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对于中国政权之政治态度
耶稣会士处满明之间，设若公然袒护一面，其地位必甚困难。所以耶稣会不正式参加何派，一任会士自由决定从违，是故依附明裔而为代表者有之，归向新朝者有之。例如汤若望神甫与罗雅谷神甫同受崇祯皇帝宠眷入监治历，明亡，若望仕新朝，治历如故。又如1647年以后永历皇帝自立于南方，而忠于其事者有陆安德、卜弥格二神甫是已。
在葡萄牙军民一方面，中国政治状况势必迫之采用一种策略，缘了解中国生活最深者，除传教师外，当以葡萄牙人为最，不能以此责之也。所以葡萄牙人曾助明末诸帝抵御满洲。1620年以来，澳门葡人献炮四尊于朝，因沈
诸人之仇教，朝廷留炮而遣葡人归。1630年中国复招澳门葡人入内地协助防御，队长公沙的西劳（Gouzalve Texeira-Correa）率领士卒四百、炮十尊入境效力。适广州巨商大贾垄断中西贸易，恐葡人入京得势，而彼等失其利，厚赂朝臣，并作危词以间之；朝臣惧，命葡人勿来京，后公沙的西劳等阵亡于登莱。
嗣后永历时，澳门曾以士卒助明防御，惟其数甚微。时满洲势甚盛，葡人恐开罪满人，遂不复敢公然助明矣。
耶稣会对于战团曾决定守中立，惟对于本会会士之秘密赞助明室者，亦不反对。盖忆及明朝诸帝待遇传教师之优，恐新主不复如是也，所以明未全亡时曾暗使葡人辅助前朝。
及至满洲入主中国，永历自立南方之时，兵势偶振，而基督教忽植其根株于宫中，则入华耶稣会士爱护永历之情绪不难知之矣。
绪说尽于是矣，说虽冗长，要可免后来枝节问题之发展，盖此后之叙述将为本概说之说明也。耶稣会对于中国士夫所具有之势力，其贯注于被劝化的内监之热心，诸传教师牺牲其精力而传布其教之毅力，被传教国家对于科学研究所表现之兴趣，皆将于后此所述中国传教史中一种确定时代见之。
[1]书名《中国》，巴黎1920年版197—201页。
[2]参看《通报》第二辑第二十卷157页以后。
[3]标题作《十六世纪传教师自里斯本达卧亚之旅行》，见《研究》（Etudes）杂志第二十卷（1908年10月刊）178—200页。
[4]参看Augustin Ribeiro《葡萄牙之传教与探险》（1900年里斯本刊四开本）19页。
[5]参看Jean de Thévenot行记1684年巴黎刊四开本273页。
[6]参看Guillaumo Thomas Raynal《两印度欧人商业领地政治哲学史》（1780年日内瓦刊四开本五册）第一册69—70页。
[7]参看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1920—1921年巴黎刊大八开本四册），第三册128页。
[8]钧按：《明史》三二五《佛郎机传》：“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1506—1521）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
[9]据葡国史家de Cunba Goncalves说，Camoens未莅澳门。参看Jean-Javal，Sous le charme du Portugal，Paris，1931，p.143。
[10]参看de Moidrey神甫《汉学杂纂》第三十八册176—178页。
[11]参看de Moidrey《汉学杂纂》第三十八册217页。
[12]参看前书176页。
[13]参看J.de La Serviére神甫《耶稣会旧日传教中国事业》，上海1924年刊，52页。
[14]此二神甫足迹未履中国，然由其撰述，足与入华耶稣会士并重。
[15]同上。
[16]参看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第三册273—274页，314—315页。钧按：可并参考《正教奉褒》115页两上谕原文。
[17]参看所撰《亚洲杂纂》（1825—1826年巴黎刊八开本二册）第二册277—278页。
[18]参看所撰《文学研究选录》（1878年巴黎刊）。此段业经A.Brou & G.Gibert二神甫所撰《一八二三至一九二三年之耶稣会传教师》（1924年巴黎刊）34页转录。
[19]参看所撰《新世界地理》（1875—1893年巴黎刊八开本十九册），第七册252—254页。
[20]见前引所撰《中国》49—50页。
[21]参看Jean Maracci神甫呈送宣教部之《东印度近事记》，1651年巴黎译本；F.M.deMontézon & Estève《南圻交趾之传教事业》，1858年巴黎刊本；Auguste Colombel《江南传教史》，1898年前后石印本，第四篇538—539页；前引de La Servière《耶稣会旧日传教中国事业》18页。
[22]参看所撰《江南传教，其历史，其事业》，（1900年巴黎刊八开本）19页注。
[23]当时中国教民人数颇难得其大概。可参看A.Brou神甫撰文《昔日传教统计》（《传教史杂志》，巴黎，1929年9月1日刊，376—377页）。
[24]参看de Moidrey《汉学杂纂》第三十八册184页以后。
[25]钧按：费赖之神甫《入华耶稣会士传》业经余转为汉文，沙不烈君似未及见此书二版，此条引证殆误，可参看费赖之原书自序。
[26]英国博物院藏本Ms.add.29818号，159—176叶。
[27]《远东杂志》（1884年巴黎刊）第二卷58页以后。
[28]见所撰《中国史事》，1585年罗马刊本。
[29]见所撰《利玛窦传》，载入《研究杂志》1910年7月5日刊14页以后，1910年7月20日刊191页，1910年9月20日刊759页。
[30]参看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第三册246页。
[31]《传教信札》（Le Gobien刊本）第三辑（1703年巴黎刊）155—160页，第五辑（1705年巴黎刊）26—30页。
[32]《传教信札》（同前刊）第八辑（1708年巴黎刊）221页。
[33]见Claudius Madrolle撰《中国南部日本越南行记》（1916年巴黎刊本）77页。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第三册86页则云：“明代政府已到坠落时期；君主皆庸劣无能；文艺完全衰微。”
[34]除开1615—1623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仇教时代外，其后自1628迄1644年间，诸传教师曾睹一繁华安宁时期。参看de la Servière《中国耶稣会旧传教事业》18页及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第三册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