、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与抗战时期移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可视为近代高等学校中坚持学术自由的典范。历史上，虽然学术自由总是受到来自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限制但却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整个进程，高等学校要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而只有坚持学术自由才能保证学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服从于真理而不是别的外在的压力。
历史证明，要营造大学宽松的学术氛围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一个有知识、有能力且具备一定品格魅力、能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的校长来激发大学校园中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可以说，大学校长在保障学校的学术自由方面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林从敏回忆道，“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从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梅贻琦对西南联大保持自由民主的风气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第六，在社会服务方面，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教化重镇。
梅贻琦认为，大学“有新民之功能，就其所在地而言，大学严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大学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在他看来，大学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出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联大的校园文化丰富而自由，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校社会责任的上述理解。
我们前面曾讨论过，西南联大通过为云南培养师资和结合地方社会需要开展研究的方式体现了一流大学的社会担当，同时还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之长，开创性地开办了清华服务社，以补贴办学所需。服务社创办两载，受益颇丰，“营业情形，向称发达，……然此究属权宜之计，他日战事终了，当即随同结束”。清华服务社的成立，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学校为了稳定教师队伍进行的自救活动，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创收，改善了办学条件，缓解了教师生活困难，稳定了学校教师队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抗战。
今天看来，服务社会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一流大学要能依托学校内部的学术资源和外部地方社会的区域资源，根据国家的战略布局，有效促进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国家、区域乃至时代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西南联大的服务社虽然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但是深刻地体现了大学校长的格局和视野。
最后，在自我修养方面，锤炼人格品行，涵养君子风范。
大学校长治学治校的才能不仅仅需要教育理念的支撑，还需要为人治事的品行，才能获得好的实施效果。“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二十多年来，阅读和研究西南联大的史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继续教育的过程，重新思考中国教育“修己安人”“正己化人”“知行合一”等经典的理念，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梅贻琦先生强调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己”方法与路径，认同“安人”“安百姓”的目标，重视“明明德”与“新民”的步骤，同时“行胜于言”，完全贯彻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人生之中。所谓正己化人，课程的学习固然是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
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反复提到修己、慎独，秉持中庸的态度，一而贯之，不因立场、政见的差异而有不同。比如对待闻一多的态度上，很好地反映了梅贻琦的修养和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
梅贻琦性格温和、寡言慎行，闻一多激烈的性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某次开会，“会中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1946年4月14日）从文中看，梅贻琦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包括日常生活中自认只是“王帽”的态度中，显然不太赞同闻“大肆批评”的激烈行为，但是他对闻一多的爱护和维护也是真诚的，闻一多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挂牌制印的时候，梅贻琦亲自联络十多位知名教授，为其“具名推荐”，努力帮助自己的教师解决生活的困顿。两个月后，梅贻琦与“中研院候朱部长同往委员长官邸”讨论复校计划，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关键时候对闻一多的维护。
在那次会见中，提及“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为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接下来商量“关于教授长（原文如此——编者）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观察到“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1946年6月25日）
1946年7月初，梅贻琦因北归复校之事多方周旋，极其劳碌，7月5日回昆明后已觉“不支矣”，腹泻多日加之发低烧、咳嗽，多日未出户，14日初次出门，15日“日间批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一方面“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除了亲自到医院看望闻立鹤，到警备司令部交涉，还积极安排一些联大教授暂避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并购买日常所需，后又和常委会到云大医院“视一多入殓”，在昆北院的追悼会上主祭、演讲，到衣冠墓看布置情况，7月30日在省府大客厅约各界茶叙时“要求早日使此案破获而将凶犯尽法惩办”。于公于私，生前身后，在这一极端事件中他对持不同政见的同人所表现的态度和具体的行为，充分展现了梅贻琦的伟大人格！
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教育实践而言，梅贻琦早年留学美国并曾经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一生从事教育，终身服务于清华。对于清华，他称自己“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联大时期他还说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美国管理分析学家Bobert H.Poy认为，“大学天然是由‘爱’维系的不可分割的组织”，相较于公司、公共机关、工会和大多数其他组织，“大学的情感联系更为强烈”。从梅贻琦前面的这段话里，我们无疑能读出他对学校的情感与挚爱，这种爱源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毫无疑问，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知识与能力，但从事教育，办好学校则不仅需要知识和能力，还需要真挚的情感投入。这种情感包括对教育事业的，对所服务的学校的，也包括对青年学生的。这种爱与情感是我们从梅贻琦及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身上体会最深的一点，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教育工作者所具备的东西。
傅任敢先生曾以“专、大、公、爱”四字来评述梅贻琦的为人与生平业绩。他认为，梅贻琦的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他的一生就是清华的一生。……在这几十年中，他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力的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屐弃之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清华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之以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轨道，就人事而论，实是由于大家缺乏专的精神。结果，个人飞黄腾达，事业江河日下”。在“专”的一层上，他还写道：“这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业，决不今天干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已经不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仅有了。梅校长的专，便是属于绝无仅有的一层。”
在这一点上，还有人写道：“在现今世界，服务有几个信条：一要肯做事；二要忠于所做的事；三要久于所做的事；四要专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谓具备这四个条件。这事太不平凡，先师孔子有言‘诲人不倦’，在梅校长可谓当之无愧。”
梅贻琦学贯中西，文理汇通，本身就是“大师”级的学者。最可贵的是，他人格高尚，堪称“君子”，一生心无旁骛、只做教育，确实发展了“中体西用之理想”。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重视科学，开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加强工科教育，在台湾创办原子能研究所，重视科学实践。同时，在骨子里认同中国文化的“君子人格”，重视个人的修养。黄延复老师总结了梅贻琦先生在“修己以安人”方面的造诣：谦逊、廉明、俭约、德操，终其一生，始终如一。在其身后，蒋梦麟评价说，他“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治丧委员会在《祭文》中写道：“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先生生平尽瘁国立清华大学，……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型仪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梅贻琦的生前身后，类似这样的评价非常之多。张起钧认为他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不愧是一个‘人物’”，赵赓飏认为他“将我国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洋哲学教育要旨作综合沟通之体认，……文理兼通，中西学问同其渊博而能切实发挥于事功者，蔡元培以外似鲜其匹”。（赵赓飏：《梅贻琦传稿》）李鹤龄在给黄延复老师的信中说“梅校长之所以得到校友们的景仰，自有其值得景仰之处，比之同时代的同类型人物，固毫无逊色，即使在解放后，全国的高等学校校长不下一两千人，在这一两千人中，其道德、操守能够与梅校长相比的，恐怕也为数不多”。林公侠认为他“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为万世师表”。
一般说来，“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受国人“尊仰”，“翕然称之”“胥无异词”。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的时候，仅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作者对此成就略有微词，认为“三位校长并未全身心投入联大”，“两位‘不管联大事’，另一位又感身心‘倦’甚，甚至想一辞了之”，认为郑天挺在北大有能力有魄力，“但是在联大治事效率不高，实与梅贻琦有关”，因为“西南联大校工都是梅贻琦从北京带来的，不服郑天挺指挥”。对此我个人并不认同的，也无须辩驳，毕竟世无完人，见仁见智而已。黄延复老师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蒋梦麟曾说过大学里主要有三派的力量，即教授、学生和校长。一般情况下，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三者对教育过程及其结果的期望是有一定分歧的。西南联大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学生的爱国热情、教师的敬业精神、管理者的民主作风等诸方面的因素契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共同目标，学校的三种力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合力，产生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联大的校长及各级管理者对这种合力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联大的实践告诉我们，学校的管理者必须要有自己清晰而完整的治校理念，要能带领并且能够激励各部门及其成员对于学校的信念和责任感，形成组织的共识，使学校的大多数成员都致力于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只有那些凝聚力强的大学，才能更好地促使全体师生同心同德，塑造出优良的校园文化，从而使学校充满生机和活力。
校长对学校前途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校长的格局视野直接影响学校的定位和发展规划，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对培养目标的定位等直接影响学校的院系设置、学科建设、教学制度和校园文化建设等，而校长的治校行为则会对整个学校的工作作风、学术风气等发生影响。
从教30年，深刻地体会到教育的“上所施下所效”绝不仅仅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一个学校的风气，常常因为校长发生改变。校长好高骛远，管理层就开始溜须拍马；校长脾气暴躁，管理层事事察言观色，然后层层加码，级级仿效，各种公开的谄媚和变相的围猎，就会在学校逐渐弥漫。在被称为“学校”的地方，倘若教师群体本身无“节”无“气”，无操守和坚持，何谈对真理的追寻，对良善的坚守，又如何对学生产生正面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而言，早已成为历史的西南联大，其教师群体的学识素养、品格风骨，所营造的学校文化，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总之，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以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校风的熏陶，联大的教师群体基本上形成了共同的教育信念和学术理念，共同信念的形成不但决定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方向，而且有效地形成良好的凝聚力，成为学校在艰难环境中的精神力量。所以，联大八年总体来说三校合作得不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的管理者极具民主作风且有自己完整的教育理念，得益于在学校历史积淀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教育信念，得益于联大师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刚毅坚卓的教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