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景教碑之信札

吾人前述卜弥格居罗马时曾参加其同僚开意吉《插画的中国》一书之编纂。关于西安景教碑之信札，即载入此书之中。此问题颇重要，必须先将此碑对于读者略为说明。吾人首先取材者，盖为Dehaisnes神甫之《金尼阁传》，其中材料颇丰赡也。

1625年初，陕西西安人掘地得一碑，碑首刻十字，环以一种百合花纹，其下正面刻汉文碑文，两侧勒西利亚字。西安守命移置附近一佛寺中。金尼阁、阳玛诺神甫等曾译释其文。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十字下勒碑题九字，题下为碑文，共1789字，两旁勒西利亚文。又据夏鸣雷（Henri Havret）神甫说，碑之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地距西安百五十里。伯希和反对此说，以为此碑原在西安城西某寺中，寺即唐大秦寺旧址，近年移置于西安碑林。碑文略云，贞观九年（635）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至于长安，太宗皇帝使宰臣郊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复次列述景教教义，历朝皇帝（635—781）尊从教法，而于781年建立此碑。前曾有人疑此碑为伪造，后历经诸家考证，今已无可疑矣。

伯希和谓此碑非墓碑，乃由一大施主建立，其人即碑文中之赐紫袈裟僧伊斯。伊斯即碑侧所刻西利亚文人名Yazdbozed之对音。无论诸专家之解说若何，基督教于唐代用聂斯脱里式（Nestorisme）输入中国一点，可无疑也。博考中国载籍，此派在唐代似能相安。然则印度宗徒圣多玛（Saint Thomas）传教中国，殆为无稽之说也。

相传基督诸弟子散走各处传教之时，圣多玛传教阿剌伯以后，进至印度。首莅之地是Malabar沿岸之Cranganor，于其地建设教会数所，然后赴注辇（Coromandel）沿岸。Méliapour国王与其臣民曾经领洗。此宗徒离注辇后，遂赴中国，中国南方诸省因之开辟若干教区。已而圣多玛还至印度之Méliapour，被婆罗门嗾使之群众杀害。其遗体葬于此城，即今之Madras也。此说赞成反对者各有其人。关于传教印度事，赞成者颇不乏人；惟传教中国事，史家多持怀疑之说。金尼阁神甫固曾采此说，安文思神甫且谓圣多玛即中国传说之达摩，然多数史家皆不以是说为然，卜弥格神甫其一人也。

卜弥格应开意吉之请，而为《插画的中国》笔写之关于西安景教碑的信札，所题年月为1653年11月4日，则脱稿于罗马矣。此记录（虽名信札，实为记录）于载入《插画的中国》以前，曾先载入1656年维也纳出版之《中国特产植物》一书之中。碑文拓本与其译文关系甚重，所以在1667年《插画的中国》出版以前，学界不无讨论之人。《插画的中国》所载之信札题卜弥格名，并题华人沈安德与别一华人玛窦（Mathieu）之名。安德吾人识其为弥格之伴侣，玛窦有人误识为弥格之另一同伴罗若瑟者。惟若瑟因病未果成行，此玛窦应另属一人。[5]

开意吉撰述之记载西安景教碑者，此非第一次，先于1636年在罗马出版之Prodromus Coptus中业已根据曾德昭神甫之译文作一小记。惟在《插画的中国》中所载者盖为全文。Rémusat在Michaud之《宇宙传记》卜弥格条下云：“迄于今兹，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辨之。每字旁所编号数，与拉丁文译本各字旁所编号数相对，惟法文译本各字所编号数，不复能与汉文号数相对。但今人尚在觅求此法文本，盖此本后附汉法字汇，而为原本所无也。”

卜弥格信札在语言方面颇有关系，缘其提出汉文并逐字翻译，惟弥格汉学肤浅，而其同伴华人学识亦甚疏陋，所以其译文不及1719年刘应（de Visdelou）神甫译注之文远甚。

然则弥格之工作可誉者不在翻译，而在其辩驳数百年来的传说之讨论。其文在法文本《插画的中国》中，始12页迄16页，力辩圣多玛传教中国一事之无稽。惟一确实之事，则基督教曾在1415年前传播中国南部。其后中绝，已而复兴。根据基督教在华留存之遗迹，当时传教事业，应属之于“传教Malabar一带之圣多玛派或巴比仑派之司铎”，质言之，属于“圣多玛教民神职班”，此乃葡萄牙人对于印度景教教徒之称，盖其在1500年前后抵Malabar时，曾见此派教徒也。则卜弥格之说与今东方语言学者数人之说相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