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之宗教的外交

中国士夫具有守旧排外心理，然则诸传教师用何法以安华人之心欤？利玛窦明了此种心理，知中国士夫有一弱点，即好奇心重，并为西学所吸引，遂由此方面进行。共计划则在先以科学获得士夫之钦仰，然后赖士夫之声望，获得民众之信从。由是成为一种完全科学的传教。玛窦与后任诸人从澳门运送无数天文器械，天体仪、地球仪、日晷、时计，与一切西方学艺出品来京。至若耶稣会士之获得朝廷宠眷者，盖由天文学者、历算学者、物理学者，或地理学者之资格有以致之。彼等奉命改定历书，入钦天监办事，铸造火炮。诸耶稣会士以欧洲科学获取中国社会之欢迎，同时并注重于中国文化之研究；则一方面在一定限度中将泰西表现于中国，一面用记录将中国表现于西方。第其能获有成绩者，首在剥去一切外来性质，而使公教合乎华人心理。关于此点，中国、日本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之创举，实有著录之必要。先是澳门诸耶稣会士谋使新入教者成为葡萄牙人，别言之，使教民欧化。礼安则不然，其传教也，不注意国籍，而使宗教切于华人之用。遂在澳门创设一纯粹华人教区，从东印度召致热心传教之青年耶稣会士巴范济（Pasio）、罗明坚、利玛窦3人来，使从己意，不为澳门其他会士怀疑主义所动摇。自是以后，耶稣会传教师之衣服、饮食、处世接物之法，悉遵华制，勤习中国语言、文字，而使利玛窦得以成功者，实礼安之发动有以致之。玛窦固享开教中国之名，礼安之功未可忘也。观《传教信札》之记录，具见耶稣会对于会士华化之注重。所收信札中有二件，[31]一由沙守信（de Chavagnac）神甫作于1701年12月30日，一由Pierre Martin神甫作于1700年6月1日，传教中国的完善耶稣会士之像貌姿式，可以概见于其中焉。在极端违背法国气质的意义之下，完全改变其生活，决心在一切事物中拘束自己；务须避免气性活泼；始终恭谦温和庄重，对于华人之嗜欲，悉以忍耐处之；严密遵守中国礼节，务求合乎利玛窦神甫所遗之模范。此种务求与所处环境相调和之志愿，盖为耶稣会士传教特质之一种。此法不仅玛窦适用于中国，并有意大利籍耶稣会士Robert de Nobili适用之于印度。其人于1606年抵印度。迄于1656年之殁，服婆罗门衣，传教于此阶级中，受劝化者70人。欲使印度人信服，不恤跣足断绝肉食，实行悔罪，较之入华传教师之衣儒服（玛窦初着僧衣，后改儒服），舆而行者，不可同日语也。

别一耶稣会士洪若翰（de Fontaney）于1704年自伦敦致书于de la Chaise神甫有云：“不可以一致苦行妨碍传教事业；其适于此国者，不能适用于彼国也”；[32]方法之有伸缩，盖为成功之条件。

观察入华耶稣会士之进展，其事诚可感而可惊。华人自尊心甚重，而其远古的文化所培植之社会所具有之习惯，切忌不可抵触。是以由一外国宗徒从西方输入之基督教，竟得此老大帝国士夫之景从。利玛窦神甫传教前之预备工作，诚有令人惊叹者在：绘地图时位中国于世界之中心，撰书籍则言基督教与儒教之相近，衣儒服，持赠品与仪器，恳求万历皇帝正式承认公教；如是者17年，始得其效果。

惟此传教师死后蒙帝赐祭葬，而在生前得收效于上级社会之中者，实因其对于礼仪问题所采之态度有以致之。利玛窦神甫之外交手腕即由斯表现，务求基督教外被中国容貌，而减少其足使华人远离之种种面目。

应知中国各家祭祀祖先，地位愈高者祭祀愈虔，为官者每年必须祭祀孔子与国神，由皇帝主祭。此种祭祀，中国士夫必须举行，违者罪之。

利玛窦神甫了解此种数千年的习惯为社会构成之基础，脱使新入教之教民放弃此种习惯，是无异使之自绝于国家。如果禁止官吏参加祀孔或其他祀典，亦无异强之自异于国民。

玛窦对于此种祭祀如果禁止太严，则必使上级社会之人远离。顾其所求者即在士夫之同情，复由士夫而抵于群众也。

所以玛窦对于中国制度风俗与基督教信仰道德并不根本违背者，悉皆宽容。盖详审之，士夫之为此种祭祀，并不涉及迷信偶像，缘其为国祀、家祀，而不属宗教之范围，故听新入教之教民为之。此外并许教民使用天主、上帝等字以称真主，盖玛窦以为此种名称原由士夫专用之于统治世界之无上真神，后因僧人与群众变其原义，而以移称天空。此种解释，由玛窦创之于先，耶稣会传教师几尽从之于后，成效遂以大显。

其后阅时久之，耶稣会不免受强烈之抨击。此点暂置不言，后此言及卜弥格神甫时将重有言也。