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其建设—其性质

澳门一港未可轻视，是盖中国、日本对于西方开放门户之锁钥。其为欧洲商业唯一可通之港，阅年久矣。葡人何时据有其地，所用何种方法，其事皆无考。占据之年有谓在1459年者，有谓在1552年者，亦有谓在1557年者，其说不一。据一说，盖因葡人助华人剿灭珠江口之海盗，遂获许留居澳门。又据一说，葡人受风波之侵袭，请于官，许在陆地曝干货物，因筑若干小屋，久之，商人习赴其地继建砖屋，由是用不正当方法开辟进入中国之门户。冯秉正（de Mailla）与du Halde二神甫各在其《中国史》与《中国志》中，Sonnerat亦在其《中国印度行记》中，皆以葡人占据广州西南120公里珠江口之澳门，乃因助平海盗有以致之。其后渐渐成一重要场所，葡国于1628年始，设置总督治其地焉。

晚至19世纪，葡国官吏始能在澳门执行其管理权。自开始占据迄于是时，中国始终未曾正式承认。中国所置之官吏与海关常与葡国所置之官吏相冲突，而葡国官吏每年应纳课二万二千écus。城内居民受中国法庭管辖，最初无建筑城堡之自由。嗣后荷人来侵，葡人请于华官，获有建筑堡寨之权，置炮二千尊以守。[8]

澳门虽经种种妨碍，发展甚速，而与日本、菲律宾之交通，尤足增其商业重要。旅行家与舆地家曾以澳门与Monaco国共比拟。澳门欧人居留区域甚小，不及华人所居城市之大，两区以墙为界。澳门今亦衰微，与卧亚同；盖英人在对岸之香港与之对峙，而澳门颇受其害也。今在澳门尚见有一美丽公园与石洞，相传葡国诗人Camoens在此洞内完成其Lusiades诗集。[9]其人因钟情于国王若望三世宫内之一侍从妇女，因被谪居国外。抵东印度后，上讽诗于卧亚总督，又被流放至美洛居岛（Moluques），已而赴澳门，后还国，殁于1579年。

澳门教俗建物甚众，与卧亚同，亦一重要教会城市也。[10]1575年澳门成为主教驻所，盖经葡王请于教皇而设置者也，澳门主教归卧亚主教管辖，所管区域为中国、交趾、日本。1588年析日本为一教区，另设一主教，以九州之Founai为驻所。相传Saint-Antoine教区之方济各会士在16世纪末年对于澳门之兴，负担任务甚重。

公教之传布，于葡人保护下大有发展。遣派传教师赴中国者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外方传道会、遣使会（Lazaristes）诸宗派。

耶稣会士在澳门尤受推重，其专为日本教区所设之会堂名圣保禄会堂，专为中国副教区所设之会堂名圣若瑟会堂。保禄堂建设于1594—1602年间，堂有大石级，不幸在1835年1月27日被华人焚毁。附设之修道院、学校，与若干房屋尽毁于火，仅有堂正面用花冈石建造，与诸铜像独存。正面辟三门，有石柱，遵希腊式。

吾人对于耶稣会之建筑言之特详者，盖因17世纪时此会会士得葡萄牙之助，传教中国功绩最伟也。

葡萄牙对于其所保护之传教师，诚有可以自负者在。惟事之可异者，耶稣会士能在中国获有非常成绩，即因葡萄牙在中国从来毫无实力（在日本亦然）。澳门非其固有之地，前已言之。缘其非一殖民地，与东印度之城市有异也。葡萄牙人在中国半世纪之努力，其结果仅能在澳门设一商场与一主教而已。既不能有其地，当然不能对于传教师作时常有害之救济。葡萄牙在殖民地所施宗教政治之压迫，常丧失被治者之同情与信任，如卧亚宗教法庭之纠举，已足使被劝化的民族忧愤而有余。则入华耶稣会士之不得葡国军队法庭之助，而仅恃科学德行，未始非福，而况足使成绩优良者，莫有逾此科学德行者欤。

惟是葡萄牙人在卧亚与他处之举措，终足使宗教界中人感不安。教廷亦知葡萄牙过于严厉的保教，诚有害于将来，遂决定用他法执行一种纯粹教务宣传事业，而与俗权脱离关系。教皇对于葡萄牙（或西班牙）宗教法庭之滥用裁判，曾屡用教敕戒斥，但被人视为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