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部之审议
宣教部在1653年中计开总会[3]三次：一在4月1日，一在7月22日，一在9月16日。[4]开会愈后，列席之枢机人数日增：第一次列席者四人，第二次列席者十人，第三次列席者十二人。首次开总会时，仅于议事将毕之际，决定由宣教部书记审查自称中国使臣之一切信札文件，然后送呈诸枢机员。
7月22日与9月16日两次会议，讨论较为详密，枢机员多表示一种仔细权衡之意见。兹先后历引于下。
其间有始终表示同一意见者，有后来变更者。总之，毫无使此案迅速结束之象征也。
巴伯林族名方济之枢机员，既任枢机员会首席，每次首先发言，始终主张应在教皇前开大会时，不用何种仪式，以寻常传教师资格召卜弥格入见，盖其所赍者乃宫内信札，而非皇帝国书，不得视其为中国使臣也。
巴伯林族名安东之枢机员，职任宣教部主席，7月22日未列席，9月16日出席，赞成此说，是亦枢机员Caraffa主张之说，然并主张在未明教皇意思以前，不得有所动作。
枢机员Martius Ginetti先以为得由教皇用私人名义接见卜弥格，不得视其为大使，仅由枢机员二人侍侧，旋在9月16日会议中变更意见，主张未呈报宗座以前，暂缓召见。
枢机员Pallotta之意见似日渐消极，7月22日之主张，以为应从巴伯林等之说，不用何种仪式召见卜弥格。9月16日之主张则以为呈报教廷以前及卜弥格用文书请求以前，不得有所决定。
枢机员Pierre-Donat Cesi亦表示相类之忧虑。先赞成枢机员Pallotta之说，后来则谓彼对于此案既未详悉，不能表示意见。
枢机员Nicolas Ludovisi在7月22日大会中未出席，而在9月16日大会中颇示慎重，主张对于卜弥格不得有所决定，不能背教皇接见其人。
枢机员Camille Pamphili主张此事由因诺曾爵十世与耶稣会会长自行讨论，如卜弥格本人欲以中国皇后大使资格入见，应由彼本人证明其使命之真。
上引种种意见，根本无甚殊异，然皆以外交态度出之，具见罗马宗教界亦常使用策术也。
枢机员Chigi、Orsini、Trivulce三人之意见，或因主张者之人格，或因主张之内容，在吾人视之较感兴趣。
枢机员Fabius Chigi（即后来继承因诺曾爵十世之亚历山大七世，而召见卜弥格之人，史家视其为耶稣会之友）对于中国使臣似不甚表示热心。其意以为宣教部应以私仪接见弥格，而不应在诸枢机员集合之大会中接见；不应使宗座将来处境困难。已而受其同僚之心理濡染，而主张不得因诺曾爵十世之命令，不应接见。
枢机员Théodore Trivulce明白表示其怀疑态度，以为卜弥格案之提出，证据并不确凿。所以主张用私人名义接见（后来竟不主张接见），亦不应使教皇答覆中国来书，非先由宣教部遣派一亲信人员赴华调查事之确实，不得听卜弥格离开罗马。处此调查时间，应将弥格与其中国伴侣隔离，并问此华人虚实。然后由宣教部书记汇齐诸枢机员之意见，呈请教皇查核。
枢机员Francois Maidalchini赞成上说，亦主张派遣一调查员赴中国。
至若枢机员Virginius Orsini对于卜弥格本人未曾怀疑，知其实为传教中国之波兰耶稣会士，惟对其使命之真伪，稍持保留态度。所以主张将来在教皇前开宣教部大会时接见明使。其人既未持有中国皇帝国书，不应以大使名义畀之；但宗座得作答书，俾卜弥格携有正式文件与教翰回华。惟在其归程中，应派一公正人员偕赴中国，调查其事真伪。其事果真，则以答书交与皇后皇子。如此时皇帝业已奉教，则卜弥格得用教皇使臣名义晋见，而以遣使之教翰递呈。
总而言之，仍是迁延时间，而非就地解决也。
其间有一坚固之点，而为诸枢机员一致表示者，则盼卜弥格作一报告文书呈送宣教部。弥格曾如命为之。诸枢机员以为此种文书可为后来重再严密讨论之根接。
一年以后，1654年8月24日宣教部大会重开。[5]出席者枢机员15人，前此出席之人，此次有缺席者；前此缺席之人，此次有出席者，前在物搦齐亚劝弥格用大使礼节晋见教皇之枢机员César Facchinetti预焉。
枢机员Assolini提出卜弥格之请求书，请求宣教部审查所赍中国信札，并许赍者陈词，节而言之，重审此案。
此次宣教部亦未作定谳，仅委托Pallotta、Bichi、Albizzi、Chigi、Assolini五枢机员组织一种特别委员会深究此案，作一报告以便采决。盖拟根据此种报告，于下次开大会时，询明教皇之意见后，再作较良之决定。
宣教部档卷，关于1654年8月24日大会，辑有关于攻击与辩护之大部卷宗。此种文件，皆未署名。至是吾人始进入讨论之决断的阶段。辩论此问题，面面俱到，而审议此案之精密诚不禁令人惊服。
所有关于传教中国事业之一切问题皆曾提及，颇越出此卜弥格案范围。例如所谓中国礼仪问题之冲突，即于是发生，首由多明我会士de Moralez神甫等起而攻击耶稣会士与此会之传教方法。此案之全卷，材料颇丰，足备研究远东传教史史家之采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