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校传统
西南联大的传统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脉相承，爱国是它们共同的基调，同时，三所学校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对联大的办学理念、学校管理、校风学风等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了理解西南联大的教育情况，我们有必要对三校的历史和传统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北京大学：“爱国”“自由”传统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诞生于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北大，建校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教育强国，因而从一开始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1898年，孙家鼐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受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赞同维新派“开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张并参与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的活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1902年12月，吏部尚书张百熙被委任为管学大臣，逐步恢复京师大学堂，次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04年，京师大学堂统辖全国教育的职能分离，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此后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等名家进入北大任教，师资队伍方面得到不断的加强。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此后直至1927年，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着手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国以来，“自由独立”的思想早已在中国萌芽，蔡元培的改革使北大从此成为这颗种籽生长的温床。蔡元培是前清的翰林，游学于德法等国，德国大学的观念尤其是学术自由的思想和重视科研的传统对他影响颇深。因此，从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蔡元培一贯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他后来曾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大学通例，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因此而容纳了许多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物，正如后来马寅初所言：“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林损诸氏。”
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遵循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局面。
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宣布取消北大，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恢复国立北京大学。1930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翌年1月正式就职，继续推行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前期作为蔡元培的主要助手协助管理北大校政，后期全面主持北大的工作。蒋梦麟改革北京大学管理制度，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自1919年被聘为北大教育系主任至1945年离开教育界，他在北大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历届北大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对北大的建设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通过他们的努力，到抗战前期，北大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北大从建校初始就担负着教育强国的重任，蔡元培倡导民主科学思想、弘扬爱国进步精神，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基地。北大的传统一般概括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可以说，爱国一直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近现代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北大一直秉持爱国传统，救国图存，与国家命运和兴衰紧紧相连。
西南联大师生的担当精神与北大传统中的爱国情怀是一脉相连的。正是因为这种对家国的情怀，使得华罗庚、黄子卿等一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选择从条件优越的国外回国，并且随着学校迁移到云南这个偏僻的地方。无论个人的物质生活还是科研教学条件，远远不能和他们回国前的条件相比，却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和为国育才。联大学生的社团活动、艺术创作，乃至学生运动，以及需要时慨然投身军旅直接走上抗战前线的行为，更是深刻地诠释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西南联大的风气受北大的影响很大，在教职员工的聘任上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政策，对待学生也比较宽容。学生们在政治上的倾向各不相同，“民主墙”的壁报常常贴满了各种不同的言论，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朱德熙还曾在《北大的校风和学风》一文中提到：“有人说北大的特点是自由散漫，……西南联大的自由散漫是我亲眼见到的，我想那很可能就是从老北大那里传下来的。”
2.清华大学：“科学”“民主”传统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史称“庚子赔款”。1904年美国表示所得赔款“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认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1906年，他在给美国总统《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反映了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清华的办学历史。
1908年，经中美双方多次商谈确定退款办学相关事宜。1909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学部会同设立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专办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一切事宜。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1911年4月9日，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订立章程，于同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Tsinghua College），归北京政府外交部管辖，校园建筑体现出“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特点。
1916年清华学校正式提出改办完全大学，1925年设立大学部，“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同年效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设立国学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研究院实行导师制，开创了国学研究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新风气，至此，清华开始向完全的大学过渡。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教育部、外交部共管，次年开始专属教育部管辖，至1937年已发展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工四个学院16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
从清华大学的早期发展可以看到，学校教育教学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非常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主张古今传承，中西兼容，文理兼顾，对清华大学的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清华建校初期以外籍教师为主，中国教师后来逐渐增多并成为教师队伍的主干。总的来说，在教学上受美国影响较大，课程、教材、教学法等仿照美国，由知名教授亲自讲授基础课和开设高质量课程，编写出版高水平的大学教材。教学过程重视英文训练，教学严格，考试频繁，淘汰率高。学校重视学术研究，1935年，教育部核准全国高校设27个研究部，其中清华大学就有10个。
在教育理念上，清华贯彻“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注重基本知识与技能，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这些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中都得到了体现，联大保持并发扬了清华学校时期认真教学、要求严格、考试频繁的作风，保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淘汰率较高。
清华学生的爱国传统，集中体现在“九一八”事变后，师生通过募捐、慰问、研制防毒面具和烟幕弹等多种形式支援抗日救亡，一些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开展各种抗日活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和爱国师生发挥了先锋作用，不仅引导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救亡的征途，而且为青年学生开拓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在管理方面，清华时期由校长“综理校务”，教务长、秘书长分管学校教务、行政事务，教师通过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首任校长罗家伦。此后校长人选几经周折与更换。抗战之前，清华大学已基本形成一个比较民主的具有教授治校特点的管理模式，学校的领导体系包括校务会议、教授会和评议会。其中校务会议承担学校日常行政工作，教授会负责讨论学校的各项事务，评议会则具有学校重要事务的决定权。校务会议的成员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教授会的成员是教授副教授，评议会则由教授会选举的7或9位代表组成。
1927年，清华留美预备部高等科学生要求提前赴美留学，与校长和外交部交涉后大体定下来，但是这件事直到提取留学基金的时候教授会才知晓，认为这种做法本身“违背校章”，而且挪用巨额经费又妨碍了全校的发展，赵元任、陈寅恪等教授于7月18日联名在《大公报》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极不赞成”。即使在少数学生以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这些学生还是到1928年才得以赴美。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和评议会成员赵元任、吴宓等人因为不满校长的独断专行而愤然辞职。后于8月15日教授会经讨论通过决案，“校长应遵守《组织大纲》，重要事件，必经评议会正式决议后，按照执行”。
教授具有学校重大事务决定权的体制通常是为政府所忌惮的。1931年，蒋介石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到任后开始实行独断专行的治校方针，反对教授治校的制度，试图直接任命院长，遭到教授会的公开谴责。5月28日，教授会在决议中谴责吴南轩“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为学校前途，教授会明确提出“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来长清华，以副国府尊重教育之至意”。48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另择贤能。教授们的决议获得了学生们的支持，最终以吴南轩6月25日离开北平告终。
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民族危亡之际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倡“通才教育”，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充实师资队伍，逐步巩固与确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筹建了著名的清华工学院，创办了农业、航空等特种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的教学、科研、学风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一般认为梅贻琦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清华“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941年清华庆祝建校30周年时，欧美很多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可以说是对梅贻琦在清华十年所获成就的肯定。
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以清华校长的身份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可谓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联大的教育实践充分地体现了梅贻琦重视教师的思想及其大学应当成为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思想。“退款办学”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具有强烈的爱国自强精神，而联大师生的思想与言行则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3.南开大学：“允公允能”传统
南开大学的前身是南开学校，原是天津耆宿严修为自己的子侄所办的家馆。1898年11月聘张伯苓任教，逐步将家馆改造成新式学堂。1904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于1904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校舍在严宅偏院，初称“私立中学堂”，曾几度易名，后得郑菊如捐城西南“南开洼”地10亩，起建校舍，因该地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有“南开洼”之称，简称“南开”。1907年秋，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1918年底，张伯苓与严修在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基础上筹办大学，次年9月南开大学开始招生，至抗战前期，共有13个学系。
南开的校长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此后，张伯苓认识到要治国先救心的道理，最终弃武从文，迈入教育救国之路。
为筹集办学经费，张伯苓不得不到处募资，艰难游走在军阀商界，不顾面子“化缘”，不管来者何人，张伯苓一律不拒，态度通达，后来他用“乞丐”形容当时的自己。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办学背景，张伯苓十分推崇科学兴国，从日本购买了多种理化仪器。在他担任校长的几十年里，要求学生应有爱国精神和爱国的本领，格外注重爱国教育，让学生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注重凝聚学生们的爱国之心。“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以实行救国之宏愿”。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人的校训。在南开初创之时，严修便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1934年，张伯苓化《诗经·鲁颂》中“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作为南开校训。“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日新月异”语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即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
南开学校的肇端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密切相关。学校创建后，更是一所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机构。早在日寇全面侵华的“前夜”，痛感于国人不觉醒的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提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要求南开大学新老同学每日自省。振聋发聩的三个问题，集中了全校师生的信念、理想和力量，激发了南开师生的爱国热情，坚定了爱国救亡的信念。当“勿忘国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时，南开成立了“救国储金会”，师生集会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师生号召民众“警醒国魂”“不忘国耻”。
南开大学比较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1928年提出“土货化”作为南开今后发展的方针，即把南开办成“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因觉察到日本入侵的野心，张伯苓早在1927年就亲赴东北进行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通过对东三省的实地调查，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编出了《东北经济地理》教材，及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搜集日本掠夺中国的罪证，向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提供研究报告，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日本人大为恼火，称东北研究会“乃受‘赤化’影响”，称南开大学为“排日之根据地”。1935年，日本侵略军指使汉奸鼓噪“华北自治”，南开学生集会响应，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提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正是因为二十多年来南开大学一直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在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令日本侵略者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特务、浪人各色人等不断来校窥视、骚扰，日本将兵营建在海光寺，该位置在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之间，日军经常携枪带炮到南开校园演习、打靶，甚至将铁甲车开到南开大学校门口的桥上。天津沦陷后第一时间，日寇就派军彻底破坏了当时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重镇的南开大学，南开成为抗战开始后第一所“罹难”的高等院校，是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1937年7月29日，日本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随后日军开始对南开校园轮番轰炸，期间一度暂停炮轰，是为了抢劫尚未搬走的图书，“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30日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及满载煤油的数辆汽车，闯入南开大学，在校园及附近各村到处纵火。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分被焚毁，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等于30美元）。
国家前途命运未卜，南开的命运亦在风雨飘摇之中，满目疮痍的山河，硝烟四起的战火，不管环境有多么艰险，张伯苓始终坚持教育救国之心，“南开的物质可以被炸毁，但南开的精神不灭”，这些言论，可视为张伯苓在战争废墟上的宣战。
西南联大的传统来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北大，来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来自“允公允能”的南开，三校的传统融合在一起，为中国缔造了一所崭新的大学。北大兼容并包的校风，清华通才教育的思想，南开注重研究社会实际的作风，三所学校共同的爱国传统，都在联合办学的过程中得以体现。正如梅贻琦所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有的精神，已潜移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
三所学校历史上的交融，也有利于学校教师的合作。比如北大文学院的院长汤用彤和理学院的院长饶毓泰都曾是南开的教授，北大数学家江泽涵、清华校长梅贻琦和教授朱自清都是南开的校友。在这样的基础上，联大学生认为，“（西南联大的）诞生虽说偶然，但无形中就有一种传统凑和的力量，没有这种传统，即使能够凑合，绝不能持久。这种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大学的‘民主’和南开大学的‘活泼’……只有三者融合之后，才能相得益彰，而后有发扬，有创造。”联大校庆时曾经有过这样一副对联：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山海云剧社是联大学生组织的剧社之一。“山海云”三字的取意即象征组成联大的三校之特色，即南开艰苦卓绝，坚定如山；北大兼容并包，宽容如海；清华人才辈出，智慧如云。虽然三校基础不同，校风各异，但由于办学者对大学教育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管理上都强调民主精神，三校的师生都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的传统。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更是同仇敌忾，这些构成了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坚实思想基础。在融通继承了三校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联大又在特殊的环境下将这种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个性，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四字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坚毅果敢和穷且益坚的精神。
从初期的长沙临大时期开始，原有三校的传统就已经有所体现。例如暂驻衡湘之际，学校曾请一些名流学者到校讲演，邀请来的张季鸾、张治中、陈诚、白崇禧、陈独秀、徐特立等人，党、政、军、学界都有，政治思想和面貌各有不同，“讲演者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讲话内容的政治倾向与目的也不完全一致，他们都能在临大的讲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西行的步行团中，有些学生更习惯注重个性培养的清华文化或自由放任的北大生活方式，黄钰生所代表的强调秩序、讲究卫生和遵守纪律的南开作风，对他们来说就过于死板，甚至还导致了西行的路上也发生了一些矛盾。
到了联大时期，教师中既有闻一多、张奚若、吴晗那样直接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进步教授，也有身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教授；而学生中既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的，也有受国民党三青团影响的。因此，校内的社团众多，各种壁报也琳琅满目，相互对立的报告会、讨论会比比皆是，学校都一视同仁，从不干涉。
由于西南联大具有上述思想渊源，又继承并发展了三校的传统，才使得中国教育的发展没有被战争所中断，中国学术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战争完全摧毁，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产生使战争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不是致命的。因此，我认为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是西南联大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