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耶稣会士之功绩

称赞中国耶稣会士之文甚多。中国方面有康熙皇帝上谕两件。第一件是1692年3月17日上谕，言传教师之功劳及所奉教非邪教。第二件是1692年3月19日上谕，并言葡国会士徐日昇（T.Pereira）、法国会士张诚（F.Gerbillon）参订尼布楚中俄界约之功。[16]

兹再引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三人之说，后二人之意向明了，不得谓对于耶稣会士有所偏私也。请先引博学多闻的Abel Rémusat[17]之说：“欧洲人殆在16世纪末年与17世纪上半叶中，始对于中国风俗文学史有正确认识，要为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师安文思（G.Magalhaens）、曾德昭（Semedo）、殷铎泽（Intorceta）、卫匡国（Martin，Martini）诸人之功。法国传教师始与诸人竞，不久遂以所撰关于中国之著述，凌驾诸人之上。白晋、张诚、李明、马若瑟、巴多明诸人对于中国之撰述，颇受法国之欢迎。晚至前1世纪，见冯秉正、du Halde、钱德明、韩国英（Cibot）诸神甫之撰述，尤感兴趣。……据外国人之说，是为他国学者开辟路径，而使欧洲人认识中国之第一等撰述。”

法国大史学家与文学家Villemain[18]曾称颂北京法国传教会耶稣会士之功绩，并谓显耀法国学术之人名固众，“而能与此辈教士相提并论者鲜见，此辈教士为数学家、天文家、博言学者、画师、艺术家、外交家，因宗教犯冒险阻，破除迷信，跻身于中国官吏之列，与巴黎科学研究院通信札，而满足Fonttenelle与Mairan之疑问”。

著名地理学者Elisée Reclus[19]之评论虽简略，然较为明确。首先著录中世纪欧洲人所为最初旅行中国之事迹，续言：“然纯粹探考事业与中国地图之审订与改良，实始于诸传教师。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师卫匡国撰有专书，采录中国地图，并为校正。17世纪未年法国传教师奉命治理中国历算以来，常与西方地理学者通声息，探考愈明，地图愈实。”

总之，曾经研究中国之学者，多承认昔日传教师之功绩。Emile Hovelaque[20]对于欧洲人大致责备甚严，而对于耶稣会士亦颇奖赞云。

中国耶稣会之事业，由是不仅属于宗教史之范围，而且属于一般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