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会长之严厉

耶稣会会长之严厉

当时耶稣会会长是尼格尔（Goswin Nickel）神甫。前任会长Alexandre Gottifredi神甫在位甫二月，于1652年3月12日殁。

新会长以1584年5月1日出生于普鲁士之Coslar城，1664年殁，为耶稣会第十任会长，单独统治此会迄于1661年6月7日。至是本会开第十一次大会，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之许可，选任Jean-Paul Oliva为本会常任副牧，具有独裁之权。此事在吾人所述时代之后，而在此处涉及者，盖据德国史家郎克（Léodolp de Ranke）之说，尼格尔神甫之失权，非因年高或废疾，盖因其属下人员憎恶有以致之。[8]

据郎克之说，尼格尔神甫性情固执，在日常交际中严酷无情，会中有势力人员多厉恶之，因选举副牧，制其独裁。

又据郎克之说，17世纪中叶，会中纪律有时废弛。前任会长Alexandre Gottifredi承Mutius Vitelleschi与Vincent Caraffa二会长姑息之后，欲加整顿，而不为人所喜。然尼格尔神甫从未整顿会务，不得有此藉词也。

郎克虽敌视耶稣会士，所言不无过度之处，然其学识鸿博，不得谓尽出虚构也。则尼格尔神甫行动傲慢似乎有之，观其对待卜弥格神甫之严峻，可以证也。其责弥格之词，则谓弥格处理此种要件竟敢独以己意为之。会中旧例，凡帝王遣会士为使臣赴罗马，必须遵会长之训教，不应凭一己之判断或外人之教唆。会长为明白表示其不满，命卜弥格停留于Lorette城。此种惩戒非弥格之所应得，盖其完全遵守澳门上级人员命令，似无须求会长之赞同。

卜弥格在物搦齐亚所执任务之重要，若谓会长事先未曾预闻，似乎甚奇。中国视察员除交给证明书外，并有上会长书，赉赴罗马呈递。殆事后会长始见此书欤？

或者澳门上级人员事先未使会长预闻，冀其事后赞成。盖此种举动，足使会长处境困难，一方面无以对附清之汤若望神甫，一方面无以对弃明而从清之葡萄牙人。加之教皇因诺曾爵十世对于耶稣会与法国，俱未表示好感，不能对此事表示好意也。

世人得自问，尼格尔神甫之不满是实在的，抑为权术的？但据吾人之揣想，观卜弥格接受训戒后所感之苦与辩解之切，可见会长之严厉，非完全出于虚伪也。

据Dunyn-Szpot之说，会长之谴责，不特使卜弥格惊异，并且使渴望虚荣的波兰人精神为之不欢。则其承认卜弥格犯有过失，所以见其虚荣心之受挫折，而卒致惊愕焉。

弥格于1653年2月21日在Lorette用拉丁文作一长函，答复1652年12月21日与28日会长之来书。[9]书中言曾上书十余次未蒙裁答，[10]以后作两种答辩。先辩其并未以大使名义赴物搦齐亚，仅按照中国礼节代表明室投递名刺而已。复次答辩彼从未请求用中国大使名义盛仪进入罗马。但承认如宗座以礼仪接待，则尊荣不属于弱躯，而属教会宗座与明室。彼欲宗座正式接见者，无非使其所奉使命加增重要，而引起普遍之注意耳。彼在物搦齐亚曾见枢机员Rossetti与Facchinetti二人，彼等意见如此，并允在宗座前为之先容。

弥格又云：“如此事不为圣父所乐赞，余之见解与意志情愿完全服从；余将预备赴罗马执行使命，或立还中国，虽损失声望健康在所不惜，惟圣父之命是从。”

末后声明附寄一函致某枢机员（应是Fabius Chigi），不用信封，俾会长得悉其内容。所言枢机员应指教廷国务书记员，盖Dunyn-Szpot神甫书曾言其人将为卜弥格预备一种正式晋见也。

最后会长许弥格赴罗马，惟仅用教士名义来，不许用大使名义来。

弥格抵罗马后，等待长久，艰苦备尝，较在物搦齐亚之受优待，未可同日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