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上叶耶稣会葡籍会士传教事业
兹欲言者，17世纪入华耶稣会葡籍传教会士之事业，尤注意者，17世纪上半叶，及诸传教师对于当时政治事变之状态。上溯其源，下迄卜弥格神甫之抵明廷。时葡萄牙在殖民方面已入衰微时期，而与荷英两国作苦斗，然传教中国之使命尚为葡人所独揽。
此种传教中国事业，大致属于耶稣会东印度传教事业之范围。分亚洲之地为三教区，曰卧亚教区，曰摩腊婆（Malabar）或东印度本部教区，曰中国日本教区，中日两国又分为两副教区。当时日本教区尚包括有今日越南半岛中交趾、南圻、柬埔寨、老挝、安南等地。1615年罗马教令将中日教区分别为二。次年耶稣会长命令，将澳门划出中国以外，而为日本教区之都会。然阅年甚久始能实行。此三教区皆隶葡萄牙助理员，至若菲律宾教区，有时固与此三教区交换传教师，然隶属西班牙助理员者也。[21]
吾人独注意者，1625年时中国传教事业分为广东、广西、浙江、南京、北京五处。范围甚狭，后来始见扩充。
夏鸣雷（Henri Havret）神甫[22]志有云，广东传教事业昔委之于日本教区诸神甫。广西在17世纪上半叶中仅有驻所一处，由陆安德（André-Xavier Koffler）神甫主持。云南贵州虽列为有教民之处，然在明代传教事业尚未开始。
其故盖在当时传教师人数不多。1640年前后中国只有教民12万。传教之耶稣会士约30人，分为17驻所。17世纪下半叶人数虽加增，然仍不为众。[23]
有一旧名录列举传教中国之一切耶稣会士姓名尚属完备。始传教之初，迄于1773年耶稣会之废止，共得454人，内未晋司铎之修士66人。此454传教师中，葡籍者153人，法籍者96人，华籍者81人（内司铎50人）；余数则分配于十二国籍人中。[24]
其中主教甚少，仅约有10人。
此录不过略举人数而已，至最近始由耶稣会士开始作详细之调查。费赖之（Aloys Pfister）神甫曾根据1699年抵中国的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quet）神甫所撰《传教中国教师全录》从事补充。[25]
傅圣泽原书写本藏伦敦英国博物院，[26]除耶稣会士外，皆经《远东杂志》转录。[27]具见17世纪时，除耶稣会士外，尚有其他会士，如世纪末年之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奥斯定会士（多属西班牙籍），1684年以后之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全属法国籍）以及宣教部之传教师（多属意大利籍）是已。
Jean Gonçalez de Mendoza[28]神甫曾将1579年来自菲律宾之奥斯定会士与方济各会士行抵广州短期居留之情形记录，略示吾人。Brücker[29]神甫曾根据前录，研究传教中国之详情，谓在1631年有一不属耶稣会之传教师首先在中国建设一传教所；1634年居中国者有多明我会士2人，方济各会士2人。吾人不应忘者，1245年以来，教皇与奉教诸国王遣此二派会士为使臣赴蒙古汗帐之伟绩。当时名中国曰契丹，使者至彼，于十三四世纪间传教约60年，后至明代中绝。晚至16世纪，始见有人赓续前迹。多明我会士Gaspart da Cruz[30]葡萄牙人也，于1556年从卧亚赴中国，重辟旅行之新纪元；并有若干耶稣会士与1555—1565年间莅中国，然未能久处；晚至1582年，始有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神甫在广东肇庆府开辟驻所一处。然此仅小试而已。基督教之实在入中国，乃偕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甫而俱来。玛窦，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与明坚同。自是以后，迄于17世纪初年，公教灿烂者约50年。至若方济各会士，既未能得志入中国，乃改赴日本，传教颇有成绩。在利玛窦未来以前，彼等仅有澳门广州驻所各一处。1583年玛窦抵中国，欧亚交际新局面遂开。
玛窦以1552年出生于Ancone州之Macerata城，入中国时年31岁；1601年创传教所于北京；以1610年殁，年58岁。玛窦迥异常人，最先传教中国之宗徒类多如是。深通各种科学，具有力量可以伸缩自如之性格，为人绝对公正无私，其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所留存于今之报告，尚取之不尽也。
当时公教传布中国、日本、南圻、交趾等地之状况，颇令人追忆罗马帝国中教会之初年：有一傲慢自尊之社会，渐渐受公教之影响。仇教之事有之，墓窟之事几乎重见。
当时传教师中得与玛窦匹敌者，最初以意大利人为特出。其名最显著，有聂伯多（Pierre Canevari）、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贾宜睦（Jérôme de Gravina）、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利类思（Louis Buglio）、罗雅谷（Jacques Rhô）、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熊三拔（Sabathino de Ursis）、潘国光（François Brancati）、郭居静（Lazare Cattaneo）诸人。意大利人中尚有艾儒略（Julien Aleni），华人重其学识德行至尊之曰“西方孔子”。儒略于1610年抵澳，首先在澳教授历算，然后入内地，撰书有二十九种。葡萄牙传教师中著名者，有费乐德（Louis de Figueredo）、罗如望（Jean de Rocha）、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曾德昭（Alvarez Semedo）、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郭纳爵（Ignace de Costa）、傅汎济（Francois Furtado）、安文思（Gabriel Magalhaens）诸人。
法国传教师亦甚知名，若方德望（Etienne Le Févre）、汪儒望（Jean Valat）、聂仲迁（Adrien Greslon）、刘迪我（Jacques Le Favre）、穆格我（Claude Motel）、穆迪我（Jacques Motel）诸人是已。
此外他国之耶稣会士有名于时者有西班牙人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奥大利人恩利格（Herd tricht）、奥国之意大利人卫匡国（Martin Martini）、奥国之日耳曼人瞿安德（André-Xaxier Koffler）（其人在明朝任务颇重）。至若纯粹日耳曼人有邓玉函（Jean Schreck，Terentius），而最著名者为汤若望（Jean-Adam Schall von Bell）。
若望以1591年生，1622年抵中国。精于历算，授钦天监监正。1644年满兵入京，若望仍续任监正职。后因仇教事件，被下狱，1669年被释出，旋殁。
比利时传教师中亦不乏著名代表，如史惟真（Pierre van Spiere）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二神甫，并Douai城人。先是利玛窦撰有记录，原意大利文，尼阁将其转为拉丁文，于1615年出版，译为数种文字，颇脍炙人口。
比国人中最著名者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神甫，仕中国，历官钦天监监正、工部侍郎，追赠三代。会中命其为中国副区长。怀仁曾用信札召致教师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抵京前数星期，怀仁尤主张在中国设本地神职班，俾于教难时传教事业不致全坠。利玛窦神甫早有此心，曾在北京为中国青年设置修道院一所。
耶稣会士于传教中时常利用华人辅助，如用“说教先生”，即其一例，教务传布，颇大得此辈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