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卜弥格传补正[1]

〔法〕伯希和　撰

冯承钧　译

沙不烈（Robert Chabrié）君近撰的一部《卜弥格（Michel Boym）传》，[2]内容颇错杂不明，而且记述重复，并涉及枝节问题。可是他对于此书用力很勤，势须在Paris Carpentras、Bruxelles、Rome、Ajuda等城的档案库同图书馆鸠集材料甚久，因之有不少簇新的材料之发现。我在本文中仅为一部分之纪录同讨论，尤其注意的，就是卜弥格神甫在明末永历时宫中诸后妃受洗（1648）后之任务，同他在1650—1659年间代表永历太后同教名亚基楼（Achillée）的太监庞天寿奉使西行往谒教皇之事迹。

沙不烈君对于波兰同传教会史，皆表示一种相当之同情，所以撰此卜弥格神甫传，直接、间接裒辑关于此神甫之事迹，用力很勤。尚有两种材料，也是他宜于参考的，但是他未能见，这不能算是他的过失。一种是耶格儿（Jäger）君的佳文，《瞿式耜之末日》（Die letzten Tage des Kü Schi-si，见Sinica第八册，1933年刊，197—207页），永历末年的正确年代之考订，要以此文为第一次，不幸出版太晚，未及采用。一种是克莱色儿（A.Kleiser）所撰的《卜弥格奉使记》（Die Gesandschaftsreise des P.Michael Boym S.J.im Auftrage einer christlichen Kaiserin in China 1650—1659见1926年刊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亦是佳作，不幸巴黎诸大图书馆皆未藏有这部《公教传道会》刊物。[3]

卜弥格（Michel-pierre Boym）好像是在1612年诞生于Lwow城。先世从匈牙利徙居来此，不久便成贵族。他在1631年8月16日入Cracovie城之习道院，后曾至罗马。1642年时，从葡萄牙京城里斯本（Lisbonne）赴远东，在日本教区中服务，当时日本教区并包括越南半岛东部同海南岛，所以区部设在澳门。卜弥格好像在1645年被派到交趾（Tonkin），[4]已而在1647年被派到海南岛中之定安（在琼州之南）。[5]疑在1648年奉命回交趾，1649年又从交趾登舟赴澳门，1650年1月，诸传教师得还海南岛时，好像卜弥格不在行中，因为他在永历朝中之任务，即开始于是时也。[6]

清兵虽在1644年取北京，明朝诸王尚能在南方抵抗甚久，其末一王，就是在一定时间获有若干胜利的桂王由榔。由榔以1611年生，[7]于1646年11月20日在广东肇庆号监国，于同年12月24日在同城即帝位，定年号曰永历。然清兵在1647年1月20日取广州，永历先走广西梧州，继走桂林，当时他的左右，有几个旧已信奉基督教的人，就中若1630年前在北京由龙华民（Longobardi）授洗的太监庞天寿（教名Achillée）[8]同大学士瞿式耜（教名Thomas，此人系出江苏常熟的一望族）、总兵焦琏（教名Luc），皆其著名者也。已而清兵进攻桂林，围城之役，始1647年3月20日。迄7月1日，久攻不能下，遂引去。会清江西总兵同广东提督以二省叛附永历，由是永历恢复之地共有七省。可是不能久保有之。1650年11月25日，清兵复取广东，越三日，入桂林，杀瞿式耜。由是永历流离奔走，至于缅甸。终由缅人执献中国，1662年6月11日，为清人缢杀于云南府。

当1582年终时，罗明坚（Ruggieri）同巴范济（Pasio）业已在总督驻在之肇庆传布宗教，不久被迫出走。然罗明坚在1583年9月偕利玛窦（Matteo Ricci）复还肇庆，此第二次之传教。阅年始久，在近代时，于中国本部创立一种传教会，是为第一次。[9]此后60年间，此传道会之作何归宿，我无暇在此处寻究。仅言在永历同他左右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之时，肇庆只有传教师一人，其人就是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

瞿安德原名Andreas Wolfgang Koffler，以1603年出生于下奥地利州（Basse-Autriche）之Krems城。[10]其家世奉路德（Luther）教。母寡居后，携其子女数人徙居Ratisbonne。幼年的瞿安德留在维也纳（Vienne），遂在此城归向公教（catholicisme），[11]他在1627年入耶稣会。在1639或1640年赴远东，或者已被派遣在中国服务。[12]1641年11月抵Surate，1642年1月抵Goa。[13]1942年终，瞿安德留居Batavia很久。先因海风不顺，后因上级人员的命令，所以未克成行。[14]好像他在1643年至澳门。可是留居澳门时至少有两年，因为沙不烈君（64页）初发现的一封信，是他在1648年11月28日作于广州者，内有ego Sinas in ressus ante triennium一语。如此看来，他由澳门入中国内地时，应在1645年。[15]当时他在中国，仅以安德纱微（Andrea Xavier）名称而显。[16]

惟是关于瞿安德以后的事迹，记载不无牴牾之点。《略传》第二版（266页）说瞿安德“自从到了中国以后，就同明朝的后裔共患难。他曾与统率澳门所遣援助永历的三百兵卒的统领Nicolas Ferreira相随”。沙不烈君亦说瞿安德在1645年入中国境，并说“他以葡萄牙援兵的随军教师的名义进入中国，嗣被留于永历朝廷”。沙不烈（61页及76页）君又据de la Servière神甫之说，谓澳门遣派Nicolo Ferreira同葡萄牙兵300人者，乃因毕方济（Sambiasi）神甫交涉之结果。

毕方济之赴澳门，实为隆武所遣派，或者偕太监庞天寿同行。庞天寿并往见后来不久称永历帝的桂王。此事之经过在1646年夏杪。隆武死后，毕方济神甫留居广州，曾在其地建设教堂一所。1647年1月20日清兵取广州时，他尚在其地（参考《略传》二版141—142页）。[17]又一方面可以确定者，1647年3月20至7月1日，清兵围广西桂林时，Nicolas Ferreira所统的葡萄牙援军在永历所。或者就因为葡萄牙人的炮火，清兵始解围去（参照耶格儿撰文197页）。则澳门的葡萄牙援兵不应在广东陷落后始赴永历所，其事甚明。世人可以主张葡萄牙人往援永历时，就在1646年终11月或12月时，或者就是毕方济神甫交涉之结果。

但是瞿安德神甫同葡萄牙的援兵离去澳门一说，我以为不可靠。洵如此说，他“入”中国时则在1646年终，而非他所明言的1645年矣。即据沙不烈君（76—77页）之说，庞天寿奉隆武命来谒永历之时，质言之，在1646年8、9月。葡萄牙援兵尚未在澳门出发以前，瞿安德同焦琏正在永历左右。

有一条记载，我以为似可以解决这件问题。Alexandre de Rhodes（Tunchinensis Historiae libri duo，Lyon，1652，p.191—193）[18]记录有云，澳门教团日耳曼籍的神甫安德纱微（指瞿安德）在1644年派到中国。赖他的数学知识丰富，受人欢迎。曾作了一件很大的事业。他尤为交趾邻省的一个长官（prorex）名Luc的基督教徒所优礼。会有交趾国王的贡使还自北京，安德纱微神甫乘其经过广西时，劝此长官厚为款待。因为安德纱微神甫曾有若干时间奉派往交趾服务，他尚未忘前此的使命也。此外他并求此长官作书致交趾国王，赞扬基督教。并命亲信人持书随交趾使臣同往。这封书的结果，则使六个月中，交趾人受洗者有一万二千人。他看见有此成绩，于是决定在交趾建立些新传教会，当时的视察员Manuel de Azevedo在澳门神学院选了神甫五人，于1646年杪前往交趾。

Alex.de Rhodes神甫是亲见交趾事物的人，对于瞿安德之入中国，或者记错一年。因为据瞿安德本人之说，勿宁谓在1645年也。可是安南使臣经过中国邻省，加以一万二千人受洗之六个月的期间，同报告到澳门，并遣派新传教师的时间，合计也应须一年之久。如此看来，瞿安德入中国时，最晚应在1645年。由是不能涉及葡萄牙援兵的问题矣。安南使臣寻常所遵之途，是广西省。则1645年时，瞿安德神甫所在之地，就在广西省内之梧州或桂林。名唤Luc的基督教长官，应是焦琏。可是焦琏未为广西长官，而且其人为瞿安德所熟识（沙不烈书77页），不应有此误解。按：在1645年夏季以来，为广西长官者，就是奉基督教的瞿式耜（耶格儿撰文203页）。殆因A.de Rhodes对于此点有所混解。[19]无论如何，瞿安德在1645年建设一传教会的地方，应在梧州或桂林，基督教徒瞿式耜同焦琏驻载的所在。1646年终永历即位时，他或者由此处赴肇庆，逗留若干时。次年一月，永历走桂林时，瞿安德既还他的广西教区，曾在葡萄牙援兵军中做过若干时的随军教师，亦有其可能。可是不常在军中，因为桂林被围时（1647年3月20日至7月1日），他曾偕庞天寿被派到北方调集新军也。

永历宫中有一部分人之受洗者，盖因瞿安德之劝导，同庞天寿瞿式耜、焦琏等赞助之功。

我们对于此事有若干载籍可据。这些载籍有的是瞿安德的信札，或是本于此种信札的文件，有的是本于卜弥格的文件，有的是皇太后烈纳同太监庞天寿亚基楼致教皇等书而由卜弥格赍往罗马者。沙不烈君所采辑者，为数不少，可是有若干点尚有确定之必要。兹请先言直接间接本于瞿安德的载籍。

（一）《中华帝国纪要》（Svm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Mexico，Iuan Ruyz，1650，in-4，12 ff.），此书全名，可检Streit书第五册2210则。Streit未将收藏此罕见的刊本之处所标明。沙不烈君曾在宣教会档库中获见一本（Lettere Antiche vol.193），此本之沿革尚不难考求得之。中国副教区的信札，以及澳门的信札，曾经转致于菲律宾（Philippines）的耶稣会士。诸信札中最使人惊异的，就是瞿安德叙述隆武同毕方济的关系，永历初即位及诸后妃受洗等事的信札之抄本，以及鲁德照（Semedo）作于澳门，从Macassar寄到欧洲，报告永历在其后未久遣派信奉基督教的官吏奉使到澳门的一件信札。瞿安德那封长信，大致已照文翻译。诸信札之年月未经标明。可是曾言瞿安德之信札系作于1648年者。这种惊人消息，显然是由此两封信札从菲律宾传到墨西哥（Mexico），所以才有这部刊本。本书开始所志清人占领中国北部之文，仅为一种绪言。沙不烈君对于从Macassar寄到欧洲的那些信札之说明，非真相也。

（二）别本《中华帝国纪要》（Sv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Madrid，Pablo de Val，1651，in-fol.2ff.），可参考Streit书第五册2219则。此书之罕见，几与1650年墨西哥的刊本相同。Streit说Valladolid城之Santa Cruz图书馆藏有一本。我现在也收藏有一本。此本是两开本，合计二页，字行极密，故能将墨西哥刊本的全文完全录出。我现在所用的，就是这部1651年的刊本。

（三）荷兰文本《中华帝国纪要》（Cort Begrip Vanden Staet van het groot Rijck van China Ende van het Christendom aldaer van het Iaer 1637.tot 1649.Overgheset uyt het Spaensch ghedruckt to Mexico，t'Antwerpen by Guilliam Verdussen 1651，in-8，71 p.），按：Cordier《中国书录》二版1078—1079页，同Streit书第五册2218则的著录，是本于Sommervogel书第四册1156页者。然Sommervogel未知墨西哥刊本的原西班牙文本为何本（《中国书录》二版1079页已引其语）。Streit说此荷兰文本就是西班牙文本《中华帝国纪要》的译本。所见固不错，然而其中尚有别的材料，而未经他注意到的。此本1—25页，应与《中华帝国纪要》本瞿安德信札前之文相合；25—48页（等如Streit书第五册的2197则），显然就是瞿安德在1648年所写的信札，而经《中华帝国纪要》刊布者；48—62页，大致可以确定是鲁德照信札的译文。可是墨西哥的西班牙原本尽于此矣。荷兰文尚有一封瞿安德自广州致Florentius de Montmorency神甫书，所题年月是1648年11月25日（62—67页）。别有一封瞿安德自广州致Joannes Schega神甫书，所题年月是1648年12月28日（67—71页）。这皆是《中华帝国纪要》两种刻本中并阙的文件，应是瞿安德直接寄往欧洲，而经荷兰译人加入《纪要》译文之后者。瞿安德并在1648年11月28日自广州直接致书于耶稣会的统领Caraffa（沙不烈书64页）。不幸Streit未言收藏此荷兰文本的所在，而我亦未获知之。吾人虽不能见此类瞿安德的原信，观其题年，可以证明他在1648年11月25至28日，到过广州一次。又在1648年12月28日，到过广州一次。时永历驻在肇庆，而肇庆距广州甚近，易于往来也。

（四）葡萄牙文本《一六四八年中国君后皈依记》（Relacao da converao a nossa Sancta Fé da Rainha，& Principe da China...que Se baptizarao o anno de 1648，Lisbonne，Craesbeeck，22 oct.1650，in-4，16 pages），参照Corcier《中国书录》二版818页，Streit书第五册2209则（其中的Outubro误刊作octubre）。沙不烈君未见此本，可是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有一本，Cordier著录有两本，我还可指出两本，一本是日本岩崎男爵的Morrison Library所藏本（书目第二册474页），一本是我的收藏本。世人从Figaniere之说，以为此书撰人是利玛弟（Matias de Maya），时利玛弟确在澳门也。姑无论此说是否确实，此本撰人必见瞿安德在1648年中所写的信札，并且还知道1648年10月杪澳门的事情。

（五）《一封信的钞本》（Copia di una Carta，escrita por el R.P.Francisco Picolomini...bobre los...progressos de la Religion Chrestiana en los Reynos de la China，Madrid，Diego Diaz，1650，in-42 ffnch.），参照Streit书第五册2208则，Maggs书目四一三卷（1921年刊）七七二号，定价十镑十先令，我也收藏有一本。此信是耶稣会统领Piccolomini致Aragon之总管（provincial）者。他间接根据的，就是瞿安德神甫的那些信札。

（六）别本《一封信的钞本》刊年及版本形式相同，在Séville城的Juan Gomez de Blaz书店出版。Streit书未曾著录，Maggs书目四一三卷（1921年刊）七七一号载有一本，定价十镑十先令。

（七）别本《一封信的钞本》在次年出版，版形及出版处所与前书同。可参照Streit书第五册2217则，Maggs书目四一三卷（1921年刊）七七六号，定价六镑六先令。

（八）数年前，Bosmans神甫曾言Bruxelles全国总档库（Flandre-Belgique教区耶稣会档库，档册八一二至九一五号，145—146页）所保藏的文件，志有瞿安德神甫使明朝后妃皈依事，我未详此类文件之所本。

如上所述，并是直接间接本于瞿安德神甫的文件，可以据之确定若干问题。《略传》二版267页谓明朝后妃在1647年4月受洗。沙不烈君（77—80页）所想的年月，似亦相同。乃观上引《皈依记》的标题，既谓诸后妃之受洗事在1648年。又考《纪要》本中所译瞿安德神甫信札叙述之次第，亦应位其事于1648年3、4月中。[20]现在吾人可以确定瞿安德此信之时期也。瞿安德说，接着在1648年5月初，永历某妃所生之女死。继言其后未久，永历正后诞生皇子。案此皇子实生于1648年5月22日（参考耶格儿撰文199页）。顾永历限在三个月后始许此子受洗，而瞿安德的信札殿以皇子受洗事，则此信应作于1648年8月杪也。世人已知永历太后（永历嫡母，非永历生母）受洗的名称是烈纳（Hélène），皇子受洗的名称是当定（Constantin），永历本人从未为基督教徒。卜弥格在他1654年的《略记》（Briefve relation）中，说他是一个“洗礼志愿人”，乃是故甚其词。

如此看来，1648年8月杪，永历左右著名的基督教徒，除庞天寿、瞿式耜、焦琏三人外，尚有下列诸人。

（一）永历嫡母王氏，教名烈纳（Hélène）。

（二）永历生母马氏，教名玛利亚（Maria）。

（三）永历正后王氏，教名亚纳（Anne）。

永历在其间曾挈其宫廷至肇庆，曾在肇庆遣使臣二人（据《皈依记》）或三人（据卜弥格记）赴澳门。使臣于1648年10月17日在澳门登岸，于作视察员的神甫举行一万一千贞女纪念弥撒之日（10月21日），以所赍礼物赠与耶稣会士。澳门以若干礼物及若干兵器答礼。圣诞节后，瞿安德亲至澳门，代永历请求救兵。[21]

因为永历虽然暂时机遇转佳，尚觉将有清兵逼迫之虞。于是有人为他求援，卜弥格奉使到欧洲的目的，必定也为此事。

当时在永历左右的传教师，至是仅有瞿安德一人。[22]盖1649年初，毕方济殁于广州。其后未久，鲁德照至广州，曾进至肇庆。然在3月27或28日离肇庆，而于4月1日前后回澳门。鲁德照指定卜弥格前往永历朝辅助瞿安德之时，应在此后数月内。则是1649年中事，而非1650年中事矣（参照沙不烈书70页）。迨至遣使赴罗马的计画决定之时，卜弥格遂被指派前往。

设若审查此次遣使之情形，好像其意是发动于耶稣会士，而非出于永历左右的中国人者。盖因后妃皇子之受洗，耶稣会士以为明朝如果光复，中国公教的前途将必不可限量。况且1648及1649年时，虽有清兵进迫之虞，永历命运暂时转佳，尤使人预睹光复为可能。在吾人今日视之，固不失为幻想，而在当时必有人希望借基督教的欧洲之力，以援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之朝廷也。至在中国人方面，我想对于这种举动未必乐从，未必抱有很大的幻想。永历本人毫无参加之迹，就是他信奉基督教的要臣瞿式耜，也未参加，[23]仅由太后烈纳同太监庞天寿出名致书。其书有四，两书系由太后烈纳致教皇及耶稣会统领者，所题年月皆是1650年11月4日。两书系庞天寿致教皇及耶稣会统领者，所题年月是1650年11月1日。[24]致教皇的两封原书，曾为教廷所保存。致耶稣会统领之二书，现仅在Marini书中得见其拉丁文译文。[25]卫匡国（Martini）之一写本，对于庞天寿致教皇书的封面，亦有详细的记录（沙不烈书100页）。最后沙不烈君（105页）在宣教会得见一种记载，就是关于庞天寿命卜弥格献给圣纳爵（Saint-Ignace）坟墓的银牌上刻文字之记载。沙不烈君所未见1650年的《文学年鉴》（参照本文注七），有一段亦系关于此银牌文字的记录。

遣使的方针一旦决定以后，遂命卜弥格神甫为使臣。庞天寿并命两个中国人随使前往（沙不烈书107、224页）。其一人是个19岁的基督教徒，名André，其姓或作Hien，或作Sin，或作Chin，或作Chen。[26]其官位等若统带两千人的武官之yeu-ki。别一人名称Joseph Lo，在道得疾，中途折还，未随使往。[27]

耶稣会士逆知卜弥格及其同伴之奉使，虽携带有那些消息同信札，或不见信于人，所以预先曾为种种保证。[28]1650年11月23日，那两个中国人在教会的一个公证人前宣誓，证明卜弥格之奉使及其所赍信札之真。12月28日，视察员Sebastiao de Maya[29]以证明书付给卜弥格，惟这些证明书仅证明其为本人，乃因中国副教区之事务遣往谒见耶稣会统领者。并付以致统领个人之私函一件，此私函后在卜弥格受讯中并未提出，今已不存。根据一种可靠的证明（参照沙不烈书153页），此私函仅证明卜弥格奉命以太后及庞天寿书送呈教皇。会中人的保证固如此严密，可是澳门的官宪在1650年终力阻卜弥格出发。他们以为此举可以招致清人怨恨，而有害于葡萄牙的侨民。视察员Sedastiao de Maya以逐其离教为要挟，澳门长官不得已始放行。卜弥格或者在1651年1月1日登舟，乃清兵已在1650年11月25日入广州，后三日取桂林。瞿式耜被擒，后此不久被杀。永历偕其左右自梧州走南宁，这些附近不远地方的事变，澳门之人必定知道。卜弥格固然尚可以奉那些皈依的贵人之使命往罗马致敬礼，可是想明朝光复而使中国公教地位巩固的计画，已成为未生产而先夭折的计画矣。[30]

这种计画不但有害于澳门的葡萄牙人，而且有害于中国北方的教会。因为北方教会业已归附清朝，并且赖汤若望颇得权势。然则Goa城的葡萄牙官宪绝对不许卜弥格前进，及他潜行绕道抵罗马时，耶稣会的统领同教廷不以好颜对他，其故不难解矣。

卜弥格在1651年5月即抵Goa，葡萄牙官吏不许他登舟，交涉有6个月之久，仍不发生效力，他遂放弃海行的计画。于1651年12月8日，偕同André Sin，潜离Goa，历经Golconde，Ispahan，Tauariz等城，在1652年9月抵Smyrne城。[31]9月29日就是他的本生圣者圣弥格（Saint Michel）之日。卜弥格服中国衣冠，在Smyrne一个教堂里面，用意大利语说教，历述永历宫廷中人皈依，及其本人旅行犯冒险阻等事。其词甚长，嗣后他附物搦齐亚（Venetie）国的海船，在11月杪，或12月初间，到达物搦齐亚城（Venise）。[32]当时此共和国不许耶稣会士入境，卜弥格乃求法国的大使为之先容，遂得于12月16日进谒总统（Doge）及元老院（Sénat）。谒见时，他仍服中国衣冠，以庞天寿书呈总统。卜弥格在12月23日作书二封，致Douai城大学的校长同教授，亦系作于物搦齐亚城者。月杪他首途赴罗马，他以为以大使的资格，必受盛礼接待，孰知在道接到耶稣会统领12月21日及28日的来书，反大受谴责，命他停留于Lorette城。卜弥格在1653年2月21日作书自辩，才蒙许他前进。及抵罗马以后，困难并不因之中止，讯问、会议几有三年之久，才得1655年12月18日教皇致太后烈纳同庞天寿的答书，时太后烈纳殁已四年矣。

卜弥格到达意大利之情形，提出两件问题，沙不烈君对于这两件问题，未曾有所发挥，而他的解说，我可不能赞同。此二问题一是卜弥格在物搦齐亚所执之任务，一是关系卜弥格叙述皈依事及其奉使事那部书的沿革。仅就世人所述者而言，卜弥格自中国出发时，应往访问物搦齐亚共和国，他对于此事并赍有庞天寿的一封信札。此外他在中国时，并奉命在物搦齐亚求法国大使介绍，此事在不少方面可以使人惊疑。往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这些国，尚有说也，试问这个物搦齐亚共和国对于中国南方的明朝，有何关系。世人且不能主张此城就是卜弥格在欧洲应到的一城，因为即根据沙不烈所引诸文，充分证明卜弥格想从Goa登舟，循海赴里斯本。至若他假道Smyrne同物搦齐亚者，乃因Goa的葡萄牙人不许前进，他无可如何改走的路途。在澳门时即奉有命请求法国大使介绍，事亦可异。Girard de Rialle在《通报》（1890年刊103—104页）中曾说：“如此看来，在此情况中必须有一个位高的介绍人，方免被拒，必须其人势大，才使他能以耶稣会士的身份通过，纵不然，也可使人视若无睹。顾据后文所言，卜弥格神甫所奉的训令，已预料有命其求助于驻在物搦齐亚的法国大使之场合。此种训令当然非桂林的朝廷所发出，应是卜弥格神甫的上级人员之命令，由是开辟远东公教传教会之法国保护制度，一仿当时法国保护近东伊斯兰教诸国基督教徒的情形。”沙不烈君（120页）对于上文末语假拟出诸远东耶稣会士，尤假拟其出于葡萄牙人Sebastiao de Maya的意思，以及忘记当时葡萄牙国王对于传教会所执行的保护权（jus patronatus）之情形，皆作极有理由之保留。然而他承认Girard de Rialle所根据的，是“毫无可疑的法兰西文同意大利文的文件”，所以说请求法国大使介绍，乃是出于澳门的训令，命卜弥格遵行，其实真相不如是也。意大利文的文件，仅照述法国大使致物搦齐亚官宪书中之语，考1652年12月7日大使书云：“该教士曾求余介绍于贵政府，余因其为耶稣会士，始以为难，已而阅其所赍之公文，悉其奉命来求驻此之国王大使保护，用特介绍”云云。大使所见的公文，应是中国信札之拉丁文的译文同Sebastiao de Maya的证明书，这些证明书，吾人已见其文（沙不烈书263页），仅是一种证明其为卜弥格本人，及其因中国副教区事务奉派西还的一封普通介绍书，[33]并无涉及物搦齐亚或法国大使之语。法国大使d'Argenson“知道”卜弥格应求他介绍者，并不是他曾在一种文件中阅悉其语，殆是聆悉卜弥格之言。然则卜弥格曾对他作何语呢？我的假定如下说，当时在路易十四世（Louis ⅩⅣ）遣派耶稣会士以前，甚至在外国传教会的神学院之创设，同法国主教之指定以前，葡萄牙人的保护制正在盛行，说不上在中国有人想命卜弥格在诸外国求法国代表之保护。可是卜弥格既受时势所强迫，不能取道好望角，而由近东西还，及至Smyrne，偶然附载物搦齐亚国的船舶。Smyrne的传教师明知此国不许耶稣会士入境，顾在近东地方，法国国王保护教会，并不是一句空话，于是我以为教唆卜弥格在物搦齐亚请求法国大使帮助者，就是近东的传教师。至若意大利文的记载所述法国大使对于物搦齐亚元老院之致词中，谓卜弥格说此种“教示”乃系出于远东传教的“几个法国人”者，盖因卜弥格为时势所迫，自以为于他的“使节”有益，故作此语。d'Argenson到物搦齐亚不久，轻信卜弥格之言，受了他的利用，而为之作保护人，因之颇受教廷公使之责难。

卜弥格此种违反事实的举动，比较他的别一举动，我以为过失尚小。这个别一举动，就是以太监庞天寿书面呈物搦齐亚的元老院。卜弥格服中国衣冠，持着一封上题一短行汉文的白绢封皮信札，用意大利语致短词，翻译封皮上的汉文，续出封皮内红纸信笺，译其文毕，仍置于封皮内。至是André Sin授书，前行两步，跪拜三次，起立，以书交总统手。此种礼节近于儿戏，耶稣会统领责备卜弥格，说他想在物搦齐亚充“大使”，非无故也。其实卜弥格所得的成绩，只能使人视为新奇而已，物搦齐亚国给了他一点钱，赠他同那个青年中国贵人各人袍服一件，可是对于那封仅致敬礼的书信，未作答复。

然则这封信札究竟是甚么信札呢？太后烈纳同太监庞天寿致教皇之二书的原文同译文，致耶稣会统领之二书的译文，吾人今皆见之，知其为真正信札，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庞天寿为何致书于中国毫无所知的物搦齐亚共和国呢？难道说卜弥格赍有致欧洲一切国王同共和国的书信吗？Girard de Rialle曾据题寄法国王后Anne d'Autriche一篇题词中的一句“不大明了”的话，假定有之，殊不知这篇题于1654年《略记》卷首的题词，乃是刊行人Cramoisy本人一篇奉承王后的话，不足为准。况在罗马讯问调查卜弥格奉使的真伪之两年半间，从未提到此类书信，可见其从未存在。如此看来，卜弥格所赍之书信，除致教皇及耶稣会统领之书信外，仅有一封别的书信，就是致中国所不识的物搦齐亚共和国之一书，而此书且是因道途所经之困难绕道所抵欧洲之第一国而提出者。

这种变则，势须使人取慎重态度，审查此所谓庞天寿书之后，慎重态度尤须加增。卜弥格对于耶稣会统领的辩解，说此书仅是一种寻常名刺（visitationis libellum），然则其内容为何欤？根据物搦齐亚国的档案（见《通报》1890年刊114页），封面之文若曰：Nel Grande Occidente alla Serinissima Republoca della Clarissima citta di Venetia lettera di salutatione mandata in segno di amicitia.[34]信内红纸信笺之文若曰：per il mandato dell'-Imperatore della grande clarita dell'Imperio della China.Universalissimo Vice Re dei Regni et Provincie Quam-tum，Quam-Sy，Fo-Kien，Generalissimo della militia in mare et nella terra，Principe dei Reguli di Quam-Sy，Tesoriero e sollecitatore dei redditi dell'Imperio.Nell'absenza dell'Imperator absoluto e solo Giudice et decisore in Tutte le cause.Primo Prefetto della Guardia，Gran Maestro delli Cavallieri，Supremo Cancellier，Intimo Secretario et Cameriero dell'Imperatore，Pam Achilleo Sina Christiano，con tutto il respecto et riverentia.Al Supremo et Serenissimo Prencipe della Clarissima Terra di Venetia，all'Ill，et Ecc.Senatori della medesima Republica，per il Padre Michel Boym Maestro della Santa legge della Compagnia di Gesu，libello della visitatione offerisse.

这封“书信”的汉文，在物搦齐亚的档库中未见保存，然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有之（Coll.Dupuy 776册76—77页），是为一种抄本，字体极劣，应出于一中国人手，或者就是André Sin写给法国大使的，其文如下：

泰西物搦齐亚光地公朝皇会帖子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敬于

物搦[35]亚光地

皇诸侯及公朝总会，

于老师卜弥格尔[36]耶稣会奉拜。

上录汉文，证其与译文相符，其第一行显然就是封皮上所写的文字，则为一种“帖子”，质言之，亦卜弥格所言之名刺，可不是仅具姓名之寻常名刺，乃为并具官衔之帖子。按：帖子亦用红纸为之，与寻常名刺相同，此处之帖子备具庞天寿之全副名衔，较为特别。然则吾人应假定卜弥格赍有不少庞天寿的名帖，以便转致预先指定的种种人之用吗？我在从前或以此说为然，但在现在则不敢信其为是。帖子上所具庞天寿的官衔，完全与致教皇书中的官衔相同，其余的词句应是临时增加的。好像不是出于中国文人之手，因为末一行卜弥格尔之名应列在耶稣会下，而反列在耶稣会上，文人不致如此颠倒，可以证之。我的断论以为卜弥格想增加他奉使的效力，于是抄录致教皇书中的名衔，制造一种庞天寿致物搦齐亚元老院的帖子，他居心并不在作伪，因为他仿中国的礼节，代表派遣他的人致敬礼也。卜弥格本性微好虚荣，据Dunyn-Szpot神甫之言，他是一个“喜人赞扬的波兰人”（appetentior laudis spiritus sarmaticus，参照沙不烈书134页）。他的使命多少使他脑筋眩惑，加以要制服若干障碍，实迫出此，吾人对之切勿责备过严。他虽然在物搦齐亚得到一种自负心的满足，可是在罗马所给的代价很大，竟被人疑他使命全伪，皇后烈纳这个不幸的使者，经过数年的辩论后，于失望中就归途，及还至中国境外时，不能入境，穷蹙死于中国边关之外，其情亦可悯矣。

第二个问题，就是卜弥格在1652年杪抵物搦齐亚所提出的问题。相传那时有本小册子，卜弥格在其中述其奉使之由来。Sommervogel书（卜弥格条），Streit书（第五册2221则），沙不烈书（214、251页），耶格儿撰文（200页）并言此小册子有一部初刻本，标题如下：

Breve Relazione Della China，E Della Memorabile Conversione Di Persone Regali di quella corte alla Religione Christiana.Per il P.Michele Boym S.J.Roma 1652.80.

这个标题固不足奇，卜弥格来自Smyrne，在1652年11月终或12月初直抵物搦齐亚，他在12月杪必尚在此地。可是1653年2月21日他尚奉耶稣会统领的命令被留在Lorette，最早只能在1653年3月行抵罗马，然则在此情况中，他的叙述如何能于1652年先在罗马出版呢？此外在罗马讯问此事之案件中，有一部德文刻本的小册子，说到卜弥格，同一种用拉丁文写的译本，但未说到这部相传是他所撰1652年的意大利文刻本。其实这部1652年的罗马刻本，虽经辗转著录，然未举其刊行人名及页数，而且无人见过，我敢信这部1652年的罗马刻本从未存在。卜弥格在罗马所受待遇既然不良，必未刊行何种撰述。[37]

又据Sommervogel、Cordier、Streit，沙不烈诸人的著录，好像他于1653年时在别处撰有一部小册子，而此小册子的沿革迄今尚未著录完全，兹先将我所知的诸刻本著录如下：[38]

（一）用德文在Lille（Ryssel）刊行的1652年本，或者亦有法文刻本，世人虽然未见此法文刻本，然曾明言法文刻本即是德文译本所根据的原本。此德文本之一切重刻本及译本，皆写卜弥格名作Bovyn，而不作Boym。

（二）法文本中国幼王皈依及卜弥格奉使大事记（La Grande Nouvelle De La Conversion Du Jeune Roy Dela Chine et de l'ambassade du Père Michel Bouyn jesuite polonais qu'il envoye à Sa Saincteté　pour reconnoitre son autorité.Liége Baudoin Bronckart.1653.80.8 ff.）。此标题见Sommervogel书，复经Streit书（第五册2224则）转录，虽不全对（因为旧写波兰人应作Polonois），此刻本必已存在。Sommervogel（好像是间接）根据著录的，即其一本，Streit未言何处藏有此本，我亦未获知之。

（三）德文本大事记（Sehr wehrte und angenehme neue Zeitung Von der Bekehrung zum Catholischen Glauben Des Jungen Königs in China vnd anderer Fürstlichen Personen und von Der Legation des Ehrw P.Michaelis Bovyn der Societät Iesu Priestern Polnischer Nation zu Ihrer Pabstl Heyligkeit nach Rohm.Item Von grosser hoffnung der Bekehrung der Tartaren vnd desz Konigreichs Tunquin welches allein so grosz ist alsganz Franckreich.Ausz dem Frantzosischen zu Ryssel vnd Teutschem gedruckten Exemplar.—Zu Cöln Bey Wilhelm Friessen im Ertz Engel Gabriel in der Tranckgasz.Anno 1653 In-4，4 ffnch）。此本前此未见著录，沙不烈君在宣教会获见一本（Lettere Antiche vol.193），他未校录标题（250页）。我根据他借阅的写真本，录其标题于上。

（四）德文别本，仅见Streit书第五册2225则著录，其所据以著录之本，就是Munich大学所藏之一本。

（五）又一德文别本，首见Sommervogel书第二册72页著录，继见Cordier《中国书录》二版820页，同Streit书第五册2226则著录，皆未言何处收藏此本。

据沙不烈君之说（214页同250页），有部拉丁文刻本（Utilia et acceptabilia nova etc.）曾在1653年刻于Cologne之W.Friessen书店，有一本现藏宣教会（Lettere Antiche vol.193）中，此说误也。据沙不烈君借阅的写真本，这部拉丁译文是一部写本，就是Friessen书店出版的那部德文刻本的拉丁文译文，在罗马翻译，以供不解德文的诸枢密员（cardinaux）阅览之用者，并不是一种拉丁文刻本的抄本。

如此看来，这部小册子有几版德文本同法文本，[39]只须阅读一过，就可见其在第二篇中说到卜弥格神甫（写其名作Bovyn，盖由Bonyim之转讹）。而本书并非卜弥格本人所撰，Sommervogel、Cordier、Streit、沙不烈诸人之说皆误也。本书根据中国的直接通讯，叙述诸皇后之皈依，同卜弥格之奉使。有一封发自物搦齐亚的书信，告诉此书的佚名撰人，说卜弥格在1652年11月22日到了物搦齐亚。本书撰人许续有所闻，将必详细记录，至是物搦齐亚有书信至，述卜弥格在12月17日[40]进谒元老院事。此书颇有舛误，而不见于1650年之《中华帝国纪要》，亦不见于1654年卜弥格的《略记》之中者。就中若言1648年时，皇子当定有五六岁，复又言有十二岁，其实皇子当定在是年出生仅有数星期而已。法文本同德文本的《大事纪》，殆为此书之一种来源，然此书实非卜弥格本人所撰也。

卜弥格本人的惟一撰述，就是用法文于1654年在巴黎印行的那部《中国王室皈依略记》（Briefve Relation De La Notable Conver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de l'ès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e.Faicte par le tres R.P.Michel Boym... & recitée par luymesme dans l'Eglise de Smyrne，le 29.Septembre de l'an 1652，Paris，S.Cramoisy，1654.in-12，6 ffnch.+75pp+1 pnch.），其标题全名见Streit书第五册2231则，同书谓Munich大学藏有一本，此外在国民图书馆同英国博物院（British Museum）亦藏有数本。其绪言内容有一篇题寄王后的题词，一篇致读者词。本文大致就是卜弥格于1652年9月29日在Smyrne教堂中用意大利语所宣布的演讲的译文，译文显然有所修改，沙不烈君以前诸著者，同沙不烈君本人所言永历朝之基督教，大致本于这部《略记》。此书当然重要，可是对于细节，应该慎重，取别的来源勘对，至若卜弥格这部撰述如何到达巴黎，其情形尚未详也。

此《略记》（除序文，致读者词，及出版特许权外）曾被转载于Melchisedech Thevenot刻于1664年的《未曾刊行的种种奇异行纪》之第二编中，占二开本14页。[41]

沙不烈君信有1652年在罗马出版的意大利文本之存在，于是又说（214页）“继续有其他意大利文的刊本”，其实在他以前，世人并未见有何种意大利文刊本，即在今日，我亦不能指出何处有此刊本。但是沙不烈君（214页同251页）曾在Ajuda城图书馆中见着两部抄本，其标题曰Breve raconto della conversione delle Regine della Cina col battesimo del figlio primo genito dell'Imperatore e d'alteri progressi de la S.Fede in quel Regno，[42]出版年是1657年，出版所在是Parme城的Mario Vignia书店，我亦不识这部刻本，观其标题，应是《略记》之文，好像是译自法文者，然未敢必其是也。

Der neue Weltbott第一编十三号，曾将卜弥格《略记》的德文本删削三分之二，并为订正（verbessert）的。刊行人未言其本于何本，好像就是1654年的法文刻本。

Michel Juniewicz神甫在他所辑的Listy rozne第四册70—81页中，刊布波兰译文（Relacya o Chinach etc.），[43]以1756年在Varsovie出版。

最后Väth的《汤若望传》124页，著录有一部Relatio des P.Boym，in München，Staatsarchiv 16，277本，沙不烈君既未知之，我亦未详为何本。[44]

罗马宣教会于1653年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卜弥格神甫的事件。一次在4月1日，一次在7月22日，一次在9月16日，于1654年8月24日又开大会一次。末次开大会于1655年9月6日，世人以为此次或有定谳，因为此次大会指定一委员会审查其事也。1654年8月24日的大会，仅止于一种“祈愿”，表示此案或者是一大骗案（沙不烈书165页）。1655年9月6日大会所指定的委员会，于是月24日集会，并未断言卜弥格使命之非伪，仅表示其意见，以为使命若假，教皇作一答书亦无大碍，使命若真，置而不答则妨碍甚重。由是卜弥格神甫遂被接待。他在这种半信半疑的状况中，于等待三年后，始获得1655年12月18日教皇答太后烈纳同太监庞天寿书。答书不着边际，仅嘉奖这个爱女同这个爱子之信教热忱。顾在卫匡国（Martini）神甫适由中国来讨论礼仪问题，可能证明明亡清兴等事变之时，教廷答书措词不能更善于此也。况且耶稣会统领只取旁观态度与物搦齐亚同欤。

卜弥格持有教皇答书，遂赴里斯本，于1656年3月30日登舟，同伴偕行者八人，内有葡萄牙人四人，比利时人三人，英吉利人一人。同年11月6日抵Goa，[45]时Goa被荷兰舰队封锁有一年矣。后来四个葡萄牙人的踪迹不详，[46]英国人则在菲律滨途中沉没于海。[47]三个比国人就是柏应理（Couplet）、鲁日满（de Rougemont）同Hartoghvelt三人，则循陆道赴印度东岸，乘舟渡榜葛剌（Bengale）湾，遵陆而至暹罗，Hartoghvelt在1658年死在暹罗之Ayuthia城。柏应理同鲁日满于1658年6月在暹罗登舟，同年7月终抵澳门。[48]

当此时间，卜弥格之行踪何在呢？沙不烈君于他在里斯本出发后（205页），仅言“一六五八年这个波兰耶稣会士，终于行抵暹罗”，Väth神甫（234页）云：“卜弥格本人好像在Goa被围以前，继续循平常路途，进向澳门。”我以为此说不合真相。据1658年3月7日白乃心之书信（Bosmans书63页），Goa之被围，至是已有一年，又据1657年5月1日Hartoghvelt之书信，谓卜弥格适在是时以前出发（同书61页），如此看来，他出发时Goa已被围矣。然则他循何道呢？显然就是一条危险道途，因为同伴诸人皆不欲与之偕行也。顾同伴诸人所取之途，就是循陆而至印度东岸，渡海至顿逊（Tenasserim）。卜弥格当然未取此道，我以为他自量在罗马耽搁年数已久，心中不安，必不愿久在Goa停留，于是雇了白乃心所言之一小舟（同书63页），沿海岸行，犯冒危险，偷过荷兰人的封锁线，已而不知在何境况中抵于暹罗，其时应在1658年初也。

卜弥格想从暹罗径赴澳门，不想又有障碍发生，澳门的官宪使人告诉他，说清人不愿见明朝使臣之还澳门，否则澳门将受其祸。[49]卜弥格在暹罗微得闲暇，遂将他所撰的《医钥》（Clavismedica）加了几编最后序文，寄给欧洲的医师。澳门一道既不能往，乃取别道，附一荷兰人领港的中国海舶，进向交趾，在道也遇了些险阻，终由红河之一港口入交趾，几于同时有耶稣会士Giovanni Filippo de Marini等六人在1658年7月17日从别一港口出海，进向澳门。卜弥格到了交趾以后，投依Onufre Borges神甫所，留居至1659年2月16日。[50]他在1658年11月20日致Toscane大公爵书，就是在留居时间作的。他始终不离幻想，故在书中尚说永历统率四个军队，同战象百头，以其所辖五国之众，光复其余中国的土地（沙不烈书208页），孰知永历在此时已退走到云南西南隅之永昌、腾越（Moulmein）等地矣。[51]当时公教在交趾几被完全禁止传布，赖Borges之苦求，交趾始许卜弥格通过其境，前往中国。卜弥格寻觅乡导阅数月，最后方抵广西边界。不意边界关口俱为清人把守，不能入境。卜弥格乃致书于Borges神甫，请他转求交趾王，许他重回交趾。交趾王拒绝不允，卜弥格疲惫失望，因得疾，殁于1659年8月22日。[52]其艰苦获得之教皇答书，竟未能传达，他的同伴André Sin始终相从不去，乃为之办理后事，葬之道旁，树一十字架，建一碑石，事毕，偕一中国官逃入山中，以避清兵之搜捕。Borges神甫先是遣青年三人往助卜弥格，及至，诸事已了矣。[53]

时瞿安德神甫已前死矣，其死亡之情形不明，《略传》二版268页同Streit书第五册779则所采之传说的死亡年月（并参照耶格儿撰文199页），是1651年12月12日，不知何故沙不烈君未采此说，仅言其死年是1652年（191、195页）。其实这个明确年月亦不知何所本，瞿安德神甫被害之消息，乃间接得之于交趾传教会道长Borges神甫之一封书信者，此信已遗失，然在1662年曾为Giovanni Nadasi采录，又在1663年曾为Marini采录，而Borges又言其得此消息于卜弥格者。[54]按：卜弥格在1658年7月至1659年2月间，客居Borges所，前已言之。顾卜弥格在1651年1月1日离远东时，在瞿安德之死前，后在1658年归来时，瞿安德亡故已久。据Borges之说，卜弥格得其详情于瞿安德之旧友某中官，同瞿安德被害的广西省中之基督教民。卜弥格闻此消息，必不在居留交趾之时，脱在此时，Borges必亦直接闻之，加以他在交趾觅向导有数月，足证当时河内无广西的基督教徒导之赴广西。我以为卜弥格到了广西边境始得此讯，他当然惦记他的旧日同伴之存亡，于是见着那个中官，同那些基督教徒，得到瞿安德被害的消息。Borges书信中有一段重要的细情，曾经Nadasi保存，而未经Marini记录者，就是说瞿安德被害的地方在田州附近。顾太后烈纳亦在1651年5月30日死在田州，1651年杪，永历从南宁走贵州，瞿安德之被害，似应位置于是时。可是其事过去已有八年，那个中官同那些广西基督教徒，似乎不能确指被害之日，根据Nadasi同Marini所转录信中之文，Borges并未指明月日。有人说庞天寿曾将瞿安德的遗体安葬，此说之来源及真伪，尚有待证明。则1651年12月12日的死期，现在亦颇难作准也。

卜弥格虽在奔走流离之中，可是曾撰了若干科学的著作。他的1654年的《略传》，末了有一条注字，曾言这些著作不日成书。在他生前刊行的，仅有《中国植物》一种（沙不烈书c页、217—219页、251—252页）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55]顾卜弥格于是年3月30日在里斯本登舟，或者在生前未见这部刊本。卜弥格曾绘了若干中国地图，我曾在教廷同海军水道测量局见过。沙不烈君对于此图已有详细说明（229—235页）。卜弥格对于日耳曼帝Ferdinand Ⅲ d'Autriche同Kircher神甫，做了两篇汉文拉丁文合璧的赞词，载入Oedipus Aegyptiacus第一册的卷首（沙不烈书214—216页）。[56]他的Tabual Sinensis曾被收入Raccioli的Geographia reformata中（沙不烈书227—228页）。他的1653年11月4日关于西安碑文的书信，同对于碑文的解释，并载入Kircher的《插画的中国》（China Illustrata）之中（沙不烈书219—266页）。[57]此外沙不烈君尚有失考者，卜弥格并曾将下述二书交给Kircher（见《插画之中国》225页）。一部是Liber de formandarum literarum ratione，或者是汉文本，无论如何，要非卜弥格的著作。一部是Dilucidatio summaria rerum Sinicarum，倒是他的著作，或者就是巴黎邮政街旧Sainte-Genevière藏书馆所藏题曰Rerum Sinensium compendiosa descriptio那部写本，其中有一部分是本人的笔迹。

沙不烈君（226—227页）以为尚有二书本于卜弥格，一部是《插画的中国》所载那篇《教理问答》的英译文同意译文（不仅法文译本有之），一部是《汉法字典》，仅《插画的中国》法文译本中有之。据1654年的《略记》卷末胪列卜弥格的那些将要成书的著作，果有一部《中国教理问答》（Sinicus catechi smus）。但是Kircher所转载的那部汉文教理问答，确非卜弥格之著作，其标题曰《天主圣教约言》，乃是苏如望（Joao Soerio）神甫所撰，好像初印于1601年，嗣后常有重印本（参照《略传》57页，又《通报》1932年刊114—115页）。至若将罗马字注明汉音，并译为拉丁文的，也许就是卜弥格。《插画的中国》法文译本（324—367页）所载之《汉法字典》，亦非卜弥格之著作。沙不烈君根据Fourmont之说，以为这部字典所本的，就是纪元后一百年顷的《说文》。其实不然，前述的那部Liber de formandarum literarum ratione，或者采有《说文》在内，然而《说文》同这部《汉法字典》毫无关系。因为这部字典所辑的是近代语言的词句，按照当时传教会中所用的葡萄牙字母编次而成，首一字曰ça，就是汉语“杂字”之对音。利玛窦曾编了一部汉语字典，《略传》二版41页引金尼各（Trigault）之说，以为这部写本好像业已保存。顾在Kircher的《插画的中国》（118页）中胪举利玛窦著作内，说有一部汉语字典，并说将来有法即为刊行。如此看来，《插画的中国》法文译本中所载无汉字的字典，说是利玛窦的这部字典，亦有其可能。但是这类字典改订本甚多，尤其是我在教廷图书馆所见的那些写本（参照《中国书录》二版3908—3910行）。这些不同的字典的比较研究，尚未有人着手，则不能确指某本为某人所撰也。

卜弥格最要的著作，要数医学的著作，1654年的《略记》卷尾所列举的著作中有一部《中国医术》（Medicus Sinicus）。Kircher在他《插画的中国》（120页）中列举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以后，说还有一部中国医书，亦为卜弥格所撰，他在1667年时，尚不知道已否刊行。按：此医书必是《医钥》（Clavis medica）。这部书几乎不能出版，沙不烈书（235—248、264—267页）曾研究此书的沿革，但是他所言此书写本之落于刊行人Cleyer手中的情形，好像有误。

据沙不烈君（236页）之说，“柏应理神甫是卜弥格神甫的旅行同伴，曾在1658年将卜弥格这部写本交给Batavia城的耶稣会士，请他们寄到欧洲。卜弥格神甫的那些译本被荷兰人所没收，削除原撰人名，由东印度公司医师长Hesse-Cassel地方的人André Cleyer刊行，攘为己有。这个剽窃他人著作的人，并将后来（约在1669—1670年间）从广州寄到的若干其他种种汉文文件的译文加在其内。这些译文，据Rémusat之说，似为卜弥格的译文，而非别的传教师的译文，Cleyer于是辑为巨册，于1682年在Francfortsur-le-Mein城刊行，题曰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此说乃取之于Rémusat的《亚洲新杂纂》第二册227—228页者。沙不烈君复引Rémusat之说云：“Cleyer在两年前，曾别刊行此类著作若干种，一部标题是Herbarium parvum Sinicis vocabulis indic insertis constans，别一部标题是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于1680年在Francfort城出版，好像就是前一书的节本。”沙不烈君（237页）又发表自己之说云：“柏应理神甫或者在Cleyer手中将卜弥格的写本夺回，或者用其他方法，在1666年又将Clavis medica印了一部新本，题作卜弥格撰，由是物归原主。”

我以为沙不烈君误采Rémusat的臆说，缘记载之文不同，致使解说纷歧也。

总之，Rémusat所说1680年在Francfort出版的那部Herbarium parvum，或者要删除，而那部《医钥》是必定要删除的。Herbarium parvum复经Pritzel（Thesaurus literarice botanicae 1851年本49页）著录，其后《中国书录》二版442页亦有著录，可是无人见过此书一本，好像Pritzel所采的是Rémusat之说。而Rémusat本人有所误会，所言者好像就是1682年刊行的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第五编后半（24—54页）之289种药材。至若1680年在Francfort出版的Clavis medica etc.，应是1686年出版的Clavis medica。惟是Rémusat间接取材他书，不识其为同本，而所本之书又误1686年作1680年也。

至若一种所谓付给写本的1658年的年代，甚至柏应理将卜弥格写本寄给Batavia的耶稣会士在1658年一说，确有所据，但似未解说明了。卜弥格于1658年在暹罗之Ayuthia城为所撰的《医钥》撰了两篇最后序文，一篇是致读者词，一篇是致医师词。柏应理迄于Goa曾与卜弥格同行，顾卜弥格在1657年4月先由Goa出发，并在1658年逗留Ayuthia很久。柏应理亦在1658年抵暹罗，是年6月复由暹罗出发，适与卜弥格附舟赴交趾同时，则此二耶稣会士必曾相见。我以为卜弥格将欲不经澳门径赴广西，当时必定将其写本交给柏应理，其撰两篇序文应在此时。但是柏应理未赴Batavia，因为柏应理为避荷兰舰队，故不直接由Goa径航中国，若说他在此时赴Batavia，是又何异进入虎口。所以我以为柏应理携带卜弥格的写本全部进向澳门，毫无可疑。[58]

然而柏应理是Malines城的一个Flamand人，他的同伴Hartoghvelt是Amsterdam城人，所以他们两人颇受暹罗的荷兰商馆经理Jan van Ryck夫妇的优待。及Hartoghvelt死，柏应理曾托这个经理，将他的一封信连同信札一束，寄给Batavia的总督Maetsuyker，转交给Hartoghvelt的亲属同教会上级人员。这一束信札中附有柏应理行纪一篇、致卫匡国神甫信函一件、《关于中国人按脉诊病的方法》一小册。我们可以承认此小册子就是卜弥格著作之一部残抄本，盖卜弥格或在欧洲赴Goa之途中，或在暹罗，不无抄录其著作之时间也。但是此抄本似无题名，而在我采录上述这些消息的信札中，柏应理亦未著录卜弥格之名。[59]

总而言之，1658年柏应理寄送卜弥格写本的一部分抄本之事，不足以为Cleyer洗刷攘窃他人著作之诬也。

按Cleyer于1682年在Francfort城刊布的那部《中国医法举例》（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分为数编，每编分计页数，其著录的“刊行人”名，固然是Cleyer，然Cleyer未说是他的译文。第一编分四卷，附木版图二十九面，铜版图一面，乃是旧题王叔和（纪元300年时人）所撰的《脉诀》。第二、三两编明言是一个“欧洲考据家”的撰述。第四编就是摘录此考据家发自广州的几封信件，诸信所题年月，是1669年2月12日同10月20日，1670年11月5日同15日，可见Cleyer张冠李戴的举动，并不如世人所言之甚。

然则Cleyer的材料从何自来，其刊本如何印辑呢？我对于这件问题，并无充分的材料以供答复。然而我的假定如下：[60]Andreas Cleyer是Hesse-Cassel地方的人，得有硕士学位。在印度时，人习称之曰博士，不知在何时到Batavia，仅知他在1665年已在其地。1697年尚存，以药剂师同外科医师得名。其地位颇为人所羡慕，他的花园在当时很著名，他曾同Amboyne城的Rumphius，以及不少欧洲考据家，尤其是柏林汉学家Mentzel时常通信。在1682—1683年，同1685—1686年间，他在日本的荷兰商馆诸经理之列。他在1680年回到欧洲，其事或有可能，但是在1681年5月，他确在Batavia，因为德国人Vogel在那里见过他，并说到他那部书。此书不久便付印了，就是《中国医法举例》。既然有人在1681年5月见之于Batavia，足证Cleyer寄书付印时，应在此时之后，而监督印刷者，并非Cleyer本人。此书在当时并不受人欢迎，他有几个朋友并且劝他将此书废弃。

至若若干译文何以得到Cleyer手中的情形，可以假定如下说：1682年8月18日Rumphius有封信说，几年前他将一部写本送给Cleyer，此本是用汉文同拉丁文合写者，言中国人按脉诊病事。他以为Cleyer利用这部书必较他为善（见F.de Haan书452页）。这部书或者就是旧题王叔和所撰的《脉诀》，或者是后面的一部书，题作Pulsibus explanatis medendi regula者（在第五编上半），并且包括其后的药名，也说不定。

至若《脉诀》的译文，虽然有Rémusat等之说，实无以属卜弥格之何种理由。按：在1671年时，Grenoble城刊行有一部书，题作《中国医术秘诀即在脉搏之完全认识者》。此本由一大有功能的法国人自广州寄来。[61]序题1668年10月21日作于广州，撰者是一个谪居广州已有三年的传教师。我以为此传教师好像就是作1669年2月12日同10月20日及1670年11月5日同15日那些信札的“欧洲考据家”，或者也是《中国医法举例》第二三编的撰人。如果能确定1671年出版的那部书的撰人为何人，就可同时确定Cleyer的《中国医法举例》之一撰人或主要合撰人为何人。但是我的材料尚嫌未足，未能在谪居广州的那些法国传教师中确指其人，加以我未亲见1671年在Grenoble出版的那部书，不能辨别此书是一个欧洲人的著作，抑是《脉诀》的一种译文也。[62]

姑无论1682年Cleyer所刊布之《脉诀》的拉丁译文，是否1671年刊行的《医术秘诀》的撰人。那个法国传教师的译文，要非出于卜弥格之手，卜弥格对于中国医术，除撰有1686年出版的《医钥》外，或者尚有构成1682年出版的《中国医法举例》第五编两半的两部小册子，此外并无说他撰有别书的何种理由。我们现在既有1682年的《医法举例》，[63]可以取来同1686年的《医钥》对勘。[64]沙不烈君（264—267页）曾将此二书详细审查，除所言之题目相同外，别无关系。1682年的《医法举例》任何部分，不重见于1686年的《医钥》之中。则若1682年刻本的标题不使人主张相反的解释，势将以为1682年的《医法举例》中毫无卜弥格的撰述矣。

总之，这部1686年的刻本，并不是柏应理举发Cleyer前此“剽窃”的一种报复刻本。只须读其标题全文，即可释然，其标题曰：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autore R.P.Michaele Boymo，è Soc.Jesu，& in China Missionario.Hujus operis ultra viginti annos jam sepulti fragmenta，hinc inde dispersa，collegit & in gratiam Medicae Facultatis in lucem Europaeam produxit Cl.Dn.Andreas Cleyerus，M.D.& Societatis Batavo-Orientalis Proto-Medicus.A quo nunc demum mittitur totius operis Ewemplar，China recens allatum，& à mendis purgatum，Procuratore R.P.Philippo Copletio，Belgâ，è Soc.Jesu，Chinensis missionis Roman misso.Anno 1686。这个标题完全明了，不能发生误解。柏应理是代理人（Procuratore），被派至欧洲，在1681年12月5日附一荷兰船舶离开澳门，路中遇风暴，强其停留于爪哇西北之Bantam，待船好久，至1683年2月8日方能又附舶行，至同年10月8日始抵荷兰之Enckhuyzen。按Bantam相距Batavia不远，Cleyer认识他的“大同乡”柏应理，并获得卜弥格的改正本，显在柏应理被迫停留之时。后来他将此本寄到欧洲出版，虽然有Bayer（Museum Sinicum，28—30）首倡的，Rémusat缘饰的，同Pfister，Cordier，Streit，沙不烈诸人承认的那件传说。Cleyer不特未将卜弥格的撰述攘为己有，而且使这个波兰耶稣会士“隐藏有二十年”的主要科学撰述得著录原作者之名而显于世，不特无过，而且有功也。

1682年本的标题固然明了，然而此本出版的情形则不如是，其本未著印刷的所在，诸目录亦未著录。《中国书录》二版1471页著录此本有144页，下有小注云：“《医钥》——见一六八六年Norimbergae（Nuremberg）城天然异物研究院《异物杂纂》（Miscellanea Curiosa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第四年十卷本二编，附录一一四页。”沙不烈书（239、257、258页）亦说到此附录，谓有“一一四页”，乃是《医钥》的“报告书”，然而Bayer（Mus.Sinic.30页）早已说到《医钥》已载入Nuremberg城的天然异物研究院的十卷本（decuriae）中，其说是也。考所谓1686年的特印本中之册页图版，尚著录有六年十卷本二编（Dec.Ⅱ，Annus Ⅳ）字样。如此看来，此1686年的所谓特印本，就是一种单行本矣。[65]

此外Bayer说《杂纂》本之刊行，曾经柏应理同Mentzel参订（Cupleto et Menzelio adnitentibus）。1686年柏应理固尚在欧洲，但是将卜弥格的写本从Batavia寄到欧洲的是Cleyer，前此曾经说过，殆因Bayer误解1686年版本上的标题，以为柏应理在Batavia将卜弥格的写本从Cleyer的手中夺回，携还欧洲。[66]反之，Mentzel倒是Cleyer的一个通信人，他接到写本将其印行，其事亦有可能。

现在仅须说明的，就是这部《杂纂》本的标题，如何包含有Cleyer从前刊布卜弥格残钞本的话，其所指者不能为1682年的《医法举例》。盖1682年的《医法举例》同1686年根据一部全写本的《医钥》，无共有之文也。欲详此种变态，我将首先说明1686年本的标题，必不是Cleyer自撰的标题，乃是出于刊行人者。而此种刊行人在《医钥》之几个段落中，常有窜改，1686年的《医钥》，并不是卜弥格之一字不易的原写本也。

卜弥格在他所撰序文中说过，凡刻其书者，必将汉字转录，否则视若伪本（spirium），可是1686年的刊行人（或者1682年的刊行人也是一样）不加一词，将卜弥格写本中的汉字删除，仅留存罗马字的译音，同拉丁语的译文。当时欧洲无有汉文字模，这也无怪其然，至若原有的药品药方，刊行人曾追加一段话（18页），说此种药方对于欧洲医师毫无功用。而药品一到Batavia，甚至就在澳门，早已变坏，不能将其运至欧洲。由是在1686年的《医钥》中，无药品的名录。此外1686年的刊行人谓有图版二十九面，然仅印有五面（其实五叶，上有六图），余图则请读者参考1682年的《医法举例》。

然则应该如何断论欤？按：1686年本的王叔和（Uâm Xo ho），当然就是1682年《医法举例》中的王叔和（Vám Xó Hó），而书中之三十图（或二十九图），乃是误题此撰人名者，可是不能因此必谓卜弥格曾译此书也。1682年的《医法举例》开卷之拉丁文全部译文，或者就是等如1671年《医术秘诀》的拉丁译文，而其来源或者相同，卜弥格与此二译文殆毫无关系也。总之，《医法举例》中之文，能以属卜弥格者，只有第五编之两半。前半（1—24页）题曰Auctoris Vam Xo Ho pulsibus explanatis medendi regula，是为药方，其中汉名的译音甚伙。后半（24—54页）题曰Medicamenta simplicia Quae à Chinensibus ad usum Medicum adhibentur，乃是289种中国药品之叙述同用法，以罗马字译写汉名。好像这就是Rumphius在1682年前数年，赠给Cleyer那部包括有汉文同罗马字译音、拉丁语译文的写本。这部写本乃是卜弥格的《医钥》残钞本，其未署名，亦意中或有之事。1658年柏应理寄到Batavia的，或者就是此本。1686年刻本所载卜弥格序文言及的，就是此种药方同药品，但是1682年的刊行人，因无汉字，遂将汉字删除。1686年的刊行人，以为这一部分无用，又将其文完全删除，可是忘记声明在1682年的《医法举例》中有其删除之文也。现在我的解释如此，如欲保其不误，必须详细合勘《医法举例》同《医钥》二本，同时并须核对1671年的《医术秘诀》本。

1686年的《医钥》，赖Bayle的宣传，曾有声于一时，致使沙不烈君尚追随18世纪及19世纪的反响。尤异者，中国医术的脉诀，影响外国如是之重，Hervieu神甫在18世纪时，竟将这部题作王叔和的《脉诀》，从新翻译，载入du Halde的《中国志》之中。而且最近在Saint-Sophie图书馆中，发现一部附带图画的写本，用阿剌伯字译写汉字之音，是1300年顷一个波斯人的手笔。这部用阿剌伯字音译的中国书，就是误属王叔和的《脉诀》。

卜弥格尚得有一身后名，沙不烈书未曾言及此事，盖世人曾以卜弥格的名称，用作植物学中一个亚类的名称，即Boymiae亚类是已，其定名之情形与时期，不难寻究也。[67]

由此观之，沙不烈书已须及尚须核定之点不少，[68]盖因沙不烈君过于信任前人之说，加以中国史事不为欧洲所深悉者，莫过于永历一代之可悲的历史，固致有此成绩。沙不烈君裒辑材料虽富，我以为未将卜弥格的真相表出。此人之传记，颇类圣者传记，他原抱希望甚大，乃在高处跌下。在罗马时，久受嫌疑，加以他的中国衣冠，发表的演说，大使的态度，同他完全不解中国政治状况的心理，不免受人的批评，招致人的欺骗。惟应知者，他始终以为忠于明朝，忠于本教，而在奇难景况中，竟能留下一部科学著作，而这部著作之在当时，未可轻视也。[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