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卜弥格奉使之说
由是观之，诸枢机员之任务，仅限审查此请求教皇接见之人是否为一骗徒，并讨论教皇用何种方式接见。
进行程序，大致如是。至若“教会不肖仆”攻驳诸点，大致关系不重，而且琐细，故名称“政客”之辩护人，不难一一作胜利之驳复。
（一）驳者曰：卜弥格之奉使，何以未预先通知？
答者曰：中国习俗如此，凡深悉中国风俗者，皆可为证。
（二）驳者曰：按照中国国法国俗，妇女蛰处深宫之中，不许参与国事，皇太后烈纳之遣使，何以如是之易？
答者曰：中国所订关于妇女之法制，当然仍有效力；然皇帝有自由任意使用法律之权。皇太后与其他宫人之领洗，既经请求皇帝核准，遣派使臣一事，应亦然也。
（三）驳者曰：何以皇太后不遣使赴葡萄牙国王所？纵不然亦应将遣使赴教廷事用书翰通知。盖葡萄牙人供给永历帝兵械，明廷应当感谢也。
答者曰：此事究有何益？何必泄漏中国皇室秘密？不肖仆既言感谢，应知葡萄牙人应感谢明室者，较之明室所应感谢者为多。葡萄牙人固曾以兵械供给明帝，然明帝在澳门饥馑时，曾自内地运输米麦与其他生活必需之物，赈济澳门也。又曾应耶稣会士之请，永远蠲免澳门每年应纳之税银五百两，并免除船舶税数年。现有不少文件证明明室加惠于葡萄牙人之事不少也。
（四）驳者曰：何以皇太后不遣一华人为使臣，而命一欧洲耶稣会士为之？
答者曰：因为当时皇帝尚未领洗，自应遣一教师赴教皇所报告宫廷领洗之成绩。宗座所乐与接待者，当然无过于遣赴中国传教之人。[16]
（五）驳者曰：缘何不命一奉教之中国官吏担任其事？
答者曰：庞天寿极愿赴罗马，虽为弥格伴侣，亦在所不辞。惟中国国法，不许大臣出国，而且国难未已，朝廷需人，永历帝特留之，致未果往。如遣别一信教者奉使，则未免启未奉教者之疑忌。拟待后来皇帝受洗，国家太平，再遣第二次使臣赴欧，皇太后在上教皇书中已言之矣。
（六）驳者曰：纵然承认卜弥格为奉使合格之人，何以不多带中国侍从俱来？
答者曰：盖因华人体质不强，不适于长途旅行。当时被指派随行者甚众，仅有两人愿往；而此两人中之一人因病止于中途，别一人在道数频于死。弥格本人实不愿多携随从，经过土耳其境界，恐被其俘掳为奴，抑强迫改教也。
复次今为一劳永逸起见，特地说明何以不遣华人为使臣之理。吾人应知中国从未遣华人为使臣往外国。此次使臣得遣者，盖命其致礼于代耶稣在世之代表座前。中国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负其政治、其学识、其财富皆优于他国；则其不愿声称求救他国可知也，是故不愿遣华人赴欧洲。假定欧洲不以礼待来使，则将有害于天主教之发展，而奉教之宫廷且受人揶揄矣。宁可使卜弥格当之，不可使一华人往。
（七）不肖仆对于辩护人《记录》驳摘之词，尚有若干责难之点，未经辩护人答覆，盖其以为显无答覆之必要。所指摘诸点，有根据错误不难答辩者，兹为节述于下。
告发人见《记录》所言澳门审查中国信札时之中国见证，模糊不明，而证明书所载之名，则名其人曰罗若瑟、沈安德，颇以为异。所以不信皇太后等以信札付弥格时其人仍在场，盖中国国制，男子不得入宫内也。彼以此种遣使事罕见，澳门人得受其欺，而检查信札时何不延可以信任之年高而严肃的葡国人到场。若信诸政客或耶稣会士未尝有心作伪，是未深识此辈之为人也。此处又可见不肖仆对于耶稣会表示恶感。彼以为澳门视察员出具之证明书显然未足，而辩护者对此之解说未能满足人意。至若《记录》谓澳门长官之反对卜弥格出发，盖恐开罪满人，彼亦不承认此说具有理由。据云满人既知澳门之葡萄牙人以援兵助永历，应并知永历曾正式遣使答谢澳门人也。
吾人应忆及者，葡人在先固曾援助明朝光复，其后见其不能成事，似已中止援助。至若遣一小队葡兵助明一事，其重要实不及明室遣使赴欧求援一事远甚，满人对此不能等视之也。
不肖仆以为隆武帝从未请毕方济神甫共理国事。对于Méliapour大主教交付卜弥格之信札，颇为怀疑。据称此主教名Stéphane de Britto，当时应已不在人世。殊不知在位迄于1659年之Méliapour大主教实为Francois Garcia而非Stéphane de Britto，虽皆属耶稣会士，然非一人也。
不肖仆以为撰《记录》者与诸政客同称卜弥格之奉使，并无何种利图，盖欺人之词。耶稣会士之世俗利益，与其传扬公教之势力相等，不难谋取若干正式文件，垄断中国全土传教事业，以为报酬地步。
总而言之，此种敌对运动，不仅欲丧失卜弥格之名望，并且欲丧失耶稣会之声誉，故始终辄见有反对耶稣会之个人恶感。是以辩护者在《记录》中未将一切责难之词一一答辩。不肖仆在第一次攻讦之文中自诩深知中国文物，欲以此启世人对于卜弥格之疑心，辩护者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其人自负认识澳门、广州及其他沿海诸地（因其自承未入内地）并曾赴安南南圻、马尼剌、Macassar等地，而广州与海南岛之船舶多莅此。居其地凡两年，尝与华人交谈，询问其国政治，所不知者，复据书本考之。由是对于中国国内情况，与夫大员心理，知之尚为明确，所以敢断言中国当局慎重，决不任卜弥格携带少数随员，与未经澳门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四大宗派道长共同证明之信札也。
辩护人首先驳不肖仆所言地理方位之误：南圻不在中国之东，而在其西南。中国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语，如何能用此种语言与之交谈国事。至若在马尼剌参考书本，研究政事，尤不可信。辩护人引证数例以驳其说，兹仅举其一例言之：中国内阁非由阁老30人组织而成，其人数大致为7人，或4人，甚至减为1人。永历之唯一阁老即庞天寿，[17]其人兼司礼监，权势甚重。则皇太后、庞天寿等所遣之使臣，必得永历帝之同意，其事无足异也。由是不肖仆在历史地理方面，被人辩驳无余，并足证其不明情势，显存恶心。
辩证之理由虽然坚强，宣教部尚以为未足，盖在1655年9月6日之下次大会[18]中，重为1654年8月24日大会之举：复设一委员会详细调查此案。被派为委员者有Pallotta、Gérôme Grimaldi、Dominique、Cecchini、César Facchinetti（此人即卜弥格在物搦齐亚所见之枢机员），四枢机员会同宣教部主任枢机员Antoine Barberini共同审查。
此次较前次却大有进展。1654年8月24日大会所设之委员会仅在汇聚意见，交由大会审核，此次所设之委员会，则在编具报告，递呈教皇。
时因诺曾爵十世已在1655年1月7日去世，新任教皇为亚历山大七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